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西方，辜鸿铭的声望比在国内还要高，这位在中国梳着辫子的怪人在国外受到的评价和赞誉是前所未有的。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他在国外受到的推崇是前人未曾得到的，在他之后也只有林语堂能与之媲美。甚至有人说，“庚子之变”以后，如果不是有辜鸿铭，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人，这是将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介上升到了国家形象的高度。
林语堂曾经对辜鸿铭有过颇为公正的评价：“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链接一：巧舌头不怕外国人
辜鸿铭是个奇才，更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他对别人的藐视时时都能从他的言谈中显露出来，包括对当时横行在中国的外国人。
还是他在德国留学时，有一次，他从维也纳返回柏林，在列车上为了打发时间，他随手拿起一份报纸看。一个人坐车没什么意思，他就自己搞怪，把报纸倒着拿，还读得津津有味。结果，坐在不远处两个德国乘客就小声嘀咕着嘲笑他：“看哪，这个愚蠢的支那人根本就不懂德文，偏偏还要装蒜，连报纸倒着都不知道。”说完，还哈哈大笑，满以为辜鸿铭是不懂德语在装有文化，车厢里的其他人也投来鄙夷的目光。谁料，辜鸿铭用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德语正色反驳道：“你们这种毛头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你们德国的文字简直太简单了，我就是倒过来看也毫不费力。”说着就把报纸倒着念了一遍，口音纯正而地道，还“高雅”地用德语将那两个德国人教训了一通。这下，那两个人，以至于全车厢的人都彻底败下阵来，他们彻底折服了。
在英国，辜鸿铭也不是一个收敛和低调的人，哪怕当时英国人正在亚洲横行霸道也丝毫没有吓到他；相反他倒时时想让英国人看看他的本事，让他们知道知道他的厉害。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想点着他那支一尺长的烟斗，但忘了带火柴。这时，他看到前排位置上坐了个光头，他又要搞怪了……他看出那是一位苏格兰人，于是，他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敲敲人家的光头，毫不客气地说：“请点着它！”这位苏格兰人一头雾水，想发火，但是看他不容置疑的样子，心里有点惧怕，担心遇到了中国流氓，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掏出火柴，为辜鸿铭点着了烟锅。于是，辜鸿铭得意而“稳重”地抽起了烟锅。
即使回到了中国，面对高傲得意的外国人，他也没有放下过他的“架子”。有一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一个外国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亮，辜鸿铭似笑非笑地回答：“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他的这一套所谓东方哲学让那个嚣张惯了的外国人顿时哑口无言。
链接二：毛姆遭遇辜鸿铭
毛姆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英国小说家、戏剧家，他的作品以冷静、客观乃至挑剔的态度审视人生的深刻问题，有着超然的气质。《人生的枷锁》和《月亮和六便士》是集中代表他创作才华和思想的作品，在全世界都拥有众多的读者。
1920年，毛姆游历中国，其中的主要行程安排就是拜会辜鸿铭这位国际“著名的哲学家”、“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但是他这趟行程并不顺利。他一到中国就让人安排了拜访事宜，但是迟迟没有回音，他一打听才知道，安排见面的人只是给辜鸿铭捎去了一张便条，而且是让辜鸿铭过来看他。毛姆发觉可能是这样的随便和傲慢态度让辜鸿铭不愿意见他，于是自己亲笔用最谦卑的言辞写了封信给辜鸿铭，谦恭地询问是否允许他去拜访。果然，信送出去不多一会儿就得到了辜鸿铭的回复，答应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第二天，毛姆准时到达辜鸿铭府上。看到辜鸿铭满屋子的书籍和寥寥无几的装饰，毛姆觉得这位伟人的生活有些不可思议。谁料，一坐定，辜鸿铭就给毛姆来了个下马威。他说：“你想来见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你们英国人只与苦力和买办打交道，所以你们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所以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毛姆立即明白自己之前的猜测是确证无疑的，只好赶紧道歉，说着恭维的话。紧接着，辜鸿铭更是毫不客气地对毛姆的英国哲学展开了批判，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研究哲学毫不遮掩地表示了鄙夷。“英国人对哲学实在是没有很大的胃口”，即使毛姆提醒他英国也有些哲学家对人类社会思想界产生过影响，但仍然没有改变他这样的论断。毛姆问他对美国哲学的看法，他说：“比起美国的哲学来，我还是更喜欢他们的石油。”
更不可理喻的是，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辜鸿铭这样质问他：“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你们在艺术或文学上超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没有你们的博大精深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完整、全面、优秀吗？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一通并不显得友好的谈话下来，毛姆得出了结论：辜鸿铭研究西方哲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佐证他的一贯观点，即儒家学说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智慧；他对儒家哲学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已经满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因此所有的西方学问在他那里变得毫无价值。
链接三：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
辜鸿铭的清朝遗老形象不仅是他衣着的“复古”、政治的守旧，更重要的是他思想的陈腐，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他作为一名自幼游学欧美、学贯中西的北大知名教授，在婚姻问题上却陈腐得可怕。他崇尚封建时期的一夫多妻制，他在这方面“集大成”的理论就是茶壶理论。
辜鸿铭自己就是个妻妾成群的男人，并经常向人宣扬一夫多妻的好处。一次，一个社交界很活跃的英籍贵妇在宴会上问他：“辜先生，您曾为中国的纳妾制度辩护，可是从普遍的人性来说，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则不可以反过来有很多男人呢？”辜鸿铭指着桌上的茶壶说：“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天经地义。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是见过一只茶杯配四只茶壶的吗？”
这就是他的茶壶理论，在当时流传甚广。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就对徐志摩说：“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 当时，唯美诗人邵洵美还在他俩的结婚纪念册上作过一幅画，上面画的就是一把茶壶、一个茶杯，旁边题写着：“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
变革先锋——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广东新会人，清光绪时的举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史学家，维新派代表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运动（百日维新）的领导者和发起者。同时也是教育家和文学家，倡导发动了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也是政治活动家，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在文学方面造诣也颇深，其作品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发人深省，启迪思想。他是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是著名的新闻报刊活动家。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导师级人物，一点儿都不为过。
国学人生的政治主题
梁启超的一生是国学的一生。1873年出生的他自幼显示了过人的聪慧，5岁时开始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时考中了首榜第一名秀才，被乡人称为“神童”，至今，广东当地还流传着不少“神童”梁启超的故事。成年以后，他对国学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其中，尤以史学研究成果最为卓著。1922年起他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被聘任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可见他的国学造诣之深厚。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作品。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可谓学富五车、著作等身。
然而，他精彩的国学人生中却浓墨重彩地“夹杂”了政治的主题，甚至让人忘却了他那与生俱来一般的国学气质。“政治”、“变法”、“维新”，将梁启超推到了历史的前台。1890年，梁启超开始受学于康有为，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
1895年，梁启超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这就是“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同时也揭开并逐步呈现出他一生的政治主题。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十分活跃，主持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上海《时务报》，还赴澳门筹办了《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维新变法的主张一度在民众中深入人心。1898年，变法运动遭遇政变，梁启超逃亡日本，仍旧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直到后来武昌起义爆发，他仍旧致力于说服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甚至顺从袁世凯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随着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彰露，离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改良之路越来越远，梁启超不得不举起反袁的旗帜。这一时期，梁启超一直活动在中国纷繁复杂、风云际会的政坛，是影响政治局势的一股力量。期间，他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职务，直到1917年，段祺瑞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后来，梁启超游历欧洲，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成为国学传统的光大者。他人生的政治主题逐渐消隐，回归到国学本身。或许是国学的主题夹杂在政治的人生中，所以“他的政治”与“他的国学”在别人看来似乎就是“他的人生”。
遥远的“理想国”
梁启超历经了清末抬不起头、懦弱挨打的年代，经历了从“帝制时代”向“民治时代”的转型，深重的国耻和西方世界的强大深深地触动了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的心中有自己的理想国之梦，在那里，法律、道德、君主、人民各司其政，井然有序，国家日益强大。
梁启超认为，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改造传统的专制王权，创立新型的立宪政体，对公共权力实现有效的制约，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枢纽工程”。“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他积极倡导并致力于政体的改革，维新变法是他认为的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他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批驳清朝统治者顽固坚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呼吁“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通过变法，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得以革新，政体得以转变，民选议会、宪法、君主三权分立。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创造了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
梁启超看重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起源于人的“良知”和“契约”。他认为，人类要在自然界中生存，需要结成“群”，“群”的利益是靠良知和契约保护的，于是，法律就产生了。法治是其“理想国”不可或缺的，同时人治也在他那里得到强调和重视，法律、道德“相须为用”是他预想的理想状态。“法不能独立”，在他看来，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缺一不可。然而，他的理想国终究是建立在不动摇陈年腐朽的封建制度基础上的，治标不治本的思想注定了他的“理想国”只是梦想。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爆发、袁世凯的复辟，这位宪政理想的导师终于开始反思宪政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得不到发展，仍旧停留在闭塞的封建时代，宪政装裱得再好也只是空壳招牌而已。于是，他晚期的研究集中在了国民精神的培养上，提出了“新民”思想，包括公民树立民族国家观，摆脱奴性，塑造独立人格，培养进取冒险精神，具有权利思想等内容。不过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随着他退出政坛的脚步，与他的理想国之梦一起越来越遥远、杳然……
悱恻缠绵，妻妾红颜
梁启超的一生中可圈可点的女人主要有三个：李惠仙、何蕙珍和王桂荃。
李惠仙是梁启超的夫人，他俩的结合颇具故事色彩。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在乡试中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主考官李端棻欣赏他年少才高，于是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李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二人在两年后完婚。
梁家家世并不太好，祖上都以务农为生，家中并不十分宽裕。新婚的梁启超夫妇的“婚房”还是借用梁家公有书室的一间，加上广东湿热的气候，让在北方官宦之家生活惯了的李惠仙很不适应。然而，她并没有抱怨，一心倾仰梁启超的才华，再多的困难她都努力克服，对梁启超的家人照顾有加，日夜操劳侍奉，是乡里乡亲公认的贤妻良母。
李惠仙不仅温柔贤良，而且在事业上也对梁启超有不少帮助。梁启超生长在广东，北京官话不熟悉，造成了他在政坛活动的交流障碍。“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由于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官衔。这也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惠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十分流利。自她来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夫妻二人，夫唱妇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准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能够得心应手地用官话与人交流了。
梁启超与李惠仙一向相敬如宾，一辈子仅吵过一回架，梁启超为此还愧恨终生。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