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理解媒介》这本书，如果我们刨除副题，单单只看“理解媒介”这几个字的话，我们会发现书名相当浅显，简直像是写给大众看的。但这个标题其实充满欺骗性，“理解”从来不是容易的。麦克卢汉在书名里其实想表达的是：你们都在使用媒介，有些人还拥有媒介或投资媒介，所有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媒介，但其实你们都根本不理解媒介，也不明白媒介究竟会给我们的人类行为以及人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副题——论人的延伸。我认为，这个非常浅显的书名，显示了麦克卢汉极大的野心，而他实际上也实现了自己的野心：从此以后，只要讨论媒介，就不能不在麦克卢汉的语境下讨论。
麦克卢汉对媒介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定义。如果我们单纯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我们会说一个学英语文学的人杀进了传播学界，把此处搅得翻天覆地。但是，如果你把麦克卢汉的定义放在媒介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这样更大的范畴来看，那你可能就会认可汤姆·沃尔夫的想法——沃尔夫将麦克卢汉说成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无一例外都在学科中扮演着带有范式转变性质的颠覆者角色。而颠覆者和颠覆者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巴甫洛夫作为一个颠覆者，他的那套东西就很难真正流行，但是弗洛伊德则不一样，人的潜意识、无意识、梦、各种情结等，每个人都会在其中找到共情的东西。所以弗洛伊德很容易成为一个流行的文化英雄。达尔文也是如此。而麦克卢汉恰好具有弗洛伊德和达尔文的学科属性，其理论很容易在社会当中引起共鸣，因为每个人受到的媒介影响都太大了。
此外，麦克卢汉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用一种先知式的语言来阐释，有点像希腊德尔斐神庙里的三言两语，比如有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这种特别短促的警句，每个人看到以后都会产生很多复杂的联想，但是每个人又并不真的懂。麦克卢汉非常擅长此道。比如：“热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自我截除不容许自我认识”；“由于不断拥抱各种技术，我们成了技术的伺服机制”。他的这些“金句”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同时又似乎拥有无尽的阐释空间，所以他想不成为大众媒介的宠儿亦不可得。
当然，大众媒介是大众媒介，学界是学界。一直以来学界对麦克卢汉的争议从未断过。最有名的挑战者是美国社会学泰斗罗伯特·默顿。他在一次会上与麦克卢汉狭路相逢。拿着麦克卢汉的论文，他气得脸色发紫：“你的论文的每一处都经不起推敲！”对这种发难，麦克卢汉忍俊不禁：“哦，你不喜欢这些想法？那么，我还有些别的……”
不管麦克卢汉是否预测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回答还是蛮有互联网精神的。
很难理解，只能处理
麦克卢汉如果活着看到自己的理论被延伸成为一整个研究领域，恐怕也会笑喷。他给了媒介这个词一种全新的含义。他的重新发现和定义，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两本书中——《谷登堡星汉》（1962）和《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这两本书把麦克卢汉从一个在多伦多大学教英语文学的鲜为人知的教授，变成了在西方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人气高到纽约知识分子的顶尖代表伍迪·艾伦，也邀请麦克卢汉到他的电影中客串了一把。他的《安妮·霍尔》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喜剧电影之一，一开场就出现了麦克卢汉。影片的主角在剧院排队时嘲笑一个知识分子，说他“根本不懂麦克卢汉”。对方反驳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电视、媒介与文化”，对麦克卢汉的理论是很有一套见地的。主角于是打破“第四面墙”，对该教授说，“凑巧麦克卢汉就在这里”，并真的把麦克卢汉从海报后面拽了出来。
对号称很懂他的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克卢汉说了两句台词。第一句是：“你根本不了解我的作品。”（You know nothing of my work.）第二句却令人费解：“你的意思是我的整个谬误都是错误的。”（You mean my entire fallacy is wrong.）谬误当然就是错误的，伍迪·艾伦把麦克卢汉这样的学术大神请到电影里来，结果他说了一句完全不知所云的话。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在承认他本来说的都是谬误？还是说他在反讽别人不懂装懂？这就构成了伍迪·艾伦这部电影的一个谜。我们会在这里产生一个巨大的疑惑：麦克卢汉到底想说什么？
这句话倒是符合麦克卢汉先知式的表达方式，让人猜不透，想不清楚。如果这是麦克卢汉亲手写作并亲口说出的台词，那我们马上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自行颠覆自己的权威，把自己的说法整个称为谬误？——我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谬误，然后你们对这个谬误还有了错误的理解，你们是错上加错。
如果作为媒介研究的鼻祖，都不能够做到像他所承诺给我们的那样“理解媒介”，那么，我们不妨问一下，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敢称自己是媒介专家？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比理解更少抱负的模式。与其说“理解”媒介，不如通过“处理”媒介来探索有关媒介的问题：因为媒介并不像是逻辑系统或结构，而更像是形象所生存的环境，或者是人物角色和化身所生存的环境，这些形象和化身可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处理”它们的问题。
麦克卢汉在讨论他所理解的媒介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大众媒介（mass media）。大众媒介在麦克卢汉所生活的年代已经被广泛使用了，但是麦克卢汉更加关注的是电力媒介（electric media）。麦克卢汉所用的“电力”是一个泛称，它包括以“电能、电子”技术而产生的各种传输、动力、通信、传播媒介。麦克卢汉对电力媒介的着眼点主要包括如下几处：速度（瞬息万里、超越时空），整体场（统一知觉），内爆（相互依存），以之描述人再次成为部落人的基本前提。
讨论电力媒介的原始起点是印刷媒介，麦克卢汉对此有一整套的知识来源，包括多伦多学派的奠基人埃里克·哈夫洛克，他的师长兼同事哈罗德·伊尼斯，他的著名学生、后来开创崭新研究领域的学者沃尔特·翁，他们都在讨论口传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两者的优劣。麦克卢汉在印刷媒介理论上的传承与开掘，集中体现在他的《谷登堡星汉》一书中，他承认：“我很高兴把自己的著作作为伊尼斯有关心理和社会后果的观察的脚注，这种观察首先针对书写，其次针对印刷。”
此后，麦克卢汉把几乎所有的笔墨都放在电力时代给人类带来的震荡上。这一时代可以做几个大的分期：开端肇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电报，接着是电话，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和电影，它们都比电视早，麦克卢汉最主要关注的是电视。电视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千家万户，所以麦克卢汉在60年代的成名不是偶然的，其前提条件是电视在50年代的崛起。
麦克卢汉断言，60年代的人们生活在印刷文化（typographical culture）的最后阶段。它可以追溯到谷登堡在15世纪中期的发明，活字印刷革新了印刷业，通过批量生产的印刷书籍造成了中世纪手稿文化的终结。60年代，人们见证的是能够即时传递信息的电力媒介，它们凭借阅读之眼以外的代码处理现实，从而对心灵进行彻底的重组。谷登堡革命是以眼睛取代中世纪的耳朵；而麦克卢汉断言说，在我们的新电子文化当中，耳朵正在报复。
本质上，麦克卢汉关注的是他那个年代的新媒介，略微触及计算机，《理解媒介》的最后一章“自动化：学会生存”，到今天读来还是异常精彩。然而麦克卢汉并没有处理互联网的问题，因为他没有能够见到计算机联网就去世了。虽然如此，麦克卢汉通过对电视的分析，完美地预示了未来的互联网的许多层面。他所做的关于“地球村”的论述，是建立在全球电视的基础上，如果按照电子交流的演进史来梳理，我们会发现，其实今天所谓new media（本文称之为新媒介而不是新媒体）的命名是相当不准确的，因为新媒介百分之百被等同于互联网。其实，回放历史，在19世纪80年代，电报就是新媒介；在20世纪20年代，广播就是新媒介；接着，电视成为50年代的新媒介，在尼克松和肯尼迪的竞选辩论中大放异彩。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只不过是在90年代之后直至新世纪，人类又发明了更新的媒介而已。
这里我必须提到麦克卢汉独特的方法论。他说道：“我的作品让大多数人感到困惑，因为我从背景（ground）开始，而别人从图形（figure）开始。我由效果出发去追溯原因，而传统模式则是从一些‘原因’的武断选择开始，尝试将其与某些效果相匹配。正是这种随意的匹配过程导致了碎片化的肤浅。至于我自己，我没有一个观点，只是把总体情况作为隐藏背景下的显豁图形来对待。”
逆转（reversal）思想是破解麦克卢汉密码的关键，也就是说，他总是倒着工作，从效果到效果的原因，从作为背景的媒介环境到作为图形的媒介内容。他靠这种方法来了解未来。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我们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我们倒着走向未来。”因此，研究媒介需要倒着放映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技术爆炸，才能看清这些技术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组织的影响的漫长历史过程，一如艺术家需要从尾到头倒着构想艺术品一样。只有倒着播放，我们才能在熟悉中发现陌生，在新中体验旧，并因之受到震撼，所以最终我们所预测的，不过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已。
麦克卢汉所关注的媒介技术效果，是指我们的交流体系所造成的心理和社会状态，用他的话说，人的任何一种延伸，对整个的心理和社会复合体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无论人类使用什么样的新媒介，效果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也是麦克卢汉在今天仍然会被我们继续阅读和阐释的核心原因。在麦克卢汉刚刚触及此话题的时候，媒介这一术语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使用，以至于该术语后来使用起来，总散发一种麦克卢汉的意味（McLuhanesque）。
媒介之外无一物
麦克卢汉本质上是一个怀疑论者，有时像个小丑，有时像个博学的疯子。他在书中写到他对通俗艺术的热爱，缘于通俗艺术犹如丑角，提醒我们注意例行公事所忽略的真正生活，并凭借想象力与官样文章作对。读他的书，常常能意会他对我们这个丧失了整体人角色的社会的狡黠讽刺，他也从不容许因为要采用首尾一致的观点而败坏了自己的乐趣。
麦克卢汉与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有着长期的友谊，时常光顾特鲁多的办公室，给他的电视形象提建议。在写给特鲁多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认为在现代电子环境中，连贯一致并不可取。“任何停顿或静止的时刻，都可能让公众把你击倒。”麦克卢汉倾向于以他惯用的讽刺形式做出反驳。正如他向特鲁多解释的那样：“我还没有发现在哪一种情况下，说出这句话不会带来很大的帮助：‘你认为我的谬误全错了吗？’它可以从字面上解除武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让你解脱出来！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可以带着一定程度的辛辣和故意嘲讽。”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他为什么会说那句台词——“你的意思是我的整个谬误都是错误的”。所有谬误发生的核心都在一个关键词上，就是媒介。媒介本身的含义是in the middle（在中间），或者叫go between（在两者之间），是一个信使，一条通道，一种某物经由某个手段、工具、途径到达另一物的中介空间。当你讨论媒介时，永远不能只讨论这个居中的空间，还一定要讨论该空间所连接的两方是什么。媒介天生要把作者/读者、发送者/接收者、表演者/观看者等存在关系的两方联结在一起。甚至可以说，过去中国民间跳大神的，也要通过一定的灵媒，才能从此岸勾连彼岸。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媒介的界限（boundaries）到底在哪里？狭窄地定义，媒介仅限于起中介作用的空间或中介物，可以是材料、工具等很具体的东西。宽泛地定义，媒介是一种社会实践，比如，书写媒介明确包括作者和读者，绘画媒介包括画家和观众，也许还有画廊、收藏家和博物馆等。这个居中空间的弹性非常之大，外边界是可扩展的，模糊不清的。
就此而言，媒介并不单单处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它包括并构成它们。我们是否可以借鉴德里达关于文本的一句格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而提出“媒介之外无一物”？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是在电影之内，还是电影之外呢？我们考虑媒介也是在媒介之中考虑的，这就是为什么媒介会带给我们递归思考（recursive thinking）特有的头痛。媒介需要一套特殊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像在符号学、语言学或话语分析领域那样。
我们与媒介的关系是相互构造的：我们创造它们，它们也创造我们。所以，众多的创世神话都将神描述为一位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上工作的造物者，要么是宇宙的建筑师，要么是动物的雕刻家。
如果我们把媒介理解为使双方或多方的人或事物发生联系的各种中介和社会实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大众媒介在被归为媒介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媒介的大部分含义。媒介不只是用来进行一对多的大众传播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媒介，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
这正是传播学在过去这些年中所犯的巨大错误——过于以大众媒介为中心。传播学以为自己处理的只是大众媒介的问题，而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已经把媒介的可塑性压缩到一个很可怜的程度。麦克卢汉的重要性恰好体现在这里，他恢复了媒介原有的广阔内涵，在一个更宽广的和人类行为、人类思维方式相关的领域里来探讨媒介。这里顺便说一下，其实我认为传播学这个舶来词最好的翻译应该是交通学，因为它既是交流又是沟通。可是非常不幸，“交通”在近代汉语语词经由日语翻译中转的过程中被解释为客流和货流的运输，而丧失了信息交流的含义。麦克卢汉在书中曾触及这个问题：
早在它于电力时代被转换成“信息运动”之前，“交通运输”（communication）一词曾广泛与道路、桥梁、海路、江河、运河等结合起来使用。若要问电力时代的性质，我们可以首先研究运输作为传播概念的兴起，尔后再研究这个概念从运输的意义如何向以电力为媒介的信息迁移；也许，这是描绘电力时代性质最恰当的方式。……我们在本书中所关注的，是一切形式的货物运输和信息传输（transport），它们既是隐喻，也是交换。每一种形式的传输都不只是简单的搬运，而且涉及发讯者、收讯者和讯息的转译和变换。（第十章“道路与纸路”）
因此我们理解传播的时候，更多应该在交流、沟通的层面上理解，这才符合“媒介”这个词的原意。如果不能够使用已然约定俗成的“交通”来替代传播，不妨直接使用“交往”。尽管麦克卢汉惯于使用晦涩的句法、华而不实的隐喻和玩弄辞藻的警句，但他有关媒介和交往的基本论点却相对简单：所有媒介——不论其所传递的讯息如何——都对人类和社会产生了无法忽略的影响。史前的部落人，生存于感官的和谐平衡中，通过听觉、嗅觉、触觉、视觉和味觉，同等地感知世界。然而技术创新构成了人类能力和感官的延伸，它们改变了这种感官平衡，这种改变又反过来不可避免地重塑了创造技术的社会。根据麦克卢汉的说法，有三种基本的技术创新：拼音字母的发明，使部落人失去感官平衡，眼睛独占优势；15世纪的活版印刷术，加速了上述过程；以及1844年电报的发明，它预示着电子革命最终通过恢复人的感官平衡来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影响社会的进步，特定的历史时段可以依据特定技术的兴起来进行分类。每个时段都有一种重要的媒介界定了社会的本质，分别对应于该时段的主要交流模式。
这是对于我们理解麦克卢汉笔下的媒介很关键的东西，也就是需要回到中介本身的特性来讨论。传播、媒体和文化理论中最根本的宏观问题乃是中介的本质：我们总是已经在语言中，在符号系统中；我们通过语言、话语和符号，来理解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世界，而不是（借用康德的术语）对物自体（things in themselves）当即进入。
所有的知识形式都有一个前提，即人类在语言之中，我们不能超越语言和符号来理解一个未经中介或未被再现的世界。形象地说，我们总是生活在语言囚牢（prison of language）里。同时，任何符号系统都包含能指和所指的分离，在场的东西和缺席的东西的分离。由于有中介的存在，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在场的，总是有些东西不在场，而在场的东西往往依赖于那些不在场的东西才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并不反映现实，而是把我们带离现实：它们将某种真实的东西（如一个人或一个事件）拿过来，改变其形式，以产生我们最终得到的文本。这就是媒介的中介作用。
我们总是在一个象征性中介的世界中，这意味着，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一个社会建构的价值观、等级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从麦克卢汉的角度来看，媒介技术更多通过它们的形式而非它们所传递的内容来塑造社会。“媒介即讯息”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过程（介质）与内容（讯息）一样重要，而过程正指的是沟通和交流如何进行。麦克卢汉反复举例，以说明这一点：
许多人会说，机器的意义或者讯息不是机器本身，而是人们用机器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从机器如何改变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无论机器生产的是玉米片还是凯迪拉克高级轿车，那都是无关紧要的。（第一章“媒介即讯息”）
电光是单纯的信息。乍一看它似乎是一种不带讯息（message）的媒介……无论它是用于脑外科手术还是晚上的棒球赛，都没有区别。（第一章“媒介即讯息”）
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闲暇。无论铁路是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运转，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另一方面，由于飞机加快了运输的速度，它又使铁路所塑造的城市、政治和社团的形态趋于瓦解，这个功能与飞机所运载的东西是毫无关系的。（第一章“媒介即讯息”）
麦克卢汉做过一个比喻：媒介是窃贼，我们是看门狗，媒介的内容则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只留意到“肉”而放过了“窃贼”的人，是怀着“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他用这个有力的比喻提醒我们，要注意媒介本身，不要仅仅关注媒介的内容。媒介研究归根结底是使用效果研究，而非使用意图研究。
理解媒介，就是理解当代社会
麦克卢汉本人有关媒介效果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首先，他提出，一种媒介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媒介成对工作，一种媒介通过创造内容错觉来掩盖另一种媒介的运作。“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过去对媒介的真正运转机制认识不清，因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熟视无睹”。
媒介由此可以被理解为与其他媒介的关系。正如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符号的含义总是由其他符号组成。麦克卢汉说：“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所以，“再媒介化”（remediation）可以被理解为有关所有新旧媒介的一般性理论，虽然数字化进程造成的“再媒介化”结果似乎格外明显（Bolter and Grusin，2000）。这不仅意味着新媒介对旧媒介的“再媒介化”，旧媒介同时也可以“再媒介化”新媒介。通过这种方式，各种媒介为自身在文化、经济和美学上的统治地位而争斗。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媒介可以独立运作，并建立自己单独和纯化的文化意义空间。
其次，媒介即环境。在一处，麦克卢汉明确地说，“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一种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在另一处，他进一步明确说，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就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速度或模式的变化。注意这个等式：讯息=技术创新引发的变化。麦克卢汉使用“讯息”一词时，总是试图告诉我们，要超越显而易见的范围，寻找新事物所启用、增强、加速或延伸的那些并非显而易见的变化或效果。这里我们用得到那对著名的对照性概念：图形与背景。我们日常所见的媒介都只是图形，仅仅构成其后隐藏的服务环境（a hidden environment of services）的效果。汽车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高速公路、汽车厂、石油公司等。“隐藏的服务环境才是改变人们的事物。环境改变人，而不是技术。”
媒介技术创建了影响使用者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这体现为对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的改变。例如，“电视改变了我们的感官生活和脑力活动的过程”，对各种事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新闻、娱乐、宗教、商业、广告、教育等，不一而足。麦克卢汉还特别指出，人工技术是“反环境”（anti-environment or counter-environment）的东西，给我们提供了感知环境本身的媒介。换言之，没有反环境，所有的环境都是不可见的。也可以说，环境是有意识的，而反环境是无意识的。就像水中的鱼一样，我们无意识地生活在一个技术文化环境中，这个环境是我们通过延伸自身的感官和身体完成的。我们可以把技术（也即反环境）用作训练认知和判断的手段，因为人类迫切需要对技术文化环境的认识。
如果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了进化论视角的媒介种类变迁的话，那么，把媒介视作环境，分析它造成的三大变化（尺度、速度或模式的变化），构成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另一块基石。与反对技术白痴的态度相一致，这种认识表明，技术和媒介从来不是中性的。
再次，媒介以自己的用户为内容。麦克卢汉在1971年致爱德华·霍尔的信中说：“电灯光、铁锤、语言、书籍的使用者才是媒介的内容。这样，界面就完全促成了用户的变形。我认为这一变形是讯息。”在所有的交流当中，无论是何种媒介的用户，都构成该媒介的内容。这符合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察，即认知主体是且将成为他所感知或已知的事物。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引用大卫王在《圣经·诗篇》第115篇对偶像的看法——“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即看见偶像会使人顺应偶像，来类比使用技术的人会顺应技术。
而关于人为何会变得与自己的目睹物一样，英国诗人布莱克在长诗《耶路撒冷》中提供了说明。布莱克认为人被技术所分割，技术是人体器官的自我截除。人内在的东西外延之后，造成对人的催眠，人由此变成了其外延物的傀儡。
这里我们当然就不能不再次提到麦克卢汉有关一切媒介均是人的延伸的著名命题。麦克卢汉坚持技术和生物学的内在关系，坚持“新媒介是自然”，这是因为他把技术看作人类身体或感官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外延。依此定义，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描述极其普遍和广泛，其研究范围从言语和书写，到电话、摄影、电视、货币、游戏、漫画书和汽车，它们都将“无意识的原型形式推入社会意识”。当麦克卢汉提出“环境是过程，而不仅仅是容器”时，他的意思是说：所有新技术的作用都在于无声地通过重新设计“感官比例”（ratio of the senses），而将其深刻假设加于人类心理之上。
矛盾的是，延伸也是一种阻碍自我认识的截除手段。延伸的最后阶段（也即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充满了危险：
电力技术到来以后，在人的身体之外延伸出（或者说在体外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这一发展意味着一种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仿佛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失去保护，人体器官已经不再是它的缓冲装置，再也不能去抗衡横暴的机械装置万箭齐发的攻击了。（第四章“小玩意爱好者：麻木性自恋”）
这是一段相当残酷的描写，接受技术似乎成为人的宿命，我们成为技术的伺服系统。与技术保持和谐的结果是，我们的人性在逐渐消失，直到我们化作调整良好的机器人。从塞缪尔·勃特勒的小说《乌有乡》（Erewhon）那里，麦克卢汉继承了人类是技术世界的性器官的思想。这部小说是最早提出机器作为一种生物会进化出自我意识的作品。虽然人造出了机器，但“机器反过来对延伸出它的人产生影响，机器因此具有替代性的生殖机能”。“机器世界促进人的意愿和欲望的实现，给人提供物质财富，以此来回报人的呵护。”
如此来看，好像很轻易就可以把麦克卢汉定为技术决定论者，但他其实一直坚持一个双向过程：人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技术。尽管电力媒介时代是无意识和冷漠的时代，但它同时也是使我们认识到这种无意识的时代。一旦我们对媒介环境产生了意识，发现媒介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损害我们的社会或文化，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效果变得无所不在之前，影响创新的发展和演变。
对于麦克卢汉来说，任何社会中的核心中介因素是交流、沟通本身的媒介。通过媒介，麦克卢汉找到了理解当代全球社会的一把钥匙。麦克卢汉论证说，在给定文化中的任何新形式的媒介的引进，都会决定性地改变该文化的成员对其物质世界和既定价值观予以中介化的方式。毋庸置疑，麦克卢汉本人被社会成员的新媒介异化经历所困扰——他既为此着迷，也感到惊慌。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促进新媒介发展，而在于让公众意识到媒介的压倒性影响，以便人们了解自身所处的技术环境及其心理和社会后果。
网络即讯息
在对媒介的理解上，麦克卢汉还有一个关键贡献是，让大家意识到电子媒介促进了人类集体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他自述，《理解媒介》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一切技术都是身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对人体通过延伸而增加的力量和速度所做的反应，又产生新的延伸。新的需要和新的技术回应不断累积，最终导致的并非传统的外爆，而是一场空前的内爆。
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一切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结合起来，以电的速度产生内爆”。“一旦序列性让位于同步性，人就进入了外形和结构的世界……对专门片断的注意转移到了对整体场的注意。”“今天的电子时代，资料分类让位于模式识别……不是一个分割肢解的世界，而是一个整合模式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整个星球缩小为看重当下的单一社区，人的相互依存意识增强。时间对于一个全球社会不再重要，因为没有什么会停止，也没有人会停止。空间上，人们被卷入村落生活的凝聚形态，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与部落之鼓共鸣的独有压缩空间中”。人类由此发生了从个人主义和碎片化向集体认同的转移，以部落为基地。麦克卢汉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造了一个词：地球村（global village）。
当麦克卢汉写下“我们把全人类都披作我们的皮肤”（We wear all mankind as our skin）的时候，他应该补充说，我们也装上了全人类的舌头，戴上了全人类的心脏。电子技术使得任何一种代码或语言可以即刻被翻译成另一种代码和语言，对语言学一向着迷的麦克卢汉马上意识到其重大意义。
说到语言，我们很难不想起《圣经》中人类企图兴建通天塔的传说，这一通天塔被叫作“巴别塔”，而“巴别”在希伯来语中有“变乱”之意。据《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塔顶通天能传扬己名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说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无法沟通，计划陷入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然而现在，“计算机以技术给人展示了世界大识大同的圣灵降临的希望”。人类得以重返巴别塔倒塌之前。
同时，人类感官和神经系统的延伸创造了统一的体验场域。速度和对信息的适应能力促使该场域像群体大脑一样工作。如果人类意识越来越多地以信息的形式出现，“难道不可以说，当前整个生活转换成信息的精神状态时，全球和人类大家庭都要被转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吗”？麦克卢汉认为，人类终于有机会实现但丁的梦想，即所有人全都由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统一起来。
在感官上，电视时代之后出生长大的人，与之前四百年的印刷世代相比，拥有不同的五种感官的平衡。他们变得更像原始的部落人，互相亲密接触，不论自己是否喜欢。“现在这个世界如同一面不断响起的部落鼓，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从那里得到讯息。”而到了网络时代，我们大可以修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警句，喊出“网络即讯息”。
麦克卢汉有浓厚的寰宇意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者，因为他的天主教信仰以其公民人文主义传统和对“理性”的内在信念，促使他相信有可能实现普世文化。同时，他认为“‘罪恶’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缺乏‘意识’”，因而，给无知的世人传达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之语法，对他来讲具有某种道德—宗教上的紧迫性，即使这种紧迫性把他置于为同类所不信的先知的位置上。
可以说，麦克卢汉是带着目的论的“人文主义者”，具有一种天主教式的乐观主义。他相信永恒，与之相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俗概念几乎都不重要。他作为思想家，不是为了庆祝或诋毁世界，而只是为了理解它，认识那些可以解开历史秘密的模式，从而提供上帝设计的线索。他的神秘主义有时导致他希望，电子文明将会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跃进，使人类与上帝更加接近。
但实际上，与大家惯常以为的相反，麦克卢汉并没有坚持多久这样的希望。大约只在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他曾于电子大同的希望中驻足。后来他很快决定，人性的电子统一只是“基督之体”（Body of Christ）的一个摹本。他甚至还说，撒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电气工程师。
麦克卢汉再部落化的地球村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和平且和谐的社区，其实，如果仔细阅读麦克卢汉，我们会发现他的幽暗意识。麦克卢汉说，他从来没有认为，统一和宁静是地球村的特性。地球村实际确保了所有议题的最大分歧，因为村庄条件的增加创造了更多的不连续性、分裂性和多样性。人人互联使得很多人感觉不堪重负，失去了个人认同。对此的回应是暴力。战争、酷刑、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行为都是在地球村里对认同的寻求，导致屠宰对方成为最常见的部落游戏。
了解地球村生活的积极潜力和负面影响，已经成为当今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的迫切挑战之一。虽然麦克卢汉一度被吸引到戏剧性的希望当中，但在宇宙意识的视野里，看到古罗马代表时间的神祇双面神（Janus）式的互补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代既是巅峰的时代（人类可臻至高成就和希望），也是深渊的时代（世界也可能走向暴力和崩溃）。
麦克卢汉终生都在与他所称的“无处不在的无知觉”（impercipience of the ubiquitous）做斗争。他笔下的“梦游症”患者（认为技术无所谓好坏）正是被不可见的环境催眠了。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怀疑道：
为什么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自己的制造物对自我意识模式的影响？我已经就这个主题写了好几本书。人类打内心厌恶去理解自己被卷入的过程。这种理解要求对所作所为担负太多的责任。
当麦克卢汉用他神谕一样的口吻来形容人对媒介的臣服时，那真是一派令人恐怖的前景。另一方面，他又声称，卫道士般的抵抗是徒劳的，并且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写道：“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正在倒车的车辆，就它与顺向流动的交通而言，似乎在加速行驶。这似乎是文化保守分子所处的带有讽刺性的地位，潮流集中指向一个方向时，他的抵抗反而确保了更快的变革速度。”用路易斯·拉潘姆的话说，“对于那些捍卫已失阵地的人，他没有什么同情，也没有什么耐心”，麦克卢汉尽情嘲讽他们说：“多年来我注意到，道学家们典型的伎俩是以愤怒代替感知。”
然而，麦克卢汉最终强调，事实上有一样东西比电子媒介的速度还快：那就是思考。麦克卢汉敦促我们提前思考。他提醒我们：“控制变化不是要和变化同步前进，而是要走在变化的前面。预见赋予人转移和控制力量的能力。”放弃抵抗，但要让我们的思考领先于即将到来的变化，这就是麦克卢汉告诉我们的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拯救我们的人性；或者，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还能够向持久目标前进，并保持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