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意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10个还是20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湖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鉴赏］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女。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历任苏州振华女中（沪校）校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是当代学界泰斗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是著名翻译家、喜剧作家、小说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散文家，他们夫妇被文艺界誉为文坛双璧。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深刻隽永，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老王》这篇散文，是一篇精品。作者写了一个平凡的人物，写了几个平凡的生活片断，写了几段平凡的对话，文字朴实无华，但却紧紧抓住了一个“情”字——最不平凡的世间真情！感人之处寓于平凡之中。
老王是一个不幸的老三轮车夫，独身，独眼，独自拉车（单干户），但他却幸运地遇上了杨先生一家，他们不仅坐他的三轮，还“和他说着闲话”，杨先生的女儿还给他吃大瓶的鱼肝油，他死后还由杨先生大笔描述，他若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之下了。
杨先生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刻画了这位老而且丑的车夫，特别描绘了他那副正直善良的心肠：他为自己是单干户而“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他为“我”家送冰，要求车费减半，送的冰比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文革”中，他送钱钟书先生上医院看病，却坚决不肯拿钱；他临死前还拿着香油和鸡蛋来谢“我”。杨先生选取这几个片断，把老王包裹在丑陋外形中的美好心灵凸现于读者面前。特别是“文革”中送钱先生上医院，当时钱、杨夫妇均被打成黑帮，遭到批判，剃成“阴阳头”，处处受到人格的侮辱，丧失人的尊严的时候，当很多人丧失人性只露出兽性的时候，老王的身上却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流露出人间最难得的真情！老王，简直就像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外形奇丑、心灵极美的加西莫多。
这篇散文是一曲人间真情的颂歌。作者不仅写了老王的慈心，还写了“我们”与他心灵的沟通。全文文字精短而蕴含深意。文中第一段：“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说着闲话”四个字，就写出了坐车的同拉车的之间的相互尊重；在写老王未加入三轮车组织时，只引用老王儿句短语，“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人物对话也是选用最能切中要害、体现性格特征的三言两语。写老王“文革”时送钱先生到医院时，老王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另一句是问“我”：“你还有钱吗？”头一句是表明心迹，第二句是关切“我”在“文革”中还有没有钱用。送鸡蛋和香油时，老王也是两句话，一是“我不吃。”一是“我不是要钱。”真是大手笔写的短文章，容量很大，既是老王的简史，也写了北京三轮车的变迁史，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