（译者序）
一切从上帝开始，最后仍归于上帝。
在天上的主有心启发下，众天使有了在诸星球间加上地球的灵感，并且让那小小的球体上有各式各样会生、老、病、死的生命。上帝也莞尔。于是天使们便兴高采烈地将所有生命的设计图（实物比例）呈献给他们的大家长看。鲸获得满堂彩，恐龙引发议论纷纷，狗、玫瑰和跳蚤显见前途无量。这时猥猥琐琐出现的一个大天使挤到主的面前，不顾众人非议展开了自己的设计图：人类。线条不够流畅，毛发东一撮西一撮，貌似猴子，模样滑稽，笨拙难看。可是设计师说：“万物中，他们将是唯一理性、知道您的存在、懂得敬仰您的。他们会兴建巨大的庙宇，浴血奋战，使您荣耀。”上帝不是不知道后果为何（“你是说知识分子？……离知识分子最好远一点……这个人类啊，你给他一点甜头，他可以给你搞出一堆事来……”），然而刺激游戏的诱惑难挡，于是乎有了人类，以及所有因为一时任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上帝的任性之作只有人类吗？
迪诺·布扎蒂（Dino Buzzati）一九〇六年出生于米兰，童年及成年后分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纪的种种迹象，如果朝现代化及非精英社会迈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扩张，原本昭示着美好的前程，却因为战争顿时化为乌有，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临了政治的积弱不振，社会动荡，心理上渴望强人领导的需求日增，造就了法西斯的崛起，以维持“秩序”之名行强权之实，进而宣布独裁（一九二五年）。毕业自法律系的迪诺·布扎蒂于一九二八年进入报业工作，担任地方记者，一九三九年任非洲特派员。
作为知识分子，却无法发挥知识分子直言敢谏的批判角色，迪诺·布扎蒂应该有极其深刻的内疚和焦虑，还有自抑心理。纵握有一支笔，在必须“客观”陈述的新闻报道中却找不到宣泄管道，他转而寄情于文学。
同时期，卡夫卡的作品已经广为世人所认识。对乌托邦的期待落空，二十世纪初维也纳政治、文化地位的日趋式微对当时整个中—东欧的影响甚巨，视这段历史为人只要存在便无法避免的伤口的卡夫卡，在文字间透露出虚无主义的阴郁、凝滞、空虚，“说尽一切却什么也不予肯定”（加缪语）。迪诺·布扎蒂在结束非洲之旅，着手进行小说《鞑靼人沙漠》的创作时（一九四〇年出版）毫不掩饰他对卡夫卡的仰慕。
但布扎蒂毕竟是新闻人，关注的对象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是入世的。而且不同于卡夫卡的专研语言（锋利、不带感情、超乎现实的隐喻笔触），布扎蒂视语言为媒介、沟通的工具，然后在看似“正常”的基础上架构一个神秘、荒谬的世界，随着故事铺陈，让挥之不去的心底梦魇慢慢在文字间浮现。
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这本短篇小说集《魔法外套》中，他屡次借造物主或第一人称表达对知识分子的鄙夷，说明了布扎蒂即使在极权时代结束后对自身角色认识上仍抱持相当的不信任与焦虑，在偌大的不安笼罩下，虽然有时候撇开了沉重的说教式叙述，改以戏谑口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怀抱重建梦的人说出自己的悲观看法，却挥不去自然形成的神秘色彩。这些神秘色彩仿佛为人类种种无常找到了依靠和借口。
以报道者（上帝？）之姿端坐于现实之上居高俯瞰，看尽人间百态，有得失，有嘲讽，有觉悟，有批判，直看到起了《凡心》，因为在人类的追求过程中“又找到了生气、活力、哭泣、绝望、青春的生涩力量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刹那间天上—人间/真实—虚幻的距离被拉近了，人们对极乐至福的渴望不再遥不可及，因为造物主决定纵身一跳，与我们同在。虽说当他点头同意人类的设计图时，是这一切苦难、喜悦、期待的开始，却也是现实真正落地生根的时候。
倪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