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要力求自己更多地写一点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既然我吃着国家的“皇粮”，摇着公家发给的圆珠笔。
我想我会渐渐地将个人的忧患意识，转化为对人民对祖国的忧患意识的，我想我会不断地克服自我障碍，不断地走向自我完善的——也许那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境界。
我已经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身上，学会了热爱生活。
30岁之前，我一直把文学看成是生命的第一需要，看成是救生圈和唯一的支点。我把我的情爱和时间全部献给了她——献给了我心灵祭坛上的文学女神。
在为她献身的信念鼓舞下，我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通常是纷乱撩人的“少年维特”的危险期，锁住了青春少女情窦初开时的一颗不平静的春心……
我把自己关在那春风不度的不到三平方的小斗室里，年年复年年，月月复月月，用女性的虔诚和坚韧，为得到文学女神的青睐，忘我地耕耘着，拼搏着。
在经历了多少次屡投屡退的打击后，在差不多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文学女神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向我垂青了。
作品，一篇篇地发表了……
韶光，却在一年年地溜去……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是人届三十了。
哦，文学女神——我心中的女神，此时仍是那样的风度如昔，魅力逼人，而我，却已是红颜不再，青春之树开始凋零了……
是一个难眠的风雨之夜。我突然想到，我这是何苦来呢？这样地把青春搭上了，把命豁出去了，为的是那般呢？是图一个虚名，还是希望不朽？纵使到了我离世归天的那一天，能够著作等身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虚名，或许是捞到了，但实在而内涵丰富的人生却一点没有，这一辈子活得多么发飘，多么窝囊呵！
既然我本来就失去得够多的了，得到的又太少，我为什么还不首先去追求那失去的？我为什么还不尽量去丰富自己，丰富生活？却让文学这该死的，占了我生命的全部？
思想起来，人往往都有逆反心理。得到的，便感到稀松平常，得不到的，却倍觉珍贵。
我就常听到一些女朋友对我说：我要是像你那样，能写散文、小说，能在事业上与男人争一个短长就好了，我宁愿不要家，不要丈夫、孩子！
我正好与她们相反。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借女主人公的话，表达了我的心声：假如生命重新开始，假如人生能有第二次，我将再不愿走“女强人”和事业妇女的路了。这条路实在是太长了，太累了，太艰难了。我将要做一个平凡的女工，普通的女职员，我将把我的人生搞得实实在在，我要体验和享受一个女人应该体验和享受的一切！
这绝不是矫情——可惜我彻悟得太晚了。
我发现，即便是有些人生经历丰富的，誓要在文学上头干出一番大名堂的作家们，也往往都把生活看成是第一性的，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个部分。他们处理起生活与写作的关系来，真是兼容相济，游刃有余，什么也不耽误。
他们是聪明的。他们知道，一个作家，假如整天像个苦行僧，除了文学，无复其他生趣的话，那么这个作家，也注定成不了气候的。
生活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我总算明白过来了。这正像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精神永远是第二性的一样。
我算服了那样一些作家：像工厂定日产额一样，每天给自己规定二千字的写稿任务，随后，一杯浓茶一包烟，在吞云吐雾之中，消消停停地爬格子。一个长篇或是一个中篇干下来，啥事也没有，既不见掉膘，也没见熬成红眼虎。
他们怎么有那样大的内控力？怎么能那样理智地写着——不是说，作家最感情用事吗？写作时往往都要发神经病的吗？
跟他们相比，我很惭愧。
别说长篇至今不敢染指，就是写个几万字的中篇，抑或是写个小散文，也往往累得半死不活，像被扒了一层皮，要了寿命一样。
这是怎么搞的呢？莫非我真是天生顽愚，缺乏才气？我感到，我在写作时，不仅仅是大脑，而是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写着，每一个分子都在运动着。最烦人的是，我总是不能保持心绪的平静，总是一写起来就容易冲动，不是肝火上升，就是鼻子蹿血，再不就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使我十分恼火，我哪架住这般熬损呀，长此下去，我的小命就要报销在这文学上头了。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作家也分两种。一种是偏感性心理结构的，一种是偏理性心理结构的。
偏感性型的作家，一般主体意识较强。在作品中，总是不断地将自我带进去，掺杂很强的个人色彩，总是以真情打动自己，包括打动读者。正是易动真情，这类作家在写作时，就沉不住气，就往往像要害病一样。他们是经过内心炉灶的燃烧，经过和主人公同生共死，才将作品写出来的，不用说，他们的作品，必然有他们的影子。
偏理性型的作家则不同。他们比较能把握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感情，比较善于在幕后操纵。他们能把自己放在一边，站在一旁，清醒地、冷峻地分析时弊、解剖社会。不露声色地写出一个个人物，一篇篇作品，却我字不照面，让你在文章中找不出一丁点儿他自己的痕迹。
还有一类作家（正是那种最能给自己定“日产额”的作家），严格地说，不是作家，而是匠人。他们既归类不到感性型，也谈不上是理性型，他们不是在写作品，而是在“玩作品”。他们不在追求真、善、美和追求文学的真谛上下功夫，却变着法子，在编排故事和情节上用气力，怎么邪乎怎么编，怎么能把人往死里吓怎么编，这类作家，撑死了，也难以够上三流作家。
有人认为，第二类作家是属于高层次的，是成熟了的大家。因为他们能够超越自我，因为他们能把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创作意识，自觉地转化为一种使命意识。
我感到悲哀，看来我是永远也成不了大家的了。我已认定自己只能是属于第一类的了。
真的，我没有那么伟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从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去承担那力不从心的旁的任务。除了写真情实感外，除了写我眼中的太阳、我眼中的大地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写什么。我将永远忠实于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良知！我也许永远成熟不了——尽管我渴望成熟。
好在我还没有把自己看得多粗多大，自我感觉多么良好；好在我从来没有指望过自己的作品不朽，自己去摘取那颗文学王冠上的钻石。
在我的一生中，倘若能写出一篇于人于世有益的作品，那自然是好事，那是我的造化。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江郎才尽，再写下去无异于在骗稿费、在谋财害命时，我会毅然决然地将我的秃笔扔到厕所里去——绝不会赖在文坛上不走。
天地之大，哪儿混不上一口饭吃呢？
该结束了，可是我还要为“女强人”赘上几笔。
不敢恭维，我对这“女强人”三个字，实在是“深恶痛绝”。为什么一个女人，想干点事，干出点事，就要被强加一个“强”字；而男人们，假如也干点事，也干出点事，却不称他们为“男强人”呢？
女人，只要一被冠上这个似褒实贬的“强”字，就注定要完蛋，就注定要讨人嫌，惹人厌。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女人会乐意接受社会强甩给她们的这顶不怀好意的“高帽子”的。
其实，所谓的女强人，和一般妇女一样，都是有血有肉，有一切女人的自然属性的。她们都有一种天生的富于牺牲的精神，都能忘我地爱，执著地爱；都有女人的弱点，女人的烦恼，女人的眼泪，女人的辛酸……只不过，她们可能少一些依附性，多一点独立性，少一些女儿性、妻性、母性，多一点个性罢了。
中国社会的传统心理，是只许男人在女人的面前表现个性，而不许女人在男人的面前表现个性。凭什么哟？天理何在！
历史将证明，社会越进步，要求女人的质量就越高。高质量的女人标志之一，就是具有充分的个性和自主精神。
曾几何时，我也荣幸地接到过几顶这“女强人”的高帽子，我当时差不多就气没了脉。敢情是这些慷慨送我帽子的人不认得我，要是他们看到我这个强人，不过是个一米五出头，一阵风就能刮得东倒西歪的熊样儿，他们保证就不会那么大方了。
我讨厌“女强人”这顶“砸死人不偿命”的高帽子，今后若有哪个不识相的家伙再这么喊我，恕我不再保持缄默。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许多，这篇自传简直不像个正经玩艺儿——倒像是一篇随意性极强的情绪散文了。
也罢，我本来对“自传”之类就无甚兴趣。我认为，读者眼中有支笔，对于作家来说，他的读者，他的作品，自会给他写一个公平合理的“传”的。
要求我这样一个连自己的出生年月、籍贯都搞不清爽的人，去为自己写传，确实有点儿过分了。对于那些热衷于打探作家的隐私——尤其是婚姻恋爱状况的人们，我的这篇非驴非马的文章，看来一定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了。
且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人家对这篇滥竽充数的自传怎么看，关键是借这自传，我写了几句真话，心里话——图个快活！
［鉴赏］
王英琦（1953～），安微寿县人。当代女作家。著有散文集《热土》、《戈壁梦》、《我遗失了什么》、《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美丽的生活着》等。
自称“写不出自传的人”，写出的自传，却更耐人寻味。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生的困惑，更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却不知所出何身，所生何时，所居何乡，这是怎样一种不幸啊！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是这“地老天荒的孤独与寂寞”，磨练出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女作家。相比之下，我们身边有多少幸运的人，又有什么作为呢？
作者在谈到她的文学观的时候，尤其让人敬佩。她不是那种只深陷于自身不幸不能自拔的人。她说：“我想我会渐渐地将个人的忧患意识，转化为对人民对祖国的忧患意识”，“要力求自己更多地写一点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这些由衷地表白，显示了作者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她对生活，对社会，对人民充满了爱。
作者在对她文学生涯的反省中，揭示了一个真理：要成为一个作家，首先要懂得生活。她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假如整天像个苦行僧，除了文学，无复其他生趣，那么这个作家，也注定成不了气候的。”纵观世界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多少事实曾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诙谐俏皮的话语，但我们更多地领略到哀惋和激越之情。品味之中，时不时要为之捧一掬同情之泪。同时又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可见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极强。
寓庄于谐，蕴激越于哀惋，是本文最显著的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