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七十二岁那年，爷爷辞世了。爷爷生前在巴登的一个小城镇开了一家石版印刷厂。奶奶操劳家务，不雇女佣，照管着荒凉破落的老屋，为大人和孩子们煮饭烧菜。
奶奶看上去十分瘦小枯干，说话不紧不慢，但眼神却十分有神，她含辛茹苦地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孩子们，她年复一年地消瘦下去。
五个孩子中，两个儿子先后成家并独立门户，两个女儿也先后去了美国，只有最小的一个因为体弱多病，留在小城里当印刷工人，现也已成了家，独自生活。因此爷爷去世时，老家只有她一个人。
外面的儿子和女儿都很孝顺，经常写信问候她，并邀她同住。只有那做印刷工人的小儿子则希望带着家人一起搬到她屋子里去。可是老奶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只希望每个孩子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稍稍寄些钱来。这家印刷厂早已被淘汰，几乎没有什么生意，甚至负了债。
孩子们不放心，仍想接她同住，但她硬是不同意，他们只好屈服，每月寄给她一小笔款子。大家以为，老太太是舍不得离开那在小城里当印刷工人的小儿子。
小儿子经常与哥哥姐姐们联系，主要是谈母亲的生活状况，从他给我父亲的信中以及奶奶安葬后两年我爹的一次访问所获悉的情况中，才使我对这两年内发生的事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
在了解整个事情经过中，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印刷工人对于奶奶拒绝他搬到她屋子一起住十分失望。他和四个孩子住在三间房间里。奶奶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只是每星期日下午带孩子们去喝咖啡，剩下的时间各过各的日子。
小儿媳妇对婆婆的这种作法大为不满，她满腹牢骚，经常说住在印刷工人的屋子里实在太挤啦。印刷工人沉不住气，在信里大发牢骚。
有一次，我父亲写信问奶奶的近状如何，他的回答只是寥寥数语，说她常去看电影。
看电影在我心目中感觉很平常，但在父亲那一辈人心里却有另一番意义。三十年前的电影同今天的不一样，它总是在设备简陋、通风不良的场所放映，往往在玩九柱戏的球道上演出，演出前的宣传广告也很撩人，往往是些暴力和情爱场景。到那边去的只是少年，或者是一对对贪图那边光线黑暗的情侣。孤零零的一个老太婆去那儿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电影的票价便宜，但这种娱乐在等级上跟吃甜食相差无几，这就等于“瞎花钱”，瞎花钱是不光彩的。
奶奶的性格是孤僻的，她不与同住一地的儿子过多来往，也未见她对哪一个左邻右舍表现出热情来。她从来不赴小城的咖啡茶会，却常常到一个补鞋匠的工场里去，工场座落在一条声名狼藉的小巷里，下午时分，总有各式各样、不大正派的人闲坐着，其中以地位低微的女侍者和青年工匠居多。补鞋匠是个中年人，曾游历世界各地，但结果一无所得。据说他也喝酒。我们都反对奶奶到那种地方与那些人交往，因为这对奶奶的身份多多少少有些损害。
小儿子也曾苦口婆心地劝过母亲不要去那种地方，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他看到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答复，谈话就此中断。和我奶奶商谈她不愿意听从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一次印刷工人给我爹的信中，他说奶奶现在隔天就要在饭店里吃饭。
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家里人，因为奶奶一生本来为一家十余口煮饭烧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残羹，如今却上饭店吃喝起来了！事情竟这么不可思议。
不久，我父亲到家乡附近一带出差，于是去探望奶奶。
奶奶正拿起帽子准备外出，看见我父亲进来，把拿起的帽子又放了下去，她倒了杯红葡萄酒给他，并送一片面包给他吃。她看上去镇定自若，既没有特别兴奋，也并非默不作声。她问起我们大家的情况，很粗略的那种问，她主要想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樱桃吃。她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房间里一尘不染，她看上去也挺健康。
她的新生活方面，有件事很令我父亲吃惊，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父亲一起到墓地去扫丈夫的墓。“你自己去吧，”她漫不经心地说，“他的墓在第十一排左面第三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呢。”
印刷工人事后又说，她一定是到补鞋匠那里去了。他大发牢骚：
“我们那么多人挤在几间小房里，我工作又累又不挣钱，最可怕的是我的气喘病越来越重，那大屋子却一直不让我们住。”
我父亲在旅馆里租一间房间，等着邀奶奶去住，至少形式上表了一下态，但她还是老样子，不领情，哪怕整屋子都是家里人，她还是提出一些反对的理由，说她不该和家人一起来住，把旅馆房钱白白花费了。
奶奶的行为在我眼里是一种背叛家庭的行为，她完全是在走自己一意孤行的路，我父亲的脾气很好，既然看到奶奶十分愉快，就对我叔父说，一切按她的意思吧。
可她究竟想干什么呢？
根据下一步报导，她已订了一辆“布雷克”，想在某一个星期到某个地方单身旅游。“布雷克”是一种大型高轮马车，坐得下整整一家人。在我记忆中，我们小一辈的在去探望爷爷时，有时便会享受到坐“布雷克”的待遇，当时奶奶一直待在家里。她不屑地把手一挥，拒绝一起去。
乘了“布雷克”马车后，奶奶又准备观光K城。这是一个大城市，乘火车约两小时才到。那边正在赛马，奶奶就是乘车去看赛马的。
印刷工人很是恐慌，他急忙写信给我父亲，主张给奶奶请医师。我父亲看信时摇着头，他不主张请医师。
奶奶不是独自观光K城的，她还邀了一个姑娘一同去。印刷工人信里说，姑娘是个傻里傻气的人，是奶奶隔天吃饭的那家饭店里的厨师助手。
从这时起这位傻里傻气的姑娘就成了奶奶的向导与玩伴。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奶奶把她当做宝贝似的宠着她。她带奶奶去看电影，到那个补皮鞋的铺子里去。据说那鞋匠曾是社会主义党中的重要一员呢。有人告诉我们，奶奶和那个傻姑娘在厨房里一面玩牌，一面喝红葡萄酒。
“她替那个‘傻姑娘’买一顶帽子，上面还有玫瑰花。”印刷工人十分伤心，“而咱们的安娜连圣餐时穿的衣服都没有！”
印刷工人对他母亲的作法十分不理解，信中充满了抱怨、数落之词，而且丝毫不肯让步。别的情况我是从父亲那儿获悉的。
旅馆老板向他眨巴着眼睛，悄悄说：
“那太太像大伙儿说开的那样，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
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奶奶晚年生活过得很是拮据，主要以干面包片、蛋制品、咖啡为主食，只偶尔去次饭店。为此，她还买些便宜的红葡萄酒，每餐总要喝上一小杯。
她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不仅仅收拾她所住的卧室和所用的厨房。但有一个令人不解的地方，就是奶奶在偷偷地抵押东西，大家都在猜测奶奶的钱都消费在哪里了，看来她都给那个补鞋匠了。
奶奶死后，补鞋匠搬到另一个城里，据说在那儿开了一家很像样的鞋店。
奶奶的生活历程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儿、妻子和母亲时代的；第二阶段则纯粹以老太太的面目出现。这时她孤身一人，不尽任何义务，经济情况虽不十分好，但还过得去。第一阶段的生活前后长达六十年，第二阶段却不到两年。
在奶奶离世前半年，她更少与人来往，也更显得孤独。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在小城空荡荡的街上漫步，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她有时去看望牧师，人们传言，那位跟老太太做伴的牧师，竟也邀她一起去看电影！
据奶奶自己说，她过得很充实，在补鞋匠那儿显然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在高谈阔论。她在那儿经常带着自己的一瓶红葡萄酒站着，只顾喝自己杯里的酒，听着那些人大谈特谈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当局的抨击。这瓶红酒她是专留给自己的，有时也带些烈性的酒给大伙儿喝。
奶奶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突然离我们而去的，说她死得突然是因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她死在窗口附近的一张木椅上，她本来请那位“傻姑娘”在晚上看电影，因而死时姑娘在她身边。她活到七十四岁。
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挂在死时睡的那张床上。这照片是专为她儿孙们摄的。
那张照片至今我还记得起，那是一张布满如核桃般褶皱的脸，唇狭而嘴阔。她几十年如一日辛苦劳动，只有短短几年才饱享清福，终于油尽灯枯，魂归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