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撰述的文艺批评起先大都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因为她是特约撰稿人。以后结集，题为《普通读者》（两卷，1925，1932）。这是作者自谦，意为这些文章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写，任意鉴赏，信笔拈来，并非严肃的论文。其实，这正是女作家评论的特点：独抒己见，挥洒自如，夹叙夹议，机趣横生，娓娓而谈，毫无说教或枯索之嫌。在所有评论中，代表性的力作有四篇：除了上文所引《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自己的房间》之外，乃是《现代小说》与《独木桥式的艺术》。这几篇和大部分评论，在她去世后，由李奥纳特汇编成《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四卷，1966—1967）。
在女作家三十余年笔耕生涯里，贯串着一出悲剧，使她身心交瘁，创作蒙受损害；即她反复被忧郁症侵袭，屡次濒于精神分裂，终于绝望，投河自尽。[5]
实际上，每当伍尔夫完成一部小说，病魔便来纠缠，困扰不堪，几乎精神崩溃；但每次她都竭力挺住，同病魔周旋、搏斗，复原后又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写作。这种献身于艺术的韧性，同乔伊斯晚年濒于失明而坚持创作的毅力足以媲美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她致力于创作是为了战胜病魔，追求解脱吧。
尽管伍尔夫写作时神志清醒，但痼疾的阴影势必在小说与文章内隐现，甚至相当浓重。譬如在《达洛卫夫人》里，当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在晚宴将散席时，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噩耗，立刻觉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轻人……多奇怪，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同时，她猜准了那青年是跳楼而死的，迫使他寻短见的是布雷德肖之流。所有这些感触与想象，在一定程度内，折射了作者的心境。
小说并非自传，其中人物不等于作者，然而，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会以间接而曲折的方式，移植在某些形象及细节内。在这一点上，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影射了女作家的复合性格以及内心冲突。具体地讲来，克拉丽莎代表作者乐生、理智与随俗的本性，特别体现在她同丈夫理查德·达洛卫和情人彼得·沃尔什的“三角”纠葛中；经过不少波折与再三权衡之后，克拉丽莎终于嫁给平庸而可靠的议员达洛卫，舍弃了心地淳厚、耽于幻想而不谙世故的“浪子”沃尔什，尽管未能忘情于他，即使在他浪迹天涯（印度）之时，也念念不忘。
另一方面，赛普蒂默斯则象征女作家内心深处孤傲、高洁和厌世的情绪。事实上，伍尔夫曾在日记中透露，她要“探讨疯狂与自杀的根源，比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按这本小说最初的计划，并无赛普蒂默斯这一角色，最后自尽的乃是克拉丽莎；以后，作者改变初衷，增加了那年轻的“疯子”，为了让他体现“狂人的真谛”，而克拉丽莎成为“正常的真理”的化身。其实，前者更真切地映现了作者的深层心理。她还在日记中流露，她曾听见鸟儿用希腊语啁鸣，正如赛普蒂默斯的幻觉。此外，她在第二次精神危机中，也如小说里那狂人的结局，渴望跳楼，一死了之。
疾病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并且从文体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无论在小说或论著内，伍尔夫的文笔时常是即兴的、跳跃式的，似乎心血来潮、一挥而就，或颠来倒去、自相矛盾；某些评述条理不清，论证不够严谨，引语有些失实。固然，这种风格可谓意识流的特征，但也是神经质的缺陷吧。
长期的精神抑郁以至几乎错乱，乃是伍尔夫厌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动荡的时代、紊乱的社会以及植根于异化的思潮，也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烽火使她震惊，尤其是法西斯对伦敦的反复大轰炸，更使她震撼不已，甚至想象希特勒很可能胜利，到那时她只能自戕了。这种阴霾密布的局势，加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冲击，更促使女作家趋向出世和超脱。她深感古老的欧洲文明脆弱不堪，昔日“太阳不落”的帝国如今摇摇欲坠，以及人际隔阂，人生渺茫，而于幻灭中沉沦。在思想上，她曾受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潜意识与“性本恶”等学说颇深的感染，从而助长了孤寂之感和阴郁的心理。
这些心态在伍尔夫的散文内不时流露，她曾在一篇随笔内感叹：“红尘中的幻觉回响着芸芸众生的呻吟……”，“我们对自己的心灵都茫然，更谈不上渗透他人的心灵了……”，“我们在人间孤零零地走一遭，这样倒更惬意呢。”又如，她在日记中惴惴不安地写道：“生活恰似万丈深渊边上的羊肠小道……”这些话不但透露悲观的心思，并且表明，这位意识流作家惯于剖析深层心态，挖掘自我意识。然而，一味凝视内心，剥茧抽丝般解剖自我，可能会夸大心灵深处的疑虑、惶惑及恐惧，更觉得浮生若梦、万有虚无，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团漆黑了。这，也许是意识流作品大都悲观色彩浓郁的一个缘故吧。
三
时代的脱节同社会的杌陧加剧了伍尔夫避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创作和评论的领域内，却又是刺激她力求创新的动力。为什么要革新？简言之，时代变了。伍尔夫认为：“显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点，周围一切都变了，人本身也在变。”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识同人际关系，等等，都在剧烈变化；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处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而是在纷纭的生活漩涡中，特别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6]对这种新局面，伍尔夫曾阐述：“所有的人际关系，诸如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关系，都变了。随着这种变化，宗教信仰、人的行为、政治与文艺等也必然要变。我们姑且说，这种变更从一九一〇年开始。”[7]她还申述：“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开始变了。”变得更卑琐、更丑恶：“如今的人，无论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看起来都那么蠢，那么丑。”[8]此外，由于现代生活变得更乱，节奏加快，人的意识也流动得更快，变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种嬗变必然促使审美标准以及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相应地变革。新时代的作家应超越旧时代的前辈，而肩负创新的使命。至于如何划分新旧时代，伍尔夫明确地讲：“我建议，把爱德华时代与乔治时代[9]的作家分为两大阵营。我主张，把威尔斯、贝奈特、高尔斯华绥归入爱德华时代，而把福斯特、劳伦斯、司屈雷基、乔伊斯与艾略特纳入乔治时代。”[10]对于前者，即代表传统的老作家，伍尔夫曾以贬义称他们是“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总是描写鸡毛蒜皮，煞费苦心，孜孜矻矻，却把琐碎与飘渺的东西写成真实和持久的。”[11]讲得具体些，就是老一辈作家只描写外表，而没有抓住核心与本质。什么才是本质呢？伍尔夫认为是人的性灵或精神世界。她在同一篇文章内用精妙的比喻来阐述：
“生活并非一组排列得匀称的车灯，而是一圈明晃晃的光晕，一种半透明的罩子，环绕着人的意识，贯串始终。因此，小说家的任务难道不是要传达这变化莫测、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不管它表现得如何畸形或复杂吗？难道不是要尽可能少羼杂外界与外表的东西吗？”随即强调：“至关重要的乃是性灵，包括激情、骚动，以及令人惊叹的美与丑的混合。”这番话不仅概括了女作家本人的观点，也表达了意识流的特色。
在另一篇评论中，伍尔夫更明确地批评传统小说的缺点而阐述自己鲜明的观点：“小说被当作一种寄生动物，她从生活吸取养料，并且必须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作为报答……文字必须局限于为生活服务，去描绘那茶壶和哈巴狗……如果他们不是如此孜孜不倦地维护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权利，英国的小说家或许会变得勇敢些。他就会离开那张永恒的茶桌和那些貌似有理而荒唐无稽的日常程式……”[12]假如能冲破传统的樊篱而开辟新途径，则“故事可能会摇晃，情节可能会皱成一团，人物可能被摧毁无遗。总之，小说就有可能变成一件艺术品”。[13]此外，伍尔夫曾在《一个作家的日记》内叙述其晚期杰作《波浪》的题材和创作时的心境：“一切在我脑海中闪现……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艺术……一切都飘忽着，变幻着，却又浑然一体……此刻我的心态处于不断变化、或张或弛的流程中……”
根据以上引语和其他有关论述，可以说伍尔夫及其同道反对用自然主义的老框框描绘生活表象，而重视人的内心活动，情绪的千变万化，一瞬间的感觉以及触发的联想；必须尽力开掘潜意识和深层心理，信赖本能、直觉、幻想与万花筒似的印象，怀疑以至否定理性。为了表现这一切，意识流小说大都运用内心独白，抒情旁白，自由联想，时空交错或融合，枝蔓式立体交叉，以及多维结构等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