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俭胡同与米粮库胡同相互连通、相互依存，被誉为具有“明朝老胡同风骨”。
在地安门西大街上，沿着北海北门往东走路南，一条南北走向的宽阔胡同映现眼前，这就是恭俭胡同。粗看上去，该胡同并无特别之处，甚至感觉其胡同格局还有些不规范。但深入其中却发现，恭俭胡同不仅历史悠久，在明朝时还是内官监办公地。仅此，胡同的历史价值便可见一斑。
据《北京西城胡同》记载：“恭俭胡同位于什刹海地区东南部。南北走向，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长530米，均宽4米。明代为内官监址。清代初始名内官监胡同，光绪末年讹为内宫监胡同。1911年后谐音定名恭俭胡同。”
在恭俭胡同之西，依次有东西走向的恭俭一巷、二巷……直至五巷。恭俭一巷原称内官监（为办公所在地），是明代二十四衙门之一，职掌土木瓦石、油漆、婚礼、火药等诸作坊，负责营造宫室陵墓，铜锡妆奁器皿等诸事，业务十分繁杂（类似于皇家工程局）。入清后废弃，但至今原“内官监”所属各“科室”名称仍用于胡同之名。如周边的“油漆作”“大石作”“米粮库”“染织局”等胡同，昔日均是为皇宫服务的作坊或库房。
在恭俭胡同南口路东有米粮库胡同的路牌，这里就是“恭俭”与“米粮库”的交会路口。当年徐志摩在胡适家居住时，经常要往返上海和北平，身心疲惫。胡适就要求其助手罗尔纲，每天陪徐志摩到北海公园走走。具体的行走路线是，从胡适家出米粮库胡同西口向北，出恭俭胡同北口后向西，再直行到北海公园北门。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写道：“徐志摩初来时，胡适吩咐我说：‘徐先生工作忙，我建议他每天下午去北海公园散步休息。你陪他去。’米粮库离北海公园后门很近。第二天下午五时，徐志摩就到我房间来约我去。此后，除非下雨，没有一天不去。”
当时胡适的师友傅斯年，也是每天往返于恭俭胡同。傅斯年所就任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址就在北海公园静心斋内，同时，他又与住在米粮库胡同的胡适为邻。
1.沿着郑和的足迹
历史上，明代太监郑和是“靖难功臣”，后得到朱棣皇帝的提拔和重用，就任内官监太监（相当于皇家工程局局长），每天上下班均在恭俭胡同。如今，几百年过去，内官监虽遗迹全无，但仍可从遗留的残砖片瓦中，感受到几百年前历史的尘埃。
郑和在内官监就职期间，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壮举（需要说明的是，“太监”是皇家十二监衙门长官的官衔，是正品官员，相当于知府级别）。有文字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身兼外交大钦差、船队“总指挥”、卫队“总司令”、商贸“总经理”等要职的郑和，率领由二百余艘海船组成的庞大船队，由长江口内的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扬帆启程，揭开了先后七下西洋的序幕。由于航海人员庞大，每次远航往返均需要几百天的时间，所以在航海期间不仅要在船甲板上种菜、种粮食，还要在船上养猪，以完成因海上航行所需要的补给和营养。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正值明成祖筹划迁都北京。为了新建皇帝内苑，急需从海外采办一些应用之物，诸如各式器皿，各种香料，乃至国内罕见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这些本都在内官监太监职责范围之内，所以选派郑和统率下西洋，还负有皇家采购团的使命，为朝廷带回中原地区所罕见的珍奇宝物。
郑和在北京所居住的胡同，明代称为“三保老爹胡同”，清代名“三不老胡同”；在今德胜门内大街路西，出东口往南即今日的平安大街。所以，当年的郑和经常往返于恭俭胡同和平安大街间，无论是骑马还是坐轿，也就是半小时的路程。
自郑和之后的几百年间，继郑和足迹相继出入恭俭胡同的名人还有毓逖、齐白石、溥心□、启功、徐志摩、傅斯年、罗尔纲、张治中、陈赓、黄克诚、钟赤兵、胡风、叶君健等，他们或在此居住，或探亲访友，或拜师学艺。正是这些名人的学养和思想文化，为这条胡同添加了深邃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2.恭俭冰窖
有文字记载，民国年间在北大讲堂上，“暑天，曹锟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在教室里安装了铁柜子，里面放上冰块用来降温”。这其中的冰块就是每天从冰窖购买来的。
俗话说，冻上是冰，化了是水。在当时，这些天然冰块是冬天从北海、什刹海采集而来，然后将冰块存储于冰窖内，供夏天祛暑纳凉、冰镇海鲜等使用。当然，冰块的费用也不菲，平常百姓家是享受不起的。当时离北大最近的冰窖是恭俭冰窖和雪池冰窖，享用者多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
如今在恭俭胡同五巷，有明清年间遗存的冰窖，多年来大门紧闭，令人心生好奇。近年，在恭俭冰窖内开了家餐厅，其菜品接近宫廷御膳，且借助于恭俭冰窖的名声，吸引了一大批中外旅游爱好者慕名而来，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认识了原始冰窖。
恭俭冰窖餐厅的老板王丽辉介绍说，他早在1994年4月就租下恭俭冰窖，一直当作存放小家电的库房，直到2008年才将恭俭冰窖打造成一家以冰窖为主题的餐厅。老板介绍说，自从1982年后，北京城内的几处皇家冰窖便先后被弃用，“主要是冰箱出现了，家家都有‘小冰窖’了，谁还用得着它呀。”
恭俭冰窖为半地下拱形结构建筑，地上4米，地下3米，大厅是冰窖的外室，冰窖内室要经过一个小门，走下数级楼梯方能到达，类似于今天的地下室。内室分为两个厅，一个被改造成大餐厅，另一个被用来存放餐饮物品。餐厅墙壁上悬挂的文字说明，详细记录了这座皇家冰窖的历史。用餐的客人既参观了冰窖，又品尝了菜肴，同时还能回忆起早年“冰镇”饮料的生活细节。
当年，如果大夏天能用上冰，那可是件奢侈的事儿。小家小户的平民百姓是使不起冰的。使冰的主儿不是宫里边，就是官宦之家，再有就是肉铺、鱼店等卖时鲜的商贩。再就是记忆中的北冰洋汽水，大冰块上平放着一溜儿汽水瓶，用手滚动着冰块上的汽水瓶。冰镇的汽水还要比一般汽水贵几分钱。
老北京人杨大妈回忆说，平时三分钱的冰棍都舍不得吃，滚瓶儿汽水就更别说了，也就是路过看个热闹。如今，在冰窖餐厅门口，总是摆放着一块人造冰，上面冰镇着酸梅汤和啤酒，令人感到亲切和温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氟利昂使用的普及，冰柜等制冷、冷藏设备层出不穷，加之气候变暖，水面减少或污染，土地资源稀缺，人力成本提高，北京的大部分冰窖难以为继，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人工冰窖随之成为历史。
出恭俭胡同南口不远处，是位于陟山门街的“雪池冰窖”，据说当年林长民与女儿林徽因之所以选择在雪池胡同安家，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在欧洲养成吃冷食的习惯，守着雪池冰窖正方便。
林徽因回忆徐志摩在北京的日子时写道：“朋友们都很关照志摩，他在北京吃、住在胡适家里。胡适待他如同兄弟，各种日常用品为他准备好…… 卖冰水冷饮的担子，敲着叮当作响的冰盏儿，走过幽静的胡同。”
如今，这两座冰窖已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3.皇室贵胄开“杠房”
站在恭俭胡同8号院门前，虽然大杂院内挤满私搭乱建的小房子，但仍可看出当年这座三进四合院的气势和规模。这个院落的主人曾是光绪皇帝禁卫军统领爱新觉罗·毓逖，其长孙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著名的书法家爱新觉罗·启骧。
毓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进入陆军贵胄学堂学习，成为第一期学员。贵胄学堂毕业后，赏三等侍卫，后升任护军统领。“北京政变”后，溥仪被赶出宫，后去了天津，又到了长春。毓逖拒绝了溥仪的邀请，留在京城。当时的王公后裔、八旗子弟突然断了俸禄，大多因缺少劳动技能而陷入困境，有的甚至坐吃山空，靠变卖家产为生，最终沦为乞丐。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毓逖想起先祖弘昼喜好丧仪，常为亲朋好友料理丧事。1927年，他在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买了几间铺面房（原址即为今地安门西大街路南日昌餐馆），开了家“信成杠房”。毓逖坐镇老经理，其儿子恒业为少经理，相当于现在的常务经理。可以想见，皇室护军统领，袭过“奉恩将军”的爵位，在“贵胄学堂”受过良好教育的毓逖，为生计开设杠房，整天与“葬礼”打交道，也是万般无奈之举。
当年，信成杠房在北平开张之后，很快就声名远扬。一方面是可遵照满、汉两族风俗承办丧事；另一方面是经营者的皇室背景，令北平的达官新贵、清朝遗老多由信成杠房承办丧事。摄政王载沣（溥仪之父）、国民政府监察院高友唐、沁王府王爷及福晋、奉系军阀富双英、“祥贵人”谭玉玲等的葬礼均由信成杠房承办。
特别值得记述的是李大钊的葬礼，就是由信成杠房“顶风作案”完成的。李大钊在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后，直到1933年遗体还没有安葬。按照老北京的风俗传统，下葬的日子一般选在三、五、七等奇数日子。而李大钊先生的七日、七月、七季都过了，就剩下这“七年”了，所以一定要赶快入土为安。当时北京大学何基鸿教授找上门来，请求信成杠房帮忙安葬。此前，何基鸿已经找过两家杠房均被谢绝。因商家顾虑李大钊是共产党的领袖，葬礼那天肯定有学生送葬，难免会与军警发生冲突。
毓逖听说这件事情之后，没有顾及个人安危，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协助下，带领杠房众人冒着风险，从宣武门外李大钊先生停灵的地方起杠，城里十六杠，走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改二十四杠，平安顺利地把李大钊安葬在西山万安公墓。
当时的安葬分三种：国葬、公葬、民葬。国葬，国民党政府不准。民葬，李家无钱。只好公葬。李大钊生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所以其遗孀赵纫兰一门一户拜访周作人、沈尹默、胡适等人，请求北京大学帮助安葬。
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应允。接着北大教授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十三人，甘冒风险，牵头发起募捐，并以公葬“北京大学已故教授”之名，回避了李大钊的政治身份，避免了当时政府的干涉与阻挠。另外，没有以学校名义出头，而是由十三位发起人的个人名义募捐、安葬，减少了许多麻烦，防患于未然。
毓逖的晚年生活十分安逸。虽说大宅院已经七零八落，但毓逖老人是位性格耿直、待人热情、博学通达的主儿，平时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为“毓四爷”。
老街坊于洪达回忆说，毓逖老爷子和蔼可亲，也特别爱帮助街坊四邻。记得在大宅院的西边有座假山，与北海公园相邻，山上长满了鲜花野草，站在山坡上可望见北海夹道和高大的北海围墙。土山坡下还有一口甜水井，整个8号院住户都是吃那口井的水。
毓逖喜欢书画，与当年的书画大师齐白石、溥心畬、溥雪斋交往甚密，一些社会名流也经常出入于这个院子。他们聚在一起品茗谈艺，交流画作。毓逖堂号是“柳荫轩”，齐白石当年曾治“柳荫轩”田黄石印章一方赠予他。毓逖还是启功先生的远房四叔祖，在当年毓逖家中聚会时，是他将启功介绍给齐白石先生学画的。
如今，毓逖家的宅院早已拆分成若干个院子。主院是住着几十户人家的大杂院。东边的跨院，在“文革”后曾是恭俭胡同“居委会”，之后是街道“五七连”加工厂。一群老太太在“厂”里缝衣服，剪裤子，劳动创收……如今，居委会早已经腾空，房屋荒芜，且与南院相连，成为房管所堆放材料的仓库。
曾经显赫的家族，早已化作如烟往事。只有院子中几棵参天大树，昭示着院落主人昔日的荣耀和辉煌……正如当年经常出没此院的启功先生所言：“物能留下，人留不下啊！”
4.“洋作家”遇“洋博士”
叶君健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1914年出生于湖北红安，是国内最早从事丹麦文翻译、系统全面地介绍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他所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家喻户晓。1936年，叶君健从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1944年，叶君健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归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
1953年，叶君健与夫人苑茵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以三百匹的五幅布价格买下恭俭胡同3号院。据说，此前房子的主人是清朝宫内掌管煤炭的官员，民国以后逐渐破败，便将院子分割出售。叶君健回忆说：“我刚搬进那个胡同的时候，一切情景与解放前差不多，院子虽古色古香，却很寒碜……”苑茵说，刚搬来的时候，房子特别破旧，顶棚和窗户都是纸糊的，屋子的地面就是土地，连块砖都没有，胡同里还住有清宫留下的太监。以后，他们将每年结余下的钱，用来整修房屋，逐步将窗户和地面等换成了玻璃窗和地板砖。
某天，叶君健坐洋车出门，洋车夫在闲谈中说，洋博士胡适以前就住离您家不远的米粮库胡同，新中国成立前去了美国。听到这个信息，叶君健不禁回想起一段与胡适共同工作的往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大会。胡适是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此外还有竺可桢、赵元任和陈西滢等。当时教科文组织要赠送给中国文化机构一批图书，代表团需要有人协助办理接收事宜，就临时请在法国研究原子物理的钱三强和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文学的叶君健前去参加。
叶君健说，当年他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胡适就已经大名鼎鼎了，他倡导的白话文已经成为正式的文学语言。叶君健说：虽然在此次活动中我们与胡适朝夕相处，还一起吃过饭，但我还有自知之明，无论何时我都不敢用“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个称呼。
叶君健在与洋车夫闲谈中得知，北京解放前夕，这位洋车夫每天都拉胡适去北京大学上课或访友。洋车夫还感叹道，在他的拉车生涯中，胡适是他所拉过的最没有架子、最平易近人的顾客。这倒与叶君健对胡适的印象非常吻合。
叶君健说，“炎黄子孙”——也就是全世界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今天都用白话文作为他们表达思想的工具，包括文学作品。这在汉语的发展史上是一场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胡适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不摆架子，不装腔作势或者表现狂妄，大概都是有真才实学而又出身比较寒微的人。
石原皋在《胡适闲话》中写道：“当年北平虽有出租车，但少而价高，唯一的代步工具只有人力车。胡适住在钟鼓司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雇人拉。自从搬到米粮库四号住后，房子大了，客人多了，主要是经济比较富裕了，他就丢了那陈旧的人力车，购买了汽车。”所以说，洋车在胡适的北平生活中，曾经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
其实，早在1917年，胡适就创作了长诗《人力车夫》，并被收入国文课本之中。那时，他到北大做教授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当身份和地位逐渐改变后，坐洋车的感受也随之发生改变。
或许是学识和修养使然，叶君健这位“洋作家”同样留给人平易近人的印象。鹤发童颜，平日在胡同里只要遇到孩子，他都要弯下身子，伸出温暖的双手将孩子高高举起，亲昵一番。平日在胡同里与左邻右舍相遇，他总是面带微笑地打招呼，聊家常。
自叶君健入住以后，经过几年时间的打理，小院就旧貌换新颜了。叶君健还在院子里种上了枣树、梨树和柿子树。小院生机勃勃，果树成荫，经常有国外作家前来拜访，有些作家还是政府安排的。叶君健不仅是名扬世界的中国作家，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特殊使命。英国籍女作家韩素音就是经常光临的作家之一，她与叶君健是多年的朋友。所以，恭俭胡同叶君健家的小院，还被人们誉为“外交小院”。
《安徒生童话》现有上百种文字的译本，丹麦报纸曾有评论认为：“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当作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为此，丹麦女王曾隆重授予叶君健“丹麦国旗勋章”，这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也是安徒生与叶君健作为作者与译者，因同一部作品先后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