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能得北还，卜居日下，全由一部《红楼梦》。以后的遭际遭遇，也还是离不开“红”字，而且我头上有了桂冠一顶：标签曰“红学家”。
所以有必要在此夹叙一段“前因”，不然者就会“后果”难明。引一段旧文，请君着眼——
一九八二年新本《红楼梦》的来由，《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一文粗有叙记。那主要是想说明：从一九四七年起，与家兄祜昌立下誓愿，一为努力恢复雪芹真本，二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间流行的伪本与学界不甚精确的考证结论。
上文只叙了一个问题，如今再追述在以前的经历——复杂，曲折，鲜为人知。
《红楼梦新证》主体完成于一九四八年。《燕京学报》第五十期登出拙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文末提到撰作那部书稿的事——初名《证石头记》。
此文出后，引起不少人注意，包括朱南铣、文怀沙、张慧剑、黄裳……诸位（以下行文为避繁赘而省篇幅，俱不具称某某先生。但绝无失礼欠恭之意）。张氏在沪上《新民报》发文赞赏，朱氏洽借“甲戌（录副）本”，……而黄裳（南开中学同窗挚友）则主动写信，推荐此书稿交开明书店出版。黄裳信函是写给叶圣陶的，遂将此信并书稿寄与叶老。久之，原件退回（内中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而此际文氏亦已注意到《证石头记》，他拜访孙楷第教授（因拙文中提到他），询问我在何处，要谋一面。孙老设晚餐，派夫人来邀我去一会——但孙太太只言“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吃晚饭……”，而那天恰值我在忙着收拾衣物，满室凌乱不堪，火车票都已订好，急于赶车回津（已放寒假），心绪如麻，实难应命赴宴款谈，只好恳辞。孙太太连来两次，终于无法解决。此事定会让孙老很不体谅。
及假满回校，清华大学友人周祖譔来晤时，忽谈及他与文怀沙因某场合见面，也提起我“拒不接见”的事，说我这个人如此“狂傲”，架子何其大也！周即答言，与我交久，深知其人最为儒雅谦和，断无此理——当时必有缘故……我到此方知文先生欲晤的本意在于为《证石头记》出版的要事——而孙太太恳邀时并无一言及此也。
话要简断：由此我这才与文怀沙取得联系，约好将书稿交他。家兄祜昌比我还重视，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将近四十万言的巨帙一手楷字清缮出来，交付完妥。
我一九五一年秋，受成都华西大学电聘，去做外文系讲师（因闻在宥教授于Studia Serica学报上见到我一篇研究陆机《文赋》的英文论文。其时我尚在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于次年五月一日到达华大。当年秋高校大调整，我调入四川大学，冬季开始分批接到书稿的校样（沪排，寄北京文怀沙转我，我校毕寄还文处。如此往复多次方全部校完）。到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我收到了样书。书是棠棣出版社所印，由长风书店发行。文怀沙不喜《证石头记》这个名字，建议改成了《红楼梦新证》——是针对胡适的《考证》而取义的。他还请沈尹默题了封签，蒋兆和夫人萧重华绘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见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此书问世后，其反响可谓名副其实地盛极一时——但也很快招来了莫大的“后果”。
“盛况”一言难尽。今只举几项罕逢的现象，或亦可为出版史、学术史上的一页轶闻掌故。
先说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队了，书出脱销，三个月内接连赶出三版。大学者张元济（菊生）、顾廷龙等皆在阅读——此闻在宥到沪后特函相告。不久张菊老令儿媳代笔来函询问一二问题，随后又亲笔复我去函（他病瘫已久，原不能书写，因高兴破例亲书，然手颤，书字几不能辨识）。
在京、津，高校老同窗来信，说“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编”，某单位已要调你……
在成都，川大图书馆馆长告诉我：“馆里一次买了十部！”（说时以手比画为十叉状，因蜀音“四”“十”难分。）校中师生多人在购读，一位不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忽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了！”闻之愕然，忙问何事相累。他说：“我日来患了重感冒，正在难挨，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日才刚好些……”诸如此等，佳话趣谈甚多。
在海外，很快盗版了。美国赵冈教授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在英国，有一部著作，引及《新证》多处（据云七十余处）并注云：篇幅如此“重”（heavy）的学术论著，三月连出三版，印数高达一万七千，实印刷史上罕见之例。
如此叙来，不必再举，已足证明我在彼时已成了“红人”——谁想，这部书也就招来了嫉嫌，以致把我卷入了一种“险境”之中——此险境真可谓多方受敌、四面楚歌，而当时我这三十三岁的“大孩子”尚在“春风得意”之中，一点儿也无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风波之航与荆榛之旅——
先是友人传来“内讯”：社科院文研所已准备调我。其后受阻而告“内消”。再后则原燕京大学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具言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古典部负责人）有意邀请，特烦函商。我虽也喜欢成都，到底更愿回京，于是答应了。该社总社长冯雪峰，副领导是巴人（王任叔），主管“古典”之事（另有楼适夷则主管鲁迅、翻译等编室）。故调我是由当时中宣部特电川大，而川大不放行，传出风声：“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当时学生不愿学英语了），中文系也请留。并且即可晋升副教授……”
后闻特调电已至再至三，川大校长彭迪先方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并召见我，嘱我回京后仍然关心川大的事业。
我于一九五四年春末，穿三峡而北返，放弃了高校的副教授，当了一名可怜的编辑。
入社之后，聂绀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恢复”已出之《三国演义》中的题咏诗（聂云：毛主席见该社所校印的《三国》尽删其中“后人有诗叹曰”等大量诗句，说这不行，要恢复！对此我另有专文叙及了，今不重复）。此事完成，即命组成一个专组，专门整校一部新版佳本《红楼梦》。因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愿，故很高兴，即订出计划，交上去了，聂老也点了头，立待执行。
当时我被安排在一楼，与舒芜同室办公。一日，舒芜忽从二楼聂处（聂独一屋，生活与办公皆在其间，不另坐班）回室，推门进来，向我传达指示：领导有话，新版《红楼梦》仍用“程乙本”，一字不许改——实在必须变动的（如显误、难通等原有的讹误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
舒芜话很简洁，面无表情，此外无一闲言。我虽书生气十足，却也直观意识到事情大不简单；而且，聂公对此，从头到尾，绝无片言向我直接传示与解释。（这与他给我的任务恰恰相反！）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实际，与聂老交又不深，故此总未敢向他请问一句——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做的“校程乙”工作。
很久以后，渐渐得闻，原来“人文社”调我也有原因：该社所出的头版《红楼梦》，是采了亚东图书馆的（胡适考证、陈独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个不甚好的“杂校本”，又经当时负责的编辑汪静之“整”了一番，不知怎么弄的，反正是问题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见，就向胡乔木提出批评。胡据俞说，又批了“人文社”。这下子，社之有关领导、负责人等吃不住了，据云在内部和公开的会上，做了检讨。这样，当然心里窝着气，又无善策——才想要调我来“重整旗鼓”。未料此策失灵，也不知怎么反复决策：硬命令坚持那个“程乙本”。
再说说我这“红人”的事——
大约我刚返京华，《文学遗产》创刊版在报上问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红学专家的大文，即对《新证》提出批评，记得其要点之一是说曹雪芹还是“汉军”，而拙考谓为“内务府包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标新立异”，是“错”的，云云[3]。随后又有署名“粟丰”的批评文章，大意是说我的观点不正确，对“写实”的概念有不同见解（鲁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一义，加上雪芹原文“实录其事”等，我很强调芹书与西方虚构小说不同，而这是它“自传性”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须“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对）。
以后，《文学遗产》及其《增刊》还有其他鸿文续予批贬。我这部“走红”为时甚暂的“大著”由此逐步褐色——走向了“灰黑”[4]。
我刚回京，首次见聂老，就对我说：《新证》出后，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问，但相信这不会是讹传。如今证实，见徐中远著《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有两处提到《新证》。我之所知，限于此一句传闻，这对我此后的“命运”如何，也不深知，无从探究。但当年下半年，批俞批胡运动就逐步展开而升级了，我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来越凶，有一篇说我“比胡适还反动”！
我由“红”变“黑”了。尔时我方三十四岁，哪里经过（理解）这么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吓得惊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纯学术著述到底是有何种大逆不道的“极端反动性”。
虽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后来方知：美国有一位“红学家”叫米乐山（Miller），在其专著中把我叫作“红色红学家”。这真有趣之至。
诗曰：
伐山创考仰胡公，来哲今贤恨未逢。
妄意为芹应浣玉，一编新证始研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