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史书记史，或肇于某个朝代，或始于某个帝王，而作为通史的《资治通鉴》则异乎寻常，从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始记。这是为什么呢？
公元前453年，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联手消灭了当时执掌晋国的知伯的势力，掌握了晋国的实权，但名分上还是“卿”，是周朝的“陪臣”，而不是诸侯。按时俗，要成为诸侯国，必须得到周天子的任命。当时的周天子已形同虚设了，于是在公元前403年，三家派代表向周天子讨封，周天子做顺水人情，封赵籍为赵侯，魏斯为魏侯，韩虔为韩侯。至此，韩、赵、魏正式成为三个独立的诸侯国，晋国随之消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
司马光奉英宗之旨编撰历史，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给封建社会的君主提供可资借鉴的史实，从公元前403年开始编年记史，自有他的道理。
抑或是因为此前的史料缺乏，亦或是因为此前的史料虽有，但司马光不以之为“信史”。但更重要的是司马光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名分是最最重要的。而“三家分晋”的事件是“三卿窃君之权，暴灭其君、剖分其国”，是“王法所必诛”，而“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为之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周虽未灭，王制尺矣”，为了“谨名分”，故记史肇始于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以警帝王。
再者，司马光是为了给封建君主提供借鉴的，当然要选择相似的社会格局中的史实。而随着“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制度的瓦解，随着“初税亩”的出现，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三家分晋”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格局已经形成，与北宋社会比较相似。所以，他就从此记史以为封建帝王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