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抄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贷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右。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熟，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附忮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右不忮)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餍，志亢神愈忲。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右不求)
评点：安排后事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奉到一道“前赴天津查办事件”的上谕。天津出的这个事件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天津教案。为方便读者阅读以下所录的几封家书，有必要将天津教案简单地介绍一下。
同治九年入夏以来，天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传说有人用药迷拐幼孩，又义冢内有暴露的小孩尸体，暴露之尸系洋人教堂所丢弃，并有教堂挖眼剖心之说。五月二十日，有人捉拿用药迷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至官府，审讯时牵涉到已加入法国教会的教民王三，于是民情汹汹。二十三日，法国领事丰大业、传教士谢福音面见武兰珍，但武不能指出王三其人，且所供与教堂实际不符。教堂外面，围观的老百姓与教堂中人发生口角、殴打。这时，丰大业持枪进入清廷设在天津的办理洋务的机构——三口通商衙门，并在衙门内放枪。丰大业走出衙门后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向刘开枪未中，伤及刘的仆人。围观的百姓愤怒至极，遂将丰大业打死。百姓的情绪因此更加激愤，涌至法国领事馆，扯毁国旗，捣毁房屋，又放火焚烧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打死法国人九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二名、英美人各一名，另有无名尸十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大教案。此次教案中，外国人所遭受的打击，为历次教案所仅见。法国为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威胁清廷说要调集兵船，英、俄、意、比等也纷纷提出抗议，事态极为严重。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急报朝廷，并请派大员来津处理此事。朝廷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直隶总督曾国藩。五月二十五日曾氏所奉的谕旨是这样写的：“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五月二十七日，朝廷在接到崇厚的再次报急后，又给曾氏下了一道上谕，令他赶赴天津查明案情，缉拿凶手，弹压滋事人员。五月三十日，朝廷谕内阁严惩作奸犯科的匪徒，紧接着又将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先行交部分别议处，随后又派崇厚为出使法国大臣，向法国政府说明真相，赔礼道歉。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事关重大、朝廷严命，还是职分攸关，重病中的曾氏都不可能不接受这个使命。离保定前夕，他想到眼下天津城一片乱哄哄，中外情绪都在激昂中，事情不仅棘手难以处置，即便处置了，也绝对是两边不讨好。事多心烦，再加之病情严重，此去天津很可能不是活着回来，于是给两个儿子写下了这份带有遗嘱性质的信。
信中所说的运灵柩回湖南之事，自是一般人的不愿客葬他乡做野鬼的心态，可不必说；关于不忮不求勤俭孝友等等，乃曾氏一贯的主张，先前的家信中反反复复地说得很多，也可不必再赘述。与通常人的遗嘱不同的事，曾氏着重叮嘱二子今后要“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这是因为曾氏的兄弟经历与常人不同。曾府的真正鼎盛靠的是那场战争。五兄弟四人带兵在外打仗，一人在家守摊子。曾府因此赢得“一门忠义”的御旨赞誉，又因两人死于战场，使得这四个字的分量更重。在曾氏看来，曾府今日的局面，是众兄弟共同撑起来的。此为其一。其二，老九战功最大，为家族捞得的金银最多，曾氏又常说他的侯爵是老九送的。信中说各家的“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可知曾氏一直深记老九对家族的实在贡献，并对他心存感激。其三，曾氏从三十岁起便离家宦游，不能多管家事，身为次子的老四实际上挑起了长子照顾家庭的重担。
凡此种种，使得曾氏对健在的两弟的情感大为超过常人手足之情。明白了这几层原因，便不难理解“事两叔如父”的话了。
这封信另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关于他对自己所留文字的处置态度：奏折、古文不可发刻送人，只留于子孙观览；不刻文集。其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文字不足以传世。
他的这个遗嘱，家人并没有执行。他死后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二年便开始刊刻他的全集，四五年间他的全集陆续刷印问世。不但奏折、古文刻了，他的诗、杂著、批牍、信函都刻了，连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如日记、家书等也刻印了。
由李瀚章、郑敦谨等人主编的这套《曾文正公全集》，后来成了晚清人物文集中最为著名的一种，百余年来对中国官场士林影响最为深巨。到了20世纪80年代，湖南岳麓书社则组织学者专家对存世的湘乡曾氏文献予以清查整理，积数十人之功，历十余年之久，出版了一套三十册一千五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将曾氏遗留人世的所有文字搜罗一尽。
曾氏家人不执行这个遗命是对的。因为曾氏一旦谢世，他的文字便进入历史档案一类，将它公之于世，对于历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倘若拘泥于遗命，反倒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事实上，曾氏本人及其关系密切之人，早就知道这些文字必定会刊刻出来的。曾氏将所有文字均录副送到老家保存，便是试图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他的档案，以利于今后出全集。他的日记绝少涉及机密事，也很少臧否人物，也是出于今后面世的考虑。有一次，老九看了曾氏的日记后，发现其间有对自己不利的文字，曾氏说可以将那些文字涂掉。
既作刊刻的考虑，又不同意发刻送人，看似有点矛盾虚伪，其实不然。曾氏是一个明智的人，自我看待是一件事，别人看待又是一件事，两者不能混淆。“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尽管自己不愿刻印文集，但他知道，刻印的“厄运”是不可逃避的。一向谨慎的他，于是处处预做日后刊刻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