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李虹兴致勃勃地把学校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她兴奋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好佩服柳老师啊！其它班老师不敢接收的人，他就敢接收。柳老师指定我为班长，我一定要协助柳老师，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李虹的爸爸李师傅，是县机械厂的技师。当年的家史，使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知识的重要，同时也忘不了是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把他们一家从水深火热的苦海中救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初，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他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去，平时对李虹姐弟俩的教育，也是要他们从小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可是，现在他越来越闹不明白，就说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什么批林彪，还要把两千年多年前的孔子牵出来一起批。批判会上还有人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李师傅只知道没有知识，飞机大炮就造不出来，没有知识，厂里那些机器就转不起来。以前李师傅不管是什么运动，都是个积极分子，现在他不知道为什么积极不起来了。是他的阶级觉悟不高了吗？他不知道。他在厂里也说过自己的看法，遭到厂革委会主任的批评，说要不是看在他根红苗正的份上，就要抓他的典型了。可是李师傅并没有服气，只不过他现在也学精了，有什么想法不挂在嘴上了。她听李虹说这些，心里有些着急，但他又不知道给女儿怎样说。想了想他只好说：“不管你们在学校做什么，都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李虹没有觉察爸爸的心里，只顾自己的兴奋：“柳老师还说要带我们到农村去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好了，不要说了！小孩子家家的，不好好读书，到乡下去凑什么热闹！”爸爸很不耐烦地打断了李虹的话。
爸爸怎么了？在李虹的头脑里，爸爸对她从来都是很有耐心的。况且李虹没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呀。她撅着嘴，感到委屈。
妈妈走过来，扶着李虹的肩膀：“你爸爸心里有气，别理他。走，吃饭去。”转过身对李虹的爸爸：“你心里不痛快，拿孩子出什么气呀！”
这顿饭，一家人吃得不愉快。爸爸有道理不知道对女儿如何说，怕直截了当说出来，女儿接受不了，因为这也是他教育的结果，所以生着闷气。李虹感到委屈，所以也不理爸爸。妈妈不断地给大家挟菜，调节着气氛。
李虹一家人住在机械厂的职工宿舍。那时的房子都修得很简单,机械厂宿舍修的是夹壁房，算是较好的了。下半截是砖墙,上半截是夹壁,这样的围墙围着修成一个大的长方体,中间再用夹壁隔开,前后开几扇窗门,就算成了一家一户。房梁是用圆木做成的三脚架搁在木柱上的,所以不能封顶。隔壁家炒什么东西，香味可以大家享受；哪家来了客人，一说话便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夜深人静时，如有失眠者，隔壁的鼾声一定会扰得人家心烦意乱；偶尔窃窃的私语声，不经意的也会送到人家的耳朵里......这样的地方，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最大的好处就是串门方便。哪家缺根葱少根蒜的，大着嗓门问一声即可得到解决。最好玩的是那些半大的孩子们，捉迷藏可以这家串那家，这间屋钻到那间屋。李虹生长在这样一个大杂院的环境中，感到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一样，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开学已经一个周了，可是李虹班上课的老师却没有到齐。教数学的曾老师听说是有病没有来上课，教常识课的老师又去参加什么学习班，上了一节课又不来了。这样的情况其它班也也有，反正不是缺这科的老师就是缺那科的老师。李虹后来听说曾老师其实没有病，要说病也是思想病，原来他是一个在”文革”中很积极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受重用了，所以就跑到乡下去养病去了。李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把杨林叫上，说是到校革委去反映，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杨林不去：“柳老师已经把这个事情反映了，学校可能很快就会安排老师来的。我们去凑什么热闹嘛！”
李虹回答：“怎么是凑热闹呢？你是学习委员，本来应该你去的，我陪你去你却这样说。柳老师反映是柳老师的事。我们代表学生去反映，就会促进这个问题的尽快解决。你就不怕影响学习吗？”
李虹的感觉一点也没有错，杨林脸上的忧郁是有原因的。杨林的父母出生不好，父亲在一所农村的初中教美术，母亲在县城一所小学当老师。只不过虽然是老师，却并没有真正的上课。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们只能在各自的学校打杂。只有老师偶尔缺课，代课的老师又排不出来，才可以在学校的监督之下顶替一下。由于背着这个包袱，一家人做人做事都非常小心。父母从小就教育他少说话多做事，生怕他祸从口出。杨林聪明好学，除学习以外，琴棋书画都学了些，按照父亲的说法技不压身，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只有多学点东西才少吃亏。不过父亲说这些话不能对外说，学习也只能悄悄的学。杨林在生活的实践中已经体会到了父亲所说这些话的含义。就说这次就读南山中学吧，要不是自己多才多艺，老师喜欢，他可能只有就读父亲那所农业中学了。所以他牢牢记住父亲的话，平时少说话。他对不来上课的老师是很有意见的，但他不敢说出来。李虹叫他去找校领导，他怕惹出什么麻烦。他羡慕李虹有一个根红苗正的出生，也很佩服李虹敢作敢为。见李虹这样说，觉得还是应该去，何况有李虹怕什么。于是他们在办公室找到了冯校长，李虹开门见山：“冯校长，我们班已经有几个老师缺课了，我和杨林代表同学们来问一下，老师们好久才能来？”冯校长是个四十出头的人，一直在南山中学教书，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他个头不高，胖乎乎的脸庞，有些养尊处优的样子。见李虹和杨林进到办公室，冯校长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根线：“你们来得正好，学校已经采纳了柳老师的意见，准备从高年级的同学中抽一部分学习比较好的来补充老师的不足。这样既解决了老师的问题，也给同学们提供了实践的机会，两全其美。”他停了一会，感慨地说：“柳老师真是想得出来，是个人才啊！你们回去和同学们说一下，学校还要把这个经验报上去，作为开门办学的经验来推广。”
“那些假装生病的老师怎么办？难道就让这样的歪风邪气继续下去吗？”李虹眼里容不得沙子，觉得为人师表的老师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当儿戏。
一听这个事情，冯校长脸上的笑容立即收敛了，他有些恨恨地：“这些违反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行为，学校一定不会容忍。学校马上就要进入批林批孔的学习高潮，对这样的行为我们要采取坚决的斗争，一批到底！”
李虹从冯校长的办公室出来，就埋怨杨林：“你怎么一言不发呢？”
杨林道：“你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停了一会又小声咕隆：“再说，哪个说不一样吗？”
本来杨林说的是这个道理，但是李虹就是希望杨林大胆些。不知道为什么，李虹对这个第一眼就有好感的男孩，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在李虹看来，杨林除了胆小不喜欢说话外，没有发现有什么坏习惯。她想帮助他放下出身不好的包袱，本来李虹可以不去找冯校长的，就是为了锻炼他才去的，没想到杨林一言不发，不免有些生气。可是对杨林的不是，李虹似乎能够容忍，要是换了个人，李虹可没有这样的耐心。
他们俩正说着，陈老师过来了：“你们去找冯校长，怎么样了？”
杨林抢着把情况说了，李虹对杨林笑了笑：“你在陈老师面前胆子就大了？”
杨林望着陈老师，有些不好意思：“人家陈老师没有架子，说话和气，以理服人，同学们都和他说得来。我怕他做啥！”
陈老师没有笑，接着又问：“你们认为这样好吗？”
李虹不假思索道：“当然好啊！高年级的同学既当先生，又当老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符合‘五.七’指示的要求。”
陈老师有些忧虑：“短时间还勉强可以，长时间可不行。你们是学生，当然应该以学习为主，高年级的同学来教你们，岂不说他们有无教学经验，就说他们来上课，不耽误自己的学习吗？这完全是拿教育来当儿戏嘛！”
杨林有些同意陈老师的看法：“我也觉得有些不妥……”见李虹的眼睛盯着他，便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陈老师没有注意李虹的表情，继续说道：“按照你们的年龄，应该是快读高中了，现在还在初中阶段，如果不好好把握，就会误人子弟，你们实在是耽搁不起啊！”
李虹在若干年以后才体会到陈老师这番话的沉重。可是这时候她是听不进的，她有些反感：“陈老师，你太悲观了吧？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难道有错吗？我们更应该看重实践嘛！现在正在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你说这样的话就不怕成为典型吗？”陈老师是李虹非常敬重的老师，听到他说这样的话，她感到难过。
杨林惊讶李虹为什么这样对陈老师说话，陈老师可以说是他心中的偶像，陈老师不愧是北京大学来的，在他杨林的眼里，陈老师知识渊博，平时跟同学们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思想。陈老师知道杨林到南山中学来读书的背景，鼓励他出生不由己，重在自己的努力和表现。他觉得自己比以前开朗多了，跟陈老师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么尊重的陈老师，李虹竟然这样说，不由得有些生气：“有什么话好好讲道理嘛，扣大帽子干嘛？”
听着李虹咄咄逼人的话语，陈老师心里也很难过。他知道李虹已经听不进他的话了，于是他以退为进：“我们先不忙下结论，大家都好好想一想。”说完他就离开了。
杨林不满李虹对陈老师的不礼貌。陈老师离开后，他也丢下李虹，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李虹一个人，愣愣地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她错了吗？李虹把刚才她与陈老师的对话回忆了一遍，想到平时柳老师经常讲到，思想领域的斗争是复杂的。她认为自己没有错，错的是陈老师。可是李虹没有想通的是，陈老师年纪轻轻的，思想就跟不上形势。
是啊，陈老师那么年轻，思想为什么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呢？李虹哪里知道，这正是陈老师对自己亲身经历后反思。
陈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曾经也热血沸腾过。“文革”刚开始，他不顾知识分子父亲的反对，投身到停课闹革命的队伍中。他以为“文化大革命”就象当年的“五四”运动一样，他为能够参加到这样的运动之中感到骄傲和自豪。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这是他参加红卫兵的初衷。他象当年红小鬼紧握红缨枪那样，手持木棒、钢钎造过“走资派”的反，也破过“四旧”，大闹过公检法，夺走资派的权。他接受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当毛主席挥手向人山人海的红卫兵致意时，他挥舞着红宝书，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当热闹过后，大批的红卫兵走向了广阔天地的农村，他也面临工作的分配。学校没有因为他造反有功，就把他重用起来，而是以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清为由，仍把他列入“黑五类”之中。鉴于他在“文革”初期的表现，留了一个尾巴，属可教育好的对象。这个结论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他可以选除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他经过思考最后选择了西部，因为他的父母在西部的一家工厂改造。虽说与父亲划清了界限，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想父母。他曾经与自己的思想斗争过，认为这是不健康的小布什乔娅在作怪。但是越批判自己，思念的情感反而越来越强烈。他相信父亲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澄清的，因为他脑海里的父亲完全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无论如何与历史有问题的联系不上。他被分到了三江县这个西南边陲的地方。来之前，他去看望了父母，父亲没有因为他曾经与自己划清过界限而不理他，反而鼓励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父亲看上去比以前的白发多了许多，但精神仍然很好。父亲让他不要担心自己，说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情自己应该用头脑去思考判断，不要太冲动。
到三江县已经有两年了，他的确也在思考。他到农村的知青点作过调研，看到的知青多数不是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想尽办法如何逃脱再教育，远离广阔天地。有希望达到这个目标的，假装积极，对公社和大队干部大献殷勤。达不到目标的，偷鸡摸狗，油里油气，对未来已经失去希望，过一天算一天。乡亲们称这些混混为“崽儿”，哪个地方来的知青，就称哪个地方的“崽儿”。三江县重庆知青多，所以当数重庆“崽儿”最为出名。有些说是知青，实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每当看到他们只有混浊的眼神，而没有智慧光芒的眼睛，他这个学师范的总是心里隐隐作痛，似乎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一般。这难道就是我们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吗？到了南山中学，本想把自己的知识好好传授给同学们，老老实实地做个好老师，可是同学们在课堂上的时间很少，多数时间都参加劳动和所谓的社会实践。毛主席说学生兼学别样，还是要以学为主嘛。他认为这是理解上的分歧，所以他觉得柳老师的看法有些偏激，就好比歪嘴和尚念经，经是好的，但是因为嘴的原因，却念歪了。刚才和李虹、杨林的谈话，他没有因为李虹对他的不礼貌而生气，而是对李虹感到惋惜。他从李虹的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朝气蓬勃，有干劲和闯劲，可是缺乏思想，更缺乏知识。李虹聪明能干，爱憎分明，应该是棵好苗子，如果没有知识来很好地武装头脑，很可能以后又会成为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从学校出来，陈老师心里很乱，不知道朝哪里走，他漫无目的地在青石板铺就的大街上走着。对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县城，陈老师其实非常喜欢，虽然它没有大都市那样的热闹繁华，但朴实无华的宁静正是他的喜爱。不过宁静的背后也许就是喧嚣，他很茫然。陈老师抬头望着天空，秋天已经来了，阴沉的天似乎洒下了些许雨点，使他感到身上有了些凉意，天高云淡过后，要变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