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们大部分的偏见，来自于确定性
“心存质疑确实令人不快，但确定无疑则是荒谬不堪。”
——摘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致腓特烈二世的信
人类其实比虎鲸还固执
1997年10月9日，雷耶角鸟类观测站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距旧金山海岸26英里远的法拉隆岛附近海域，一条虎鲸和一条大白鲨纠缠在了一起。这惊人的一幕登上了新闻报道。人们一直很好奇，如果这两种顶级捕食者正面交锋，到底谁会占上风？但在此之前，没有人能确定。有人在船上录下了这一搏斗过程。后来，这段视频传到网上，立刻引起了世界上数百万人的热切关注。
事实证明，虎鲸赢得不费吹灰之力。它迅速肢解了大白鲨，吞下了它的肝脏，把残骸留给海鸥享用。很多人期待这两大“海上霸主”能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对决，结果却大跌眼镜。不过，科学家倒是兴致勃勃。
他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两大海上霸主会打起来，虎鲸又是怎么击败鲨鱼的。通常来说，顶级捕食者会相互避让，因为跟同等重量级的对手搏斗很可能伤及自身。受伤就意味着丧失狩猎能力，也就意味着末日将近。
所以，科学家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两大顶级猎手甘冒风险，在开阔海域捉对厮杀？答案让所有人大为震惊——这不是遭遇战，而是虎鲸在捕鲨。
要想弄清为什么，就得回过头来看看虎鲸是怎么学习狩猎的。跟人类一样，虎鲸也有自己的文化。但跟大多数人类文化不同，虎鲸文化只围绕一点展开——狩猎。有些虎鲸偏爱鲱鱼，有些猎杀海豹，有些拿黄貂鱼当主食，还有一些专门捕鲨。研究人员看见的那只虎鲸，就是以鲨鱼为食的虎鲸文化的产物。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虎鲸能轻而易举地击败鲨鱼？无论在哪种虎鲸文化中，狩猎技巧都是通过示范和模仿学来的。虎鲸会相互学习经过实践检验的、切实可行的狩猎技巧，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能成为优秀的猎手。当一条虎鲸用某种方法成功狩猎，其他虎鲸就会积极学习和模仿。
科学家推测，某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条虎鲸发现，如果从侧面发起猛烈冲撞，就能把鲨鱼撞翻，让它动弹不得，无法自卫，身受重伤。事实上，这会导致对手进入“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状态——许多鲨鱼在肚皮朝天时都会暂时陷入麻痹状态。连人类都是直到近些年才发现鲨鱼会这样的。这也就让虎鲸的做法显得格外令人震惊。
这种能让大白鲨毫无还手之力的致命猎鲨技巧，在虎鲸文化中相当于人类文化中的“谜米”（meme）——一套口耳相传的文化理念和实践方法。苏珊·布莱克摩尔在《谜米机器》（The Meme Machine）一书中给“谜米”下了个简单精准的定义——“模仿得来的东西”。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谜米就像一组遗传基因，能将有机组织的特征传给后代。虎鲸能够成为超级猎手，遗传因素自然不能忽略。但现在我们知道，文化对虎鲸发挥天性也起着重要作用。拥有捕猎鲱鱼文化的虎鲸不会向大白鲨出手，正如拥有捕鲸文化的虎鲸不会追击黄貂鱼。
关键在于，传递“谜米”的虎鲸文化让成员学到了赖以为生的狩猎技巧，使每条虎鲸都能从中受益。虎鲸的大脑相当发达，能让“谜米”不断传承下去。这一点远远超越了海洋中的其他生物。换句话说，那些生物迟早会成为虎鲸的盘中餐。
相比之下，地球上最擅长学习的无疑是人类的大脑。人类文化当然比虎鲸文化复杂得多，因为我们交换的“谜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比虎鲸的高出几个数量级。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的大脑非常发达，才会出现种种复杂的缺陷，而且很容易传染给别人。
其中最危险的一种基因（也就是“谜米”）是渴望确定性。人类的天性和后天形成的认知偏差让我们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而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这就相当于虎鲸学到了错误的捕鲨技巧——当然，聪明的虎鲸可不会去模仿。如果虎鲸文化传递的“谜米”会危害自己的成员，那么虎鲸恐怕很快就会灭绝了。而人类文化每天都在传递有问题的“谜米”，例如对确定性的渴求。最终结果可能很糟糕，但我们就是死不悔改。
人类之所以如此固执，原因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大脑会极度不适——越是不确定，不适感越强。心理学家徐明及其团队在2005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是非常微小的不确定因素也能刺激杏仁核。杏仁核共有两个，都位于大脑皮层深处，在应对威胁时扮演重要角色。每个杏仁核都是神经细胞的集合体，分别位于大脑左右半球的颞叶下方。方方面面的信息汇入杏仁核，杏仁核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划分威胁等级，然后做出反应。与此同时，腹侧纹状体的活性会减弱。腹侧纹状体是大脑中对奖励做出反应的区域。（可以想见，当我们期待加薪、度假或亲吻的时候，腹侧纹状体的活性会增强。）随着不确定因素增大，杏仁核的活性会增强，腹侧纹状体的活性则会减弱。
这告诉我们，大脑不仅仅是偏爱确定性、讨厌不确定性，而且是渴求确定性。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对的。事实上，我们需要“感觉”自己是对的。神经学家罗伯特·伯顿以“确定性偏差”（certainty bias）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感觉，以及这种感觉是如何扭曲我们的思维的。
当我们觉得某个决策、某种信念是正确的时候，无论它是大是小，大脑都会感到快乐。由于大脑喜欢处在快乐状态，所以我们喜欢感觉自己是对的。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我是对的”往往会被当作“我就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只是“觉得对”，那就意味着有可能不对。从大脑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满意。）
海洋中的哺乳动物并不渴求确定性，也就不用背负随之而来的重担。它们的需求直截了当得多。在进化过程中，它们的大脑也形成了适应自身需求的功能。正如那条不幸的大白鲨发现的，虎鲸的大脑非常擅长完成任务。
我们的大脑同样擅长完成任务。但由于人类大脑过于复杂，我们的生存发展之路没有虎鲸那么清晰。渴求“永远正确”只是其中一例，这也是本章要讨论的内容。
在眼前“消失”的大猩猩
菲尔是一所盲聋学校的年轻教员，负责照顾和指导住校学生。他是个聪明人，智商高得足够进入门萨俱乐部。他提到了自己刚来这里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他在盲人学生的宿舍楼里巡视，确保每个学生都待在房间里。以他过去在其他学校的经验，检查宿舍和“熄灯”是同步的。但来这所学校后，别人告诉他，盲人学生通常开着灯睡觉（因为亮不亮灯对他们没有影响），而出于安全考虑，学校管理层也希望宿舍亮灯。
菲尔逐层检查，发现每间宿舍里都亮着灯，学生也都老老实实待在里面。当他发现一间宿舍没亮灯（跟前面的情况相比，这是个例外），就摸黑走了进去，大喊住这间宿舍的学生姓名。没有人回答。他又喊了一声，提高了嗓门，但还是没有动静。喊第三声的时候，他已经有点慌了，但还是没得到回应。他急急忙忙检查了其他宿舍、卫生间和走廊，那个学生还是踪迹全无。他马上冲进领导办公室，报告有学生失踪。领导问他，他是否确定那个学生真的失踪了。他相当肯定地回答说，楼里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他“非常确定”那个学生不在屋里，也不在附近任何地方。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全校大搜索，搜索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全城，前前后后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在搜索过程中，菲尔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让他浑身一震。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回宿舍楼，跑进那个仍然一团漆黑的房间，摸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那个学生正戴着耳机，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呢。
为什么菲尔会忽视如此明显的线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菲尔接受了一条新法则：灯亮着，就意味着没问题。而在他原先待的学校，情况恰好相反。因此，他的大脑正在做调整，努力适应新法则。接着，他看到了许多亮灯的宿舍——一层楼接一层楼，一间屋接一间屋。这些体验加速了大脑的调整过程，让大脑坚定地接受了新法则。
换句话说，菲尔的注意力变得非常有选择性。当法则突然发生改变时，他脑子里的警钟就敲响了。警钟是如此急促，导致他无暇考虑别的可能性。他完全忽略了最关键的细节——具体来说，就是开灯。这是“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的绝佳案例，也被称为“选择性偏差”（selectivity bias）——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处理信息时完全忽略其他要素，无论那些要素多么显眼。
心理学家通过“侧抑制任务”（Eriksen Flankers Task）解释了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屏幕上会闪现三个并列的符号。有时两侧的符号都指向中间（相吸组），有时两侧的符号都指向外侧（相斥组），有时两侧的符号指向同一方向（一致组）——比如→—←，←—→，→—→，←—←。每组符号闪现过后，实验参与者要告诉研究人员，看到的是相吸组、相斥组还是一致组，以及对自己给出的答案有多少信心。
结果惊人的一致：参与者都说对自己的回答很有信心，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答错了。原因在于，要让大脑忽略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太容易了。一组接一组的符号快速闪现，不断变换，大脑选择性地关注某一变量，忽视其他变量——这么一来，它就会变得“盲目”。时间在“侧抑制任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实验人员故意把符号变换的速度设得很快，迫使参与者在下一组符号出现前迅速做出选择。当符号变换的速度放慢时，选择正确率会显著提升。
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有趣的要数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进行的“我们中间的大猩猩”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选择效应能夸张到什么程度。参与者要看一群人抛接篮球的视频，并计算传球次数。他们忙着计算的时候，一个打扮成大猩猩的女人会慢慢走进画面，停在中间捶打胸口，然后慢慢走出画面。她总共会在屏幕上出现9秒钟。看完视频后，参与者要回答一系列问题，比如，“你有没有在视频里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除了玩篮球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别的人或东西？”最后，他们会被问到：“你看见大猩猩了吗？”一半以上的参与者都表示没看见不寻常的东西，当然也没看见大猩猩。
西蒙斯和查布里斯通过让参与者关注篮球和计算传球数，成功诱导出了“选择性注意”。大多数参与者根本没看见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怪事。
参加上述实验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犯的错深感震惊。参加“侧抑制任务”实验的人通常都对自己的答案确信无疑。参加“我们中间的大猩猩”实验的人则对自己忽视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东西大为惊讶。
再回过头来说说菲尔吧。由于检查的每间宿舍情况都一模一样，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没问题”“有问题”的判断。事实上，这份工作实在是太简单，他也许根本没用心看——所以速度越来越快。走进不符合原有模式的房间时，他并没有放慢做判断的速度。结果就是，他没看见近在眼前（尽管是在黑暗之中）的事实。
菲尔该怎么做才对呢？现在看来，答案显而易见——他应该放慢速度。只要多花点时间思考，他就能重新睁开智慧的双眼，看到被忽略的细节。但这么做势必会对“我是对的”的想法发起冲击。不难推测，正如“侧抑制任务”的参与者对自己犯错感到震惊一样，菲尔也会对自己忽略了这么明显的细节深感惊讶。幸亏菲尔的故事结局还不错，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相关例证。
奇妙的思想框架
我十来岁的时候，可不觉得问家里要零花钱是理所应当的。十五六岁的时候，为了赚点钱顺便打发时间，我到一家杂货店打工。有一天，我站在收银台后面，店里突然走进一个面部微微抽搐的男人。他说不知道自己新买的35毫米摄像机配哪种胶片，叫我把身后架子上的几种胶片都拿下来看看。
我转身去取几大盒胶片，准备给他介绍200转和400转的胶片有什么区别。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个穿宽松外套的女人在放香烟的货架边鬼鬼祟祟地晃悠（当时有些杂货店还把烟摆在货架上卖）。我继续和男人说话，但暗中留意那个女人。男人发现我有点心不在焉，就加快了语速，希望吸引我的注意。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女人偷偷把几盒烟塞进大衣里。我马上明白了，这两个人是一伙的——男的负责打掩护，女的负责偷东西。
我抓起电话，通知坐在后面办公室里的店经理艾德。那对男女意识到自己露了马脚，迅速冲向店门，大有狗急跳墙之势。艾德蹦到门口，阻止他俩离开。他需要在几秒钟内做出决定：要么拦住男人，要么拦住女人，但不可能把两个人都拦下，肯定会有一个逃掉。他觉得女人更容易拦下，就伸出手去，抓住了她的肩膀。可惜他判断失误了。女人抓住他的手，转身一扭。艾德一脸惊恐，眼睁睁地看着女人拽住他的食指，把它硬生生掰断了。他疼得跪倒在地，痛苦呻吟，那对男女则夺门而出。
艾德做决定的理由很简单：男强女弱。他恰巧又是个老古板，相信女人属于弱者。事实证明，根据这种禁不起推敲的逻辑做出的决定，导致他身陷险境。
不过，故事还没讲完呢。艾德痛苦地倒下后，另一名店员（我们就叫他奈德吧）追了出去。奈德的个头比艾德大，经常炫耀自己的一身武艺。他一路追到停车场，让那两个贼停下，结果他们真停下了。男人转身面对奈德，奈德马上摆出说不清是空手道还是柔道的架势，仿佛在警告对手——老子武艺高强，你小子不信试试！可怜的奈德，人家才不管他那套呢，冲他右脸就是结结实实一拳。奈德应声倒地，两个贼继续逃跑，钻进车里开走了。
艾德和奈德的通病是，思维框架过于狭窄，只关注有限的信息，没有考虑到可能改变后果的因素。想要理解大脑的思维框架，不妨想象一个相框。不过，跟相框不同的是，它把框外的东西全遮住了，把你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框里的东西上。如果你想看框外的东西，大脑就会发出让人不舒服的警报，希望你尽快把注意力放回框里。
不难发现大脑的这种倾向是怎么影响艾德和奈德的。例如，为什么艾德要跟贼动手呢？因为他的思维框架让他确信，自己肯定比其中一个贼厉害——也就是他觉得柔弱的女贼。事实上，这种思维框架实在太强大，让他完全没意识到跟陌生人动手的危险性。
奈德的思维框架则是这样的：“我武艺高强，能制服小偷。”他没有考虑框架外的可能性——例如，他也许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小偷的功夫可能比他还厉害，甚至可能随身携带武器。他也没有考虑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艾德的手指刚刚像饼干一样被掰断了。
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率先将这种倾向定义为认知偏差。他们简单称之为“框架偏差”（framing bias），也就是决策者对跟某个决定有关的行为、后果和意外情况的看法。决策者采用的思维框架部分取决于问题本身，部分取决于个人的行为规范、习惯和性格。
艾德和奈德“当下”就做出了决定，固有思维框架使他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放他们一马吧）。如果能深入观察他们的意识，就会发现更深层的内在思维框架，也就是所谓的“预设框架”（preframing）。
哲学家兼心理学作家山姆·基恩讲过一个故事，说父母是怎么给他和哥哥“贴标签”的。他哥哥从小就是个机械天才，不到六岁就能把割草机拆开后重新组装起来。父母逢人就说他天生是做工程师的料，是机械界的奇迹。相比之下，山姆则“敏感又多虑”，没有出众的机械天赋。父母常常谨慎地指出——对山姆或者对其他人说——他跟哥哥截然不同。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山姆不确定是该上大学还是上职业学校，就去做了个职业测验，想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事后，他去找辅导员讨论测试结果。辅导员告诉他，他各方面成绩都不错，机械方面尤其突出。山姆惊讶不已，回答说：“您肯定是搞错了，那应该是我哥哥。”
基恩的故事展示了思维框架与“确定感”之间的潜在联系：它在头脑中运作，就像别人给我们写好的剧本，会对我们的思维框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
当然，思维框架也会受到外在影响。目前有大量研究探讨媒介对思维框架的影响，尤其是处理敏感问题的时候。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做过一个经典实验，展示了思维框架是怎么运作的。下文会重现这个实验。想想以下每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你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有个600人的小镇爆发了名为“亚洲流感”的致命疾病。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镇上的600人都会丧命。有人提出了两套不同的方案：
方案一，200人能得救。
方案二，1/3的可能性600人都能得救，2/3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得救。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接着，另一位专家提供了两套新方案：
方案三，400人会丧命。
方案四，1/3的可能性没有人会丧命，2/3的可能性600人都会丧命。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前两套方案中，72%的参与者选择了方案一。后两套方案中，78%的参与者选择了方案四。我相信你肯定发现，其实方案一和方案三一模一样，方案二和方案四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表达方式。第一种表述得到了72%的支持，意思完全相同的第二种表述只得到了22%的支持。当思维框架影响我们做判断时，具体内容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论我们能否意识到这一点。
艾德和奈德故事的结局很有讽刺意味：最好的选择是让小偷逃跑，然后打电话报警——顺便一说，这正是我当时的做法。正如前面提到的，艾德和奈德的做法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是在高压之下做出选择的。但我们接下来会提到，就算并不是紧急情况，思维框架也能让人把事情搞砸。
依赖直觉，容易陷入套路
几年前，我到中国出差，有一天可以外出游览。我最想去的是长城。跟我同行的是在北京居住多年的美国人马克。幸运的是，他不但熟知当地习俗，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旅途中，他一直在教我该怎么跟中国人交流，哪些事千万不能做，哪些事不能凭我在美国的经验胡乱推测。
他千叮咛万嘱咐的一点是，经过街边小摊的时候，千万不要碰我不打算买的东西。摸摸货摊上的东西在美国很正常，但在中国的小贩看来，你有兴趣“翻看”他们卖的东西，就意味着你会买点什么。我觉得这个规矩很荒唐：如果我不先拿起来看看，怎么知道自己想不想买？马克的回答是：“相信我，别碰就是了。”
通往长城的一路上都有小贩在兜售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被一样东西吸引了——带毛皮护耳的老式棉军帽。我朝卖军帽的小摊走了过去，理所当然地想，帽子嘛，肯定要先戴上看看合不合适，再说买不买。于是，我把同伴的劝告置之脑后，拿起一顶帽子戴上试了试。结果大小不合适，我就摘下帽子，放回了摊上。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两个小贩就绕过摊子站到了我身后。其中一个人把我刚才试戴的帽子塞回我手里，语气坚定地说了几句中文。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毫无疑问，他是要我买下这顶帽子。我微笑着摇摇头，摆出一副“我是老外我听不懂”的天真表情，把帽子放回了摊上。接着，另一个小贩抓起帽子，不客气地往我头上扣。我赶紧摘下，放了回去，但它马上又被扣了回来。最后，马克发现了我的窘境，赶紧跑过来解释，但两个小贩还是不依不饶。直到我们跑到长城景区的入口附近，他们才作罢。
这种思维框架缺陷跟艾德和奈德的不一样。我事先得到了明确可信的警告，知道某种做法肯定会导致糟糕的结果，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该怎么做。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根据自己狭窄的思维框架做出了判断。
心理学家凯斯·E·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F·韦斯特的研究显示，我犯的错误正是所谓的“直觉性无视”（heuristic override）。在心理学领域，直觉是指一系列简单有效的法则（无论是生来就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当我们遇到问题但缺少信息时，直觉就会发挥作用。人类总是依赖直觉。它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但也可能把我们领进死胡同。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吸纳外界知识，以此补充或压倒内在直觉。
当直觉占上风的时候，斯坦诺维奇和韦斯特等心理学家就会说，我们成了“直觉性偏差”（heuristic bias）的俘虏。要想理解“直觉性偏差”，不妨设想一本规章手册，里面写满了原本就有和后来添加的规章制度。你总是随身携带，时不时参考。但这本手册存在重大缺陷：许多规章制度看起来似乎准确无疑，适用于所有情况，但其实并非如此。不幸的是，很难分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所以，你有时候会不知所措。你越是思前想后，就越是不确定，大脑也就越容易陷入恐慌。于是，你会更倾向于按书里来。这会让大脑感到快乐，尽管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再回到我的故事。我完全无视同伴的建议，以固有的狭隘思维面对小贩，严格遵照自己手册里的一条法则：不要相信跟经验不符的建议。我觉得自己做的决定是正确的，结果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本章的末尾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思维框架和直觉，回到古代去看一看。
只要有利，对错并不重要
我是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的铁杆粉丝，那部影片生动再现了著名的温泉关战役。战役中，三百名优秀的斯巴达勇士抵挡了数不胜数的波斯士兵。更准确地说，电影是根据弗兰克·米勒的漫画小说改编的，小说描写了斯巴达人“为自由而战”，抗击残忍的波斯大军。
我喜欢这部电影，并不是因为它还原了那段历史。毕竟，它跟史实相差甚远。我喜欢的是片中精心设计的打斗场面，还有它证明了如何选择信息证明自己的立场。
电影上映后不久，不少自说自话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把“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主题融入了自己的节目。这部电影成了民粹主义的赞歌，而浑身油亮、古铜肤色的主人公，也就是斯巴达人，则成了民粹主义的英雄。
那些媒体滔滔不绝的独白中没有提到，斯巴达人同样是残酷的奴隶主。斯巴达人之所以能全身心投入训练，正是因为有无数奴隶替他们做繁琐的杂活。斯巴达人关注的不是“自由”本身——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自由。
斯巴达人也不是宣扬“家庭价值”的人该崇拜的英雄。斯巴达的习俗是把没有展现出战斗天赋的婴儿丢进深谷。男孩很小就要学会自力更生，否则就会饿死，要不就在如今看来极其野蛮的训练中丧命。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不了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一部根据历史幻想小说改编的电影，怎么会被关注家庭的民粹主义者视若圭臬？答案是，只要是支持“自由”的东西，都会被宣扬民粹主义的人纳入现有的认知体系。不符合这一主题的史实则被他们统统忽略了。寻找能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忽略不能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这跟性爱、睡觉和烤肉一样，是人类的天性。
以一群粗鲁暴力的男人为例，就能证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设想你是奥克兰突击者队的铁杆粉丝。有一天，你打算逛逛职业橄榄球论坛，看看最近有什么新闻。结果，你发现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突击者队这么烂》的帖子。你点进去看内容，发现作者竟然明目张胆地侮辱你心爱的球队。你气坏了！但这还不是你最关注的。真正引起你注意的是，文中质疑了一些你作为铁杆粉丝深信不疑的事实。况且，他不是信口开河，而是逻辑严密、有据可依。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肯定不仅仅是气愤，因为气愤是漫无目的的。你的情绪更复杂，也更有针对性。你为别人批评自己心爱的球队而火冒三丈，同时也担心其中某些说法是真实存在的。如果那些说法是真的，就意味着你始终坚持的某些信念是错误的。你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也不能假装没看见我读到的东西。”于是，你决定做点研究，自己也写篇帖子。你很清楚该从哪里入手——奥克兰突击者队的球迷网站。除了在那里，你还能去哪里寻找需要的信息呢？
不用再想了，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的目的不是理性评估新发现的信息，说服自己改变立场，而是寻找能证明现有立场的信息，因为你压根就不可能改变立场。
无论抱何种信念，持何种立场，我们总是这么做。当我们寻找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反驳让自己不舒服的观点时，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简单来说，我们想要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去都灵转一圈，聊聊你家的狗，再回过头来聊这个话题。
都灵裹尸布和给狗狗洗澡
都灵裹尸布，这块让宗教考古学家激动不已的圣物，关于它真伪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然而，所有可靠的科学评估都证明它是中世纪的人伪造的。科学家多次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证明它是公元13—14世纪之间的产物，而非公元1世纪的奇迹之物。然而，争论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2009年，在坚持“裹尸布为真”的派别中，一位梵蒂冈研究人员声称在裹尸布上发现了用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写成的隐形文字。她宣称，里面有用希腊文写的“拿撒勒人耶稣”字样。如果正如某些人所说，裹尸布是中世纪伪造的，当时的人绝不会对耶稣用如此不敬的称谓。梵蒂冈研究人员指出，再拙劣的伪造者也不会犯如此明显的错误，所以说裹尸布肯定是公元1世纪的。首席研究者是梵蒂冈聘用的一位历史学家，以研究圣殿骑士团著称。在研究中，她宣称圣殿骑士一度保管过这块裹尸布。对此，大多数研究同时期的历史学家都不以为然，因为圣殿骑士团在14世纪初就解散了，而关于裹尸布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360年的法国。这位研究人员近期提出的关于裹尸布的说法也饱受争议。多年来，研究过这块裹尸布的人都知道上面有字——这一点并不新奇——但她是第一个宣称从中发现可靠证据，证明“裹尸布为真”的人。不过，她得出的结论有不少致命缺陷。例如，她宣称部分文字是拉丁文，但公元1世纪的犹太葬礼中从未使用过拉丁文。真煞风景，是吧？但争论还在继续。
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们会孜孜不倦地为已被证明是假的东西辩护？首先，我们必须认可与这一信念紧密相连的深厚感情。不管看起来怎么样，这番争论不仅仅关乎证据。对许多人来说，认定“裹尸布为真”与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如果宗教信仰与客观的科学判断发生冲突，结果总是这样。承认事实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无论证据多么确凿，都会遭人质疑。
斯波克说得对，人类毫无逻辑
斯波克先生是科幻剧集《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外星逻辑学家，这个角色在剧集试播时差点被砍掉。《星际迷航》在1966年首映，伦纳德·尼莫伊扮演的斯波克先生的造型在当时绝对是个突破。人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家伙——尖尖的耳朵，凌厉的眼神，轮廓分明的山羊胡。不少观众都吓懵了，连NBC电视台的高管都说他“像魔鬼”。剧组担心这个造型会冒犯观众，特别是对长得像魔鬼撒旦的外星人毫无好感的基督徒，于是决定砍掉这个角色。不过，斯波克（和演员尼莫伊）也有不少支持者。在对造型进行了若干修改（比如去掉山羊胡）后，斯波克这一角色终于得以保留，并成为了电视史上极为经典的形象。
再举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吧。假设你和另一半为这次轮到谁给狗狗洗澡发生了争执。你们都说上次是自己洗的，这次该轮到对方洗了。事实上，你们俩都很忙，过着黑白颠倒、昼夜不分的生活，根本不记得上次是谁给那可怜的小家伙洗的澡。
但你毫不退缩，像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在这时，你的另一半突然摆出证据，给了你致命一击。她说，你不可能在你说的那天给狗狗洗澡，因为那天你要开会，很早就去上班了。尽管你仍然坚持自己特意早起，给狗狗洗了澡，但其实这两件事都不可能是真的。她的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你还是确信自己是对的。你心想：没准我记错日子了，毕竟是好几个星期前的事了，这个错谁都可能犯。
不过，你的心理防线已经被冲破了。你开始想，自己编的故事是不是真说得通。如果你想不起来是哪天早上开的会，自然想不起上一次你（或另一半）是哪天给狗狗洗的澡。有没有可能是你为了说服对方，故意从记忆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是你故意歪曲记忆来满足预期——本来就不该是你给那只可爱但脏兮兮的狗狗洗澡？证据就摆在眼前，你越来越不确定，要不要就此投降？
都灵裹尸布的“证实性偏差”与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相关。就像在讨论进化论时，有些人认为，认可进化论相当于背弃自己的信仰。这个立场压倒了一切。给狗狗洗澡的“证实性偏差”与信仰无关，但与个人信誉有关。所谓个人信誉，就是关于自己是对是错的“纪录”。对大多数人来说，维护个人信誉的意愿虽然没有维护宗教信仰那么强，但也够强了。
不难推测，最后总会有人放弃争论，去给狗狗洗澡（毕竟它又不会自己洗），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有人承认自己记错了。就算是这么琐碎的小事，人们也难以逾越“证实性偏差”。双方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都想让大脑感到快乐。类似该谁给狗狗洗澡的争论是所谓“能轻易摘到的果实”。解决类似的琐碎小事，就像从树上摘下最容易摘到的果子。大脑喜欢这么做，因为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能获得小小的奖励——一点点的确定性。如果能在都灵裹尸布真伪的争论中“取胜”（其实并不可能），大脑将获得如滔滔江水般延绵不绝的欢愉。用另外一件古代圣物来打比方的话，解决这种重大问题带来的奖励，就像大脑找到了确定性的“圣杯”。可惜，在裹尸布真伪这件事上，确定性就像圣杯一样，虚无缥缈，遥不可及。
但如果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观念被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是错的，那又会怎么样？“证实性偏差”的支柱是否会在如山铁证面前轰然坍塌？让我们拭目以待。
隔空打牛，是绝技还是忽悠？
在世界各地的武术流派中，有一些宣称拥有“隔空打牛”的秘传绝学。这门绝学的特点是，无需肢体接触就能击倒对手。有一位深谙此道的武术大师人称“人体眩晕枪”，另一些则自称“合气道大师”。（“气”是指一个人生来就拥有的内力，据说必须通过特定招式才能施展出来。）
用不着怀疑，确实有人相信这门绝技的存在。网上可以找出一大堆视频，显示合气道大师在自己的武馆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弟子击飞。大师只是隔空比划了几个动作，弟子就被甩了出去，或倒地不起。面对虎虎生威的大师，弟子毫无还手之力。
在外行人（也就是除了弟子以外的人）看来，这门功夫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甚至有人直说是“扯淡”。许多人要求合气道大师对普通人而不是弟子施展绝招，但大师往往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或者粗暴拒绝。他们常常表示，不需要证明给外行人看。“证据”已经摆在视频里了，爱信就信，不信拉倒。
不过，有一位合气道大师表示，他不仅能向弟子以外的人发功，还愿意挂出高额悬赏，奖金高达5000美元。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在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面前，承受住大师施展的绝招，就能领走奖金。为了让这个赌局更有趣，他直接向综合格斗师下了战书。（综合格斗师在空手道、柔道、跆拳道等领域都颇有造诣。）不出所料，有人接受了挑战。
这位合气道大师名叫龙家林（音译），声称自己有200胜0负的完美纪录。他要在自己的武馆里接受挑战，届时会有大批观众亲临现场，电视台的摄像机也将现场直播。他的对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综合格斗师。此人在比赛前公开签署协议，表示如果无法战胜龙家林，自己绝不会领走奖金。一切准备就绪后，比赛开始了。
比赛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综合格斗师向龙家林发起进攻，龙家林则以在视频里击倒弟子的招式应对，也就是隔空比划动作。结果，龙家林被综合格斗师打倒在地，这让观众们都震惊不已。他好不容易爬起来，冲着对手比划了几下，结果又被打趴下了，还挨了一顿猛踢，最后不得不主动认输。
看过这场惨败视频的人都不由得奇怪：为什么龙家林愿意以如此公开、如此惨痛的方式作践自己的信念（和身体）？不管答案是什么，有一点很清楚：他确实相信自己拥有“隔空打牛”的神功，为此不惜赌上金钱、名誉和自尊来证明这一点。他无意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证实性偏差”面临终极挑战——而且一败涂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我说的不是龙家林的“证实性偏差”，而是相信他的那些人的“证实性偏差”——包括他的弟子，还有打心眼里相信合气道大师确实身怀绝技的人。如今证据就摆在面前，他们肯定不会再执迷不悟了吧？
才不是呢！这番对决过后，许多“隔空打牛”的信徒仍然毫不动摇。有人说，综合格斗师用某种方法“干扰”了大师运功。还有人说，龙大师当天身体不适，无法发挥全部实力，败北是意外，什么也证明不了。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哪怕有成千上万人见证了龙大师的惨败，“隔空打牛”的信徒和传授者也不会消失。
简而言之，这就是“证实性偏差”的力量。不管你是捶它、踹它，害它缺胳膊断腿，还是当众羞辱它，它仍会屹立不倒。
影响决策的，除了思维定式，还有思维图式
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在争论中选择立场是件麻烦事。我们会抱定一个答案不放手，同时还以为自己是客观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认知科学通过研究大脑用于组织信息的心智构造——也称为图式（schemata）——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心理图式就像一幅由相互关联的观点组成的思维地图。例如，关于“学校”的图式，就包含“老师”“课本”和“学科”之间的联系。这些概念又会引出其他概念，比如“学科”会让人联想到“数学”“语文”等等。认知科学指出，随着图式的不断发展，能进入这一范畴的信息会越来越少。这么做的理由很现实：我们是根据心理图式中的联系做出判断的。如果信息杂乱无章，或者地图没有将某些信息排除在外，我们连做最基本的判断都会很困难。
设想一下，你在某个领域工作已经快十年了，现在要去面试一份新工作。面试官告诉了你工作职责、工作日程、上班地点、工资待遇和其他相关细节。这些都很重要，但跟这些同样重要的是你关于“职业生涯”的心理图式。其中包括你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是你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你面试的这家公司符合你的职业规划吗？他们的工作日程合适吗？薪水合适吗？公司规模合适吗？上下班路上花的时间合适吗？当然，你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调整预期，但关键在于，你面试的时候并不是头脑空空。在走进面试的房间之前，你已经有了关于“职业生涯”的心理图式，它将影响你做出判断。
问题就出在这里。既有的心理图式能引导我们评估新信息，但同时也会选择性忽视与图式不符的信息。
要想知道为什么，就得回头看一看哪些东西能让大脑感到快乐。当新信息使既有的心理图式受到质疑时，大脑的反应跟受到威胁时一模一样。对威胁有反应的杏仁核活性增强，对奖励有反应的腹侧纹状体活性减弱，大脑会觉得不舒服。大脑喜欢安安稳稳，不喜欢随时保持警惕。处理新信息会带来不确定感，这对大脑来说是种威胁。我们要么选择考虑不符合心理图式的新信息，让大脑暴露在威胁之下，要么选择反驳或忽视新信息，或者将它们划归“跟我无关”的范畴——这些信息不能完全忽视，但也不会影响或改变现有的心理图式。
认知科学研究人员尤其关注大脑如何维护既有的心理图式。例如，弄清宗教信仰的深远意义，有助于理解大脑是如何追求稳定的。信仰与大脑对动态平衡的喜好息息相关。著名生理学家瓦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称之为“能调节内部环境、保持稳定状态的体系的特性”。
人类喜欢用“价值”给不同的信念划分等级。例如，信仰上帝就比相信2+2=4重要得多。但神经科学研究显示，有价值的信念也好（比如宗教），没价值的信念也罢（比如数学），都会让大脑产生同样的反应。无论我们主观上觉得某种信念重不重要，大脑想要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稳定性和一致性。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但日常行为都受其影响。
大脑发出的信号，有时候是不靠谱的
一款新产品很快就要上市了，我想你也许会感兴趣。这款产品名为“超级工具”，外形类似超大号的摩托车头盔。你只要把它戴在头上，按下一个按钮就行了。不用不知道，一用真奇妙——戴上它以后，你的大脑将拥有别人不具备的优点。你会发现，自己的“选择性注意”大大减少（再也不会遗漏细节！），思维框架明显扩充（再也不会有思维盲点！），能够客观评估不符合自己信念的信息（再也没有“证实性偏差”！）。除此之外，“超级工具”有各种颜色和图案，完美搭配用户的独特个性。
我想，就算这种工具真的存在，我们也不会真的想要。通过让大脑的某些部分短路，来避免这一章提到的种种认知偏差，这么做真的值得吗？大概不值得吧。下面这个问题或许更值得探讨：如果大脑如此渴望确定性，为什么不满足它呢？如果它如此渴望“我是对的”的感觉，为什么不让它高兴呢？
在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要讲一件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事。她痴迷跳伞。我们结婚前，她决定实现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亲身体验一次跳伞。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北部找了一个颇有声誉的跳伞基地。在那里，她可以把自己对这项极限运动的热爱化为实际行动。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读完免责条款（“你很清楚参与这项活动可能导致突然死亡”等等）后，我有点被吓到了。我问她：“你确定要从12000英尺高的地方跳下来？”但对她来说，跳伞前的每一刻都是无上的享受。她不是不紧张（我想，从上万英尺的高空跳下来之前，只有僵尸才会不紧张吧），但美梦成真和完成终极挑战的愉悦感战胜了不安。她成功完成了跳伞，我则惊恐地睁大眼睛看完了全过程。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的大脑不是昨天才诞生的。正因为大脑演化了这么久，我们才会拥有应对威胁的警报机制，才能应对不稳定感。没有它们，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只要是正常人，从高空跳下时都会紧张不安。这是我们的大脑在危险出现时发出的警报，不管危险是实实在在的，还是尚未出现的。但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无视这种信号，选择走不那么舒服的路。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不可信的东西？
认知心理学家兼作家布鲁斯·M·胡德指出，人类生来就拥有一种“超感官”。它让我们相信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他在著作《超感官：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不可信的东西》（Super Sense:Why We Believe in the Unbelievable）中提出，大脑是为理解周遭世界进化而来的，这导致我们会相信无法解释的东西，比如超自然力量。“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世界上有看不见的模式和力量。这种想法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天性就是希望与外物建立联系。”胡德还指出，通过分享让人超凡入圣的体验，它将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和意大利心理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不太需要“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更擅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换句话说，能够克服大脑对确定性的追求，防止大脑为了追求稳定性而固步自封的人，更乐于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冒着风险去克服重重障碍。有时候，在大脑大喊“停下”时从半空中跳下，正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正是这样的冒险精神，为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人类发展铺平了道路。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该听从大脑发出的警报。违背天性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狭隘的思维框架更适合眼下的情况。有时候，忽略新信息很有必要。我们必须听从直觉，弄清什么时候该冒险一跃，什么时候该脚踏实地。这正是人之为人所面临的挑战——谁叫我们拥有具备求生本能的大脑呢？
第二节 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规律
“有那么多假象和错觉，就像暴风雪中纷飞的雪花。”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美国思想家、诗人
巧合是命运的安排吗？
我们先来做个小小的思维实验。首先，想象你走在机场的通道里，看见了一连串似乎是偶然出现，但又像诡异巧合的东西。例如，在不到45分钟的时间里，你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看见了同一个数字（比方说429吧）：一本杂志的售价，不经意看手表时上面显示的时间，某人T恤背后印着的数字，一杯冷冻酸奶的价钱。这件怪事让你满腹狐疑，直到准备登机。结果，“巧合”还在继续——你的航班号是1429。现在，你有点拿不准了——是该从这些巧合中领悟出什么，还是当这事根本没发生过？你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暗示”？如果是的话，是谁在发出暗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是该按部就班地登上飞机，还是该换票搭乘下一航班，好摆脱这个奇怪的巧合？
这样的例子足以让大多数人心生疑虑，觉得这些偶然事件可能预示着什么。如果这确实意味着什么，怎么才能发现其中隐藏的含义呢？既然马上就要登机了，你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这是在警告我不要坐这班飞机！”不过，有那么多人要坐同一班飞机，又有多少人收到了同样的警告呢？如果他们都没收到警告，你凭什么能享受特殊待遇？再说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也可能是个好兆头嘛，说不定你会在飞机上遇到好事。也许你会坐在未来伴侣的旁边，或者碰上给你高薪工作的老板。但话说回来，你怎么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冒这个险到底值不值？如果你上了飞机，却不幸遭遇空难，当飞机垂直下坠的时候，你肯定会后悔当初没能领会“暗示”。光是想想这些可能性，你的脑子里就会乱成一锅粥。
好了，别再想了，歇口气吧。
如果上面那段话让你纠结不已，那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会在偶然事件中寻找规律，赋予它们特定意义。这些意义其实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然后被我们投射到外界。问题在于，一旦爱找规律的大脑编出一套可信说辞（这可能让我们身陷险境，也可能让我们从中获益），就很难摆脱这个念头。在前面的例子里，你很难回想起自己为什么会开始关注“429”。也许你看见了这个数字两次，这么小的规律就让大脑提高了警惕，导致你集中注意力，希望拓展这个规律。一旦开始寻找，在机场里找到更多包含“429”的东西并不难。它们会像黑幕上的霓虹灯一样引人瞩目。事实上，你跟没有发现这些“巧合”时一样安全。其实，这个道理你心知肚明。但正如本书接下来会讨论的那样，知道却做不到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大概8岁的时候，住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有一天，我在家外面玩雪的时候，发生了三件怪事。首先，我闻到了一股异味，像是死掉的动物。当时，除了家里养的狗，我没接触过多少动物，但就是把那股味道跟动物联系在了一起。几分钟后，气味消失了，我继续玩。接着，我又听到了一阵响亮的呼吸声。那个声音太响了，不可能是人发出的。我环顾四周，但什么也没看见，不管是人还是别的东西。声音很快消失了。最后，我在房子边的人行道上用雪堆城堡的时候，低头一看，发现雪地上有一块奇怪的痕迹。我越是盯着看，图案就越明显——那是一头熊！脑袋、身体、四肢还有爪子，全都清清楚楚印在那里。没过多久，妈妈就喊我回家吃饭了。电视里正在播出的当地新闻让我大吃一惊：有头黑熊逃出了动物园，目前仍未被捕获。
对此，你怎么看？这是巧合还是预警信号？你可以慢慢想，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话题。
我思故我在
大脑擅长从规律中寻找结论，所以巧合会吸引我们的关注，这其实不足为奇。心理学先驱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指出，我们视为“巧合”的东西，其实是种种内在联系，这些联系编织成了一张隐形的网。他用“共时性”（synchronicity）来描述这种神秘力量。不少关于新纪元（New Age）的书籍和励志读物都强调了荣格的说法。描述“巧合”力量的国际畅销书《塞莱斯廷预言》（The Celestine Prophecy）和种种跟风之作就是绝佳案例。
这种将经验、符号、图像和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冲动，源于大脑生来就是为了理解周遭环境。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大脑没有这种特性，人类早就灭绝了。问题在于，跟大脑的其他许多特性一样，我们很难控制这种将事物联系到一起的冲动。这种冲动出现的时候，大脑就会“无中生有”。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事一次又一次发生。
再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心理学家迷上了超级畅销书《秘密》（The Secret），不仅自己爱不释手，还推荐给病人读。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人可以通过“认为自己会变富”等正向思维改变命运。为了证明这本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位心理学家向病人展示了一幅新型宝马敞篷车的照片。她解释说，这本书让她确信，自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最渴望的东西（也就是这辆车）上，并时刻提醒自己“我会拥有宝马的！”她还说，自从她开始这么做，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这款车。事实上，在过去几天里，她看见这款车不下五次。她声称，这表明她的正向思维奏效了。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她没有意识到她是在自欺欺人。她把注意力全放在那辆车上，导致大脑不停从身边截取相似的图像。她没有发现是自己执迷不悟，还以为正向思维真的奏效了，在“暗示”她马上就能实现目标呢。
就算你觉得自己不容易被巧合吸引，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尽管可能不像机场的例子那么富于戏剧性。市场营销人员经常运用心理学家所谓的“聚类错觉”（clustering illusion），通过安排零售商品的摆放顺序，诱导我们识别规律并赋予其特殊意义。例如，三款蓝光播放器并列摆放，价格从高到低，中间那款肯定卖得最好。商家会根据这个来定价。原因在于，我们会不自觉地为摆放顺序赋予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中间那款播放器的质量未必就比最便宜的那款好。营销人员知道，顾客都深信自己的直觉没错，所以给便宜的商品标个高价也能卖出去。
大脑会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因为这是它的职责所在。请记住，大脑的适应性（比如识别规律）还没有进化到能解释我们身处的复杂商业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希望每个结果都能对应一个原因——如果没有的话，大脑也很乐意捏造一个出来。
疯狂的咖啡和抽烟的猴子
假设报纸刊出了一份关于喝咖啡的研究报告，表示每天至少喝三杯咖啡能显著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有人读了这份报纸，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每天喝三杯咖啡。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专注，记忆力也增强了，因为她喝的咖啡多了。接着，她又读到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每天喝两杯以上咖啡会让人注意力下降，焦虑感增加。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员的资历也相当惊人。她心想：没错，我最近确实有点焦虑，也许也没我想象的那么专注。于是，她变回了每天只喝两杯咖啡。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有了改善，也不那么焦虑了。直到几个星期后，她又看到一篇支持第一份报告、反驳第二份报告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实，整个过程中，她体验到的种种效果跟咖啡关系不大。她深信某种行为会导致某种结果，这才是关键所在。
再来说一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有个叫“抽烟的猴子”的新奇小玩意流行过一阵子。那是个塑料或陶瓷制成的小猴，附赠一根小小的香烟，可以插在猴嘴上的洞里。如果把烟点着，看上去就像小猴在抽烟，甚至还会吐烟圈。猴子是空心的，底部还有个洞。空气可以从中通过，让小小的香烟持续燃烧——至少一些人在看见底部的洞之后是这么推测的。他们觉得，小猴嘴里的烟能持续燃烧，原理应该跟人类抽烟一样。
这个推论看上去挺有道理，似乎能解释小猴抽烟的秘密——不过，“抽烟的猴子”毕竟不是“抽烟的人”，这个解释其实并不准确。事实上，底部的洞跟烟毫无关系。烟之所以能持续燃烧，是因为它用了特殊纸张，能缓慢燃烧。人们看见底部的洞，获得了一点点信息，就做出了理所当然的推测（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因果联系”）。通常来说，我们跟那些人差不了多少。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抽烟的猴子”，我们的大脑则乐此不疲地填补信息空白，得出根本不存在的因果联系。在每种“抽烟的猴子”情境下，大脑寻找的其实是个能说得通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原因。
故意捣乱的上帝
讲故事是治疗心病的灵丹妙药。书上的故事也好，电视里的故事也好，它们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将有意义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最终得出了更多的寓意。换句话说，故事让我们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让大脑感到快乐。但我们听到的一些故事并没有前因后果。下面这个真实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若干年前，我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参与一个公共卫生项目时，听说了一起极为偶然的悲剧事件。有位女士开车前往市区，在路口停下等红绿灯。她不知道，自己正好把车停在了城市总水管的一个井盖上。她同样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有关部门正在测试总水管能承受的压力，她所在的区域恰好在加压试水。
就在她等待变灯的短短几分钟里，高压水流涌到了她停车的地方。水管中有个薄弱环节突然爆裂，灼热的水蒸气像间歇式喷泉一样从井盖喷薄而出，那位可怜的女士就像蒸锅里的龙虾一样被活活烫熟了。
虽然很难计算这种意外事件发生的概率，不过我还是做了一番粗略的统计。在综合考量伯明翰市区的司机人数、井盖数量和水管突然爆裂的概率后，我算出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大概是五十万分之一。（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作“水锤”。）这个数字当然不够精确，但不管精确数字是多少，这样死去的概率肯定小而又小。然而，在某个悠闲的午后，一切看似都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的时候，这种小概率事件却发生了。听到类似的故事时，我们都能感觉到，大脑想把意外发生前的偶然因素联系起来，弄清这起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但就算有了明确的解释（水压过高），这个故事还是缺少结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难以接受这种开放性结论，是因为它给我们一种感觉：偶然的意外会发生在任何人（包括我们）身上。这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威胁，而大脑又对威胁特别敏感。换句话说，缺少“为什么”突显了我们生活中的偶然性。我们渴望知晓原因。人们常说“事出有因”，但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算不知道，也会断定是某种行为导致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期待，我们要是找不到原因，就会找个“替罪羊”。在心理学中，“替罪羊”就是我们认为导致某事发生的人或物。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替罪羊”，无论它是人还是物。就算明知它不存在，我们也会精心遣词造句，暗示它是存在的。例如，一位教授打算用电脑和投影仪给学生做演示，可投影仪怎么也放不出来。他试图修好，但徒劳无功，只好说：“看来投影仪打算毁了我这堂课啊。”他自己心如明镜，教室里其他人也心知肚明，投影仪不是为了毁掉他的课而故意坏的。他的话暴露了大脑的渴望——无论事实如何，都要找个“替罪羊”。我们会抱怨车子不肯发动，软件没保存文档，花草不迅速生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称其为“意向姿态”（intentional stance）：为了迅速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会把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对象拟人化。
我们会发现，大脑的这种倾向同样是进化而来的。判断是什么情况导致了某种行动，这也许能救我们一命。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正在密林中觅食，忽然听见旁边的树上有动静。那是风声？是鸟叫？还是食人猛兽？迅速分析线索、找出真正的原因，关乎他是能回家吃晚饭，还是成为别人的晚餐。人类走出森林后，这种倾向同样有用，能帮我们判断别人的意图。人类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之一，不仅对其他生物来说很危险，对自己的同类也是如此。无法正确判断别人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成为你这辈子犯的最后一个错。
合取谬误，你相信哪种超自然现象？
“合取谬误”（fallacy of conjunction）指的是，认为包含某个真实表述的说法比那个表述本身更准确。比方说，我告诉你吉姆是个民选官员，也是个狂热的政见宣传者，你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吉姆的大致模样。如果我问你，下面关于吉姆的表述哪个更准确：1.吉姆是个政客；2.吉姆是个不支持私人持枪的政客。这两个表述都包含一个我们已知的事实（吉姆是个政客）。不过，第二个描述还包含一个推断——由于吉姆是个狂热的政见宣传者，所以他肯定不支持私人持枪。那么，这个表述比第一个更准确吗？并非如此。就算吉姆不支持私人持枪，第一个表述也没有因此变得不准确。更重要的是，第二个表述建立在对吉姆政见的推测基础上，这种推测不一定准确。心理学研究显示，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尤其容易犯“合取谬误”。如果把上述例子中的真实表述换一下，换成通灵者在“与死者沟通”过程中说出某人已逝亲人的名字，你也许就能明白了。如果通灵者说对了名字（也就是表述正确），那他就打开了通往“合取谬误”的大门。如果对方相信了这个，就一头扎进了陷阱。从那之后，通灵者想怎么胡说八道都可以了。他可以基于“唯一的真相”，建起一座谎言的堡垒。
偶然和运气
大多数学生都不怎么喜欢统计学。统计学课在任何一所大学里的出勤率都很低，仅次于微积分和有机化学。然而，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统计学。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概率手中的棋子。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足够多的司机、足够多的水管薄弱环节，总会有人把车停在即将喷发的井盖上。也许这种事不过是一年一遇、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但它迟早会发生。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这件事发生了。
“偶然”和“运气”这两个词其实是“概率结果”（probabilistic outcomes）这个术语的替代品。当龙卷风席卷整座小镇，只有一栋房子幸免于难，而且毫发无损，我们会说这栋坚挺的房屋（还有住在里面的人）很“幸运”。也没准有人会说，这栋房子能幸存下来是上帝的恩典，其他房子被毁则是魔鬼的作为。而勤勉的统计学家会指出，这不过是既定因素的概率结果。既定因素包括房屋构造、龙卷风风速、这栋房子与其他房屋的相对位置，等等。他们也许还会摆出一堆龙卷风摧毁结果的统计数据，证明一栋房子幸存而其他房屋倒塌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大多数房屋安然无恙而只有一栋房子倒塌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些信息并不能说明那一栋房子为什么能幸存或者倒塌，但我们能从中得知，这一事件并非完全无法解释。
然而，大脑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它眼下最需要的是为发生的事找理由。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导致我们完全忽视了一点——很多事根本没有理由。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经常出现。有时候，我开车时听见广播里提到“棕马”，往窗外一瞥，正好看见路边有匹棕色的马。每次发生这种事，我都会惊讶不已。从概率上说，这其实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在这种巧合发生的一瞬间，我还是会想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
这不是我们在犯傻，不过是大脑的天性。
无处不在的控制错觉
除了前面提到的东西，还有一点也值得讨论。我故意把它放在最后，希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有时会认为自己在某个场景中扮演重要角色，心理学家称之为“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当悲剧发生在自己或亲人身上时，我们往往觉得自己该为此负责，心想“要是当时我……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们觉得自己能阻止悲剧发生，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错觉。但我们需要为悲剧的发生找理由，找“替罪羊”，所以很难听进别人的劝告，接受这并不是我们的错。
这一点在赌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不管你是买彩票，还是进赌场。彩票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人们有“控制错觉”。许多玩彩票的人都相信，自己选的号码要比机器随机生成的号码“好”，因为那是他亲自挑选的。如果有一天没有买那组号码，那组号码却中了奖，他肯定会气得从楼上跳下去。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去买自己选的号码。这个博彩人受了错觉的影响，以为自己能控制号码中奖的概率。但事实上，他根本无法改变概率。
赌场也利用了人们类似的心理。下一次你去赌场的时候，不妨问问玩老虎机的人打算靠什么赢钱。有些人会说，他们知道赢钱的“秘诀”，只要按“秘诀”玩就能赢大奖。他们落入了同样的错觉陷阱，以为自己能靠某种“成功秘诀”改变概率。
可惜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成功秘诀”就是赶紧停手。
为什么庄家总能赢？
《赌博研究杂志》（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揭示了在线赌博中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看上去很矛盾，但完全说得通。研究人员分析了2700万个在线牌局，发现玩家赢牌局数越多，赢得的奖金越少。研究人员认为，原因在于他们虽然赢得的局数多，但每局的奖金不多。为了赢得更多局数，玩家得不停地玩牌，而玩牌的次数越多，就意味着惨败的概率越大。事实证明，惨败的局数虽然少，但赢的钱一下子就输回去了。在线赌博者错误估计了“冒险就能得到回报”的不确定性，几局小胜就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结果，庄家总能赢。这是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不适用于少数大赚一笔后见好就收的幸运儿。如果你接着玩，那么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