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义和团书目解题》中认为众多有关义和团的历史文献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庚子西狩丛谈》，他还高度评价该书为记述“西逃”诸书中最佳之著作，可见其史学价值之高。一九三五年，美国传教士浦爱德更将《庚子西狩丛谈》译成英文，由美国耶鲁大学刊行，之后更有德文、日文的译本。中外推崇，视为信史。该书若以现代的说法，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本“口述历史”。口述者是吴永，而笔录者是刘治襄。
吴永（1865—1936），字渔川，别号观复道人。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西昌县。清光绪四年（1878）父殁，次年随母徙成都。因家贫无力延师，从亲友处借书攻读，刻苦自励。涉猎经史之余，还工于绘书，精通音律，特别对金石颇有研究。光绪十年（1884），法军入侵中国云南，吴永投笔从戎。次年，清政府与法国议和，遂解甲归田，客居长沙。光绪十三年（1887），吴永由湖南入京师，经侍郎郭嵩焘推荐，到户部侍郎曾纪泽家教书。因勤于职守，颇得器重，曾纪泽以次女曾广珣嫁之。婚后纳资捐得知县，分发直隶候补。或许是因为与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弟弟李鹤章第四子李经馥（曾纪泽长女曾广璇丈夫）是连襟关系，成为李鸿章幕府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干才。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吴永曾随李鸿章赴日本商谈“和约”，任“办约文案委员”。光绪二十三年（1897），经李鸿章的大力推荐，补授直隶怀来县知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慈禧携光绪微服仓皇出走，首站就到了当时隶属怀来县的鸡鸣驿。吴永得知慌忙接驾，他任职的怀来县非常贫瘠，又加之当时兵荒马乱，鸡蛋、小米粥、玉米面、窝窝头就已经是倾其所有了。尽管食物简陋，但饥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兴，对吴永心中顿生感激之情，又得知他是曾家女婿，又与李鸿章世交，见驾时应对从容，对朝廷的忠诚溢于言表，自然更加地赏识。之后，吴永又随慈禧西行，担任前路粮台会办，日夕召对，故对当时诸多事宜，深知内情。回京后，慈禧就将吴永官职升至五品，连升三级。但李莲英等宫廷幕僚忌恨心泛起。慈禧为了历练也为了保护吴永，最后就把他“下放”到西安做了一个四品的道台。不久，又将他“下放”到了更远的广东雷琼道。
刘治襄（1869—1936），名焜，谱名振书，字芷芗，晚号甓园居士。浙江兰溪官塘乡厚同人，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十月二十三日。才华横溢，雅博宏深，曾受业于俞曲园（樾），光绪二十七年（1901）乡试第一，会试得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北京京师大学堂教授、省议会副会长、国务院参议、内务部总务厅厅长等职。民国八年（1919）七月，屈映光（文六）署山东省省长，刘治襄是他的秘书长。这时吴永刚在山东任胶东道尹，因有事进省，屈氏宴之于省署西园，并要刘治襄作陪。两人因同属浙江，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席间畅谈庚子“西狩”故实，合座倾听，屏息静气没有一点动筷子的声音，刚说到紧要关头，忽报某镇帅到，主客纷纷离席，一番酬应，故事便中断了。一断便是七八年，直到一九二七年，因潘复入京任内阁总理，刘治襄和吴永一同入枢府任记室，两人同处一室，这才重续八年前未完的“传奇”故事。刘治襄形容当时的心情说：“此次所谈，……予既温旧闻，复偿新愿，胸藏宿块，顿尔消解，欣慰殆不可言喻。最可异者，区区一夕谈，发端于八年之前，而结委于八年以后。假当时稍延片刻，一气说尽，亦不过晓此一段历史，茶前酒后，偶资谈助，反不觉如何注意。乃无端画成两橛，神山乍近，风引舟开，偏留此不尽尾声，悬悬心坎。直至今日，言者听者，乃复无端聚集，完此一桩公案。地隔数千里，时阅六七年，以万分渴望之私，当十九难偿之愿。本非绝对必需之事，已作终身未了之缘，成日蓄之意中，而一旦得之意外，便觉得一字一语，皆成瑰宝。奇书残本，忽然足配完编，一如荡海萍花，既离复合，西窗听雨，重话巴山，此岂非人生难得之快事耶！”
《庚子西狩丛谈》一书，凡五卷，共七万余言。初稿就在三个晚上写成，可见刘治襄的才思敏捷，他说：“因率就灯下援笔记述，取案头日报，用寸草涂抹其上。初意数纸可竟，乃引而愈长，既尽一纸，更取一纸，直至晓钟将动，尚未罄其十一。”可见当时他在记叙此书时是如何的兴之所致，一发而不可收。后来经过两次增补修正，又经吴永看过，根据吴氏日记增订了名物时地，方才完稿。
吴永对刘治襄赞不绝口地说：“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翔实，庶可传信，先生记忆强密，精力滂魄，即此可见。”以十天工夫写成这样的传世之作，可见刘治襄的才华横溢之一斑。
《丛谈》既毕，刘治襄又写了一段颇长的模仿“太史公曰”的评述，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庚子一役，衅自我起，衡情量理，我们当然不对。但既已到宣战阶段，那就不必论理而论势了。他们的联军，从千万里外而来，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后继的援军，一定赶不上来的。他们集合了“风习各殊之众”，携“猜嫌互异之情”，勉强推定了统帅，号令决难一致。联军总数，不过三万余人，“悬军深入，冒百忌以赌一日之得失，以兵法论，实处于必败之势，所谓‘越国鄙远，吾知其难者也’”。当时，中国军除禁军不计外，所号“北洋六军”，环列于京津间，为数当在十万以上。“以众御寡，以主敌客，以逸待劳，赚之登陆而断其后，八面犄角，一鼓而覆之，固非甚难事也。否则，围而锢之，勿加杀害，杜绝接济而使之自屈。”孰料竟等而下之，“乃既不能战，并不能守，京津三百余里间，一任其从容驰骋，长驱突进……”刘氏这些论点已不是书生谈兵，纸上作论，他清楚地提出“坚壁清野”的战术，“长期抵抗”的战略，他认为八国联军并不可怕，只要韧性抵抗，洋人一定要失败的。
刘治襄又进一层推寻构成“义和团”事件的社会因素：一则民智之过陋，二则生计之窳薄。因为老百姓缺乏教育，以致迷信于仙道鬼神之魔法。因为长期失业而贫而困，靠着一些侥幸的机会混吃混喝，终至恣意烧杀抢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存着万一侥幸的希望以逃过法网。因愚而顽，因游而暴，适有民教互阋之问题以作导线，遂轰然爆发而不可复遏。
《丛谈》是由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并加以自己的评述，是一本记录当时义和团动乱、清廷腐败、外国军队入侵、慈禧光绪西逃及回銮的真实历史写照。该书从作者对李鸿章的肯定，对清朝官宦之间的尔虞我诈的揭露，乃至对慈禧的过失的微词，均可见他有清醒的政治看法。而且由于此书为当事人的经历，又与事件经过不久，自是应当可补正史之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