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和福洛曼签了约，不管演出是否成功，他都必须支付我六个月巡回演出的钱。然而，我觉得他伤了我的自尊，对他不能坚持理想也有所不满，所以我在他面前撕了这纸合约，告诉他：“不管如何，现在你不必对我负责了。”
巴纳德不断告诉我，他以我为荣，他还说如果美国人无法赏识我的艺术，那么他简直太伤心了。我听从了他的劝告，在纽约留下来。所以我在美术大楼租了工作室，用我的蓝色布幕，铺上地毯，我继续创作一些作品，每一晚都为诗人和艺术家跳舞。
1908年11月15日，星期天的《太阳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对于我晚上为文艺人士跳舞的情形做过如下描述：
她（伊莎多拉·邓肯）腰部以下裹着一件有着中国式绣花的衣裳。她将黑色的短发轻卷在颈背上，前面的头发自然落在脸颊两边，宛如圣母一般……她有着高挺的鼻子和灰蓝色的眼眸。许多报道她的文章都说她的体态高大匀称，犹如成功的艺术品，不过其实她只有5.6英尺高，体重125磅。
四周琥珀色的灯光已经点亮，天花板中央的黄色圆盘吊灯柔和地照着，构成完美的色彩效果。邓肯小姐出台表示歉意，说用钢琴配音太不协调。
她说：“像这样的舞蹈用不着配乐，除非是像牧羊神用他从河岸砍下的芦苇奏出的音乐，或者是直笛或牧羊人的笛子吹奏出的乐声——那样的音乐就够了。其他的艺术形式，诸如绘画、雕刻、音乐、诗歌，已经将舞蹈远远地抛在后面。舞蹈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想将舞蹈艺术与早已走在前面的音乐艺术结合在一起，徒增困难，而且也会弄巧成拙。我贡献出我的一生，就是致力于恢复这失传的舞蹈艺术。”
当她开始演说的时候，她站在诗人朋友们身旁，而当她结束讲话的时候，她已经到了房间的另一边。简直无法知道她是怎么走到那里的，不过她这么做的时候，你会不禁想起她的朋友埃伦·特里，还有埃伦·特里那种不受空间限制的样子。
她不再是个愁容满面的女主人，反而像个有异教徒精神的人，从一块破碎的大理石上舞了进来，仿佛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或许她就像伽拉忒亚[希腊神话中的海洋仙女之一。]，因为伽拉忒亚被释放时的最初瞬间，的确是手舞足蹈。她又像是披着秀发的达佛涅[希腊神话人物，为逃避阿波罗的追逐，变为月桂树，月桂树从此成为阿波罗的圣树。]，在德尔菲[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森林中想逃离阿波罗的拥抱。你刚这样想，邓肯的秀发刚好垂了下来。
无怪乎她已经厌倦这些年来站在那块大理石上，娱乐那些拿着带柄望远镜的英国人，也受够了他们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现在从你们眼前舞过的仿佛是一列唐拉格那[唐拉格那，古希腊城市，1873年在此发掘出许多栩栩如生的陶瓷女像，为公元前四、三世纪之名作。]的小雕像，又像是雅典巴台农神庙柱上所雕刻的长排队伍。你看见了死亡的哀伤，也目睹了生命的狂放，看起来你们是在观看他；但你真正看见的，其实是人性未受污染之前的全部活动景象。
邓肯小姐承认，她一直努力想回到过去，重新发掘那份失去已久的淳朴自然。
她说：“我们现在习惯称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情绪都有相对应的肢体动作。当时灵魂、身体和思绪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看看那些被雕刻家所捕捉的希腊男女的魅力吧，他们并未受到大理石的劈砍凿刻——当他们开口时，你几乎能听到他们可能会对你说的话；即使他们不开口，你依然会知道他们会对你说些什么。”
她说着说着又停了下来，马上转为一个舞动的精灵，一个高擎酒杯的琥珀色小雕像，在雅典娜神殿洒上玫瑰花瓣，在爱琴海紫色波涛的浪头游泳；诗人就在旁边观望着，而先知则捋着胡子，其中一人还柔声朗诵了济慈的《赋希腊古瓷》诗中的句子：
来献祭的是谁？
……
美即是真理，真理即是美——这就是你在世上惟一知道的一件事，也是唯一值得知道的事。
艺术杂志的编辑罗伯茨女士欣喜若狂地发表过下面一段感言，邓肯小姐认为这是对她工作的最佳诠释：
“伊莎多拉·邓肯跳舞时，她将观众的灵魂带回数百年之前的远古时代，回到世界初创的时代。那时伟大的灵魂由美丽的身体自由地表现出来，动作的韵律与声音的韵律完美对应，人体的动作与风和大海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宛如含苞待放的玫瑰花瓣，她的脚踏着草皮，宛如落叶飘然落地。当所有宗教、爱情和爱国的狂热合着竖琴和铃鼓等乐器的乐音，恰切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当男男女女以宗教狂喜的心情，在火炉前或神的面前跳舞，或是因他们感受到体内生命的欢乐，到森林或海边跳舞的时候，那股从精神当中释放出来，传送到身体的灵魂冲力，必须与宇宙的韵律相互契合。”
巴纳德劝我留在美国，我庆幸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有一天，有个人来到我的工作室，由于他的帮助，我后来获得美国观众的爱戴。这个人就是瓦尔特·达姆罗施[瓦尔特·达姆罗施（1862—1950），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他曾看过我诠释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当时搭配我的表演的是一个又小又糟糕的管弦乐团。达姆罗施当时就能理解我的舞蹈，因此他明白，如果我的舞蹈搭配上他自己的优秀管弦乐团与完美的指挥，将会有了不起的效果。
我小时候学过的钢琴和管弦乐作曲的底子，总留在我的潜意识里。每当我躺下闭上眼睛时，我可以清楚地听见整个管弦乐团的音乐，仿佛他们就在我的眼前演奏一般，而每一项乐器的演奏，都以天神般的形象活动着。我常常在幻觉中听见这个幻影乐团在演奏。
达姆罗施建议我12月时在大都会歌剧院举办一连串的表演。我果断答应了。
表演结果正如他所料。首演时，福洛曼本来想订包厢的位子，却发现整个歌剧院的座位被抢订一空。这次的经验证实，不论一个艺术家有多伟大，如果没有搭配得宜的场景，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也会被糟蹋。杜丝当初第一次来美国巡回表演时就是如此：那时由于整个舞台设计得很糟糕，所以她表演的时候剧场里几乎空空如也，当时她觉得美国人永远不会懂得欣赏她。而当她1924年重返美国时，从纽约到旧金山都是万人空巷。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次有深具艺术眼光的莫里斯·杰斯特懂得欣赏她。
伟大的达姆罗施指挥着80人组成的交响乐团，能与他们一起巡回表演我觉得很骄傲。这次的巡回表演特别成功，因为乐团上上下下对指挥和我都深具好感。的确，我觉得和达姆罗施相当有默契，当我站在舞台中央时，我体内的每一根神经仿佛与管弦乐团以及伟大的指挥连成一体，息息相通。
我简直无法形容与这个管弦乐团合作带给我的舞蹈乐趣。达姆罗施的指挥棒就在我的眼前，当指挥棒开始挥舞的时候，所有乐器合而为一的交响乐和弦也在我体内奔腾。巨大的回响冲击着我，我变成一种媒介，传达由齐格菲[瓦格纳之子，也是指挥家。]所唤醒的布兰希塔[布兰希塔，德国古典传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的喜悦，或者是想借由死亡实现梦想的伊索尔达[中世纪欧洲传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为瓦格纳歌剧中人物。]的灵魂。我的舞蹈动作就像是在风中张开变大的船帆一样，把我向前向上推进。我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我体内，这股力量听着这音乐，然后我整个身体都充满这股力量，并试着找到出口释放这股力量。有时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猛烈，有时这股力量发狂、摇撼着我，我的心几乎爆裂，让我以为自己即将死去。有些时候，这股力量阴郁地酝酿着，仿佛在沉思，这又让我苦不堪言，我会高举双臂乞求苍天，但是并没得到任何帮助。我常常自忖，大家称我为舞者真是大错特错。其实我就像是磁心一样，表达出整个管弦乐团的情绪。我的灵魂当中爆发出炽热的射线，将我和震撼的乐团连成一体。
乐团里有一位长笛手，他独奏《奥菲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中的《快乐的灵魂》一曲，他的演奏简直出神入化。我常常伫立在台上听着他的长笛演奏，泪流满面，因为听着他的演奏和小提琴以及整个乐团在伟大的指挥家领导之下所奏出的震撼乐音，让我心醉神迷。巴伐利亚的路易[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1845—1886），他赞助日耳曼浪漫主义艺术流派，1886年被宣告精神错乱。]以前常在拜罗伊特独坐，听着管弦乐团的演奏，要是他的舞蹈由这个乐队伴奏，那么他将会体验到更雀跃的心情。
达姆罗施与我默契极佳，他的每一个手势，我都能立即跳出应和的舞蹈动作。当他渐渐加强乐团的音量气势时，我的生命力马上增长，宣泄于每个舞蹈姿势；当每个音符飞扬时，我整个人也跟着律动，与他配合得天衣无缝。
有时我从舞台往下望，看见他的额头都快碰到乐谱了，这时我觉得自己的舞蹈就像是雅典娜女神诞生的样子，她全副武装从宙斯的头颅里蹦了出来。
这次的美国巡回表演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唯一的缺憾是，我为乡愁所苦。当我跳着《第七交响曲》时，我脑中勾勒出一幅画面，我想象学生们成年以后，可以与我同台演出，与我一起诠释这个乐章。因此我并不是完全的快乐，只视其为未来能更令我雀跃的一个希望。或许生命中并没有所谓的“完整”的快乐，只有希望而已。伊索尔达唱的情歌的最后一个音调看来是完全的，但是那意味着死亡。
我在华盛顿遇上一场风暴，有些教会的牧师以激烈的言辞攻击我的舞蹈。
后来突然发生了一件大家始料未及的事。在一场午后表演时，有一个人意外地亲临包厢观赏我的舞蹈，他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看来他很喜欢这场表演，每段表演之后他都带头鼓掌。后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这些牧师到底认为伊莎多拉的舞蹈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伤害呢？在我看来，她就像是个纯真的孩子，在晨光中舞着，采撷她的想象之花。”
许多报纸都援引了罗斯福的这段话，让那些传教士大为羞愧，所以他们后来鼎力相助，协助我们的演出事宜。其实，整个巡回表演让我很开心，也弥足珍贵。达姆罗施是我见过的最和善的指挥家，也是可爱的伙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他休闲放松的时候，会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弹好几个小时的钢琴；他从不疲倦，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跟他相处真是轻松愉快。
我们回到纽约时，很高兴地接到了银行的通知，知道我的户头又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存款。要不是心里对孩子和学校牵肠挂肚，让我归心似箭，我可能永远不会离开美国。某一天早晨，我终于离开了纽约的这群朋友——罗伯茨夫妇、诗人朋友、艺术家朋友——回到欧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