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住的那条路——西布勒切利的埃尔斯米尔路吗？就算你不知道这条路，你也知道五十条和这一模一样的马路。
你知道这些马路就像不远不近的郊区的溃疡，情况总是差不多。一长排一长排半独立的房屋——埃尔斯米尔路有二百一十二座，而我们那座房子是191号——很像市政局的公屋，只是更丑陋一些。涂着灰泥的前庭、用木馏油处理过的大门、水蜡树的树篱、绿色的前门，种着月桂树、桃金娘树、山楂树，这就是我的家，我的栖身之所，“良宅美景”。大概五十间房屋里才有一户人家比较标新立异，将蓝色的前屋涂成了绿色，我想他们最后或许会沦落到进收容所的地步吧。
脖子周围那种黏糊糊的感觉让我心情十分低落。脖子黏糊糊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心情低落，真是奇怪。似乎你全部活力都被抽干了，又似乎是来到大庭广众之处，突然间发现自己的一只鞋子的鞋底脱落了。这天早上我对自己不抱任何幻想。我似乎就站在远处，看着自己从马路走过来，看着我那张丰满红润的脸庞、我那副假牙和我那身粗俗的衣服。像我这样的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绅士风度。就算你在二百码外看到我，你也猜得出我在干保险这一行；就算你猜不出，你也知道我是某个行业兜售生意的推销员。我身上这身衣服几乎称得上是这个行业的制服：略显破旧的人字纹灰西装、价值五十先令的蓝色外套、圆顶礼帽，没有手套。我看上去一副推销员的模样，粗俗而厚脸皮。在我混得最风光的时候，我穿一身新西装，或抽着一支雪茄，看上去或许像个赌注经纪人或酒吧经理；而当我混得不好的时候，我看上去就像兜售吸尘器的推销员，但大部分时间里你还是能准确地猜出我的身份。你一看见我就知道我“一周挣五到十英镑”。在埃尔斯米尔路这里，无论是经济地位或是社会地位，我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
整条街上就只有我一个人。男人们已经赶去搭八点二十一分的地铁了，女人们在捣鼓着煤气炉。当你有时间四处张望，而刚好心情还不错时，走在郊区的这些街道上，想象着这里的生活，你会打心眼里觉得好笑，因为，说到底，埃尔斯米尔路是条什么样的街道呢？就像一座牢房排成一列的监狱。这里一排排半独立屋就像拷问室，住着一帮瑟瑟发抖、一周挣五到十英镑的可怜虫。每个人都被老板逼得够呛，而老婆则像噩梦一样老是在折磨他，孩子们像水蛭一样在吸他的血。作为工薪阶层，就是有这么多的烦恼。我本人并不同情那些无产者。你认识一个挖土工人会因为担心被解雇而失眠吗？无产者们干的是粗体力活，但当他们不用工作的时候可以畅享自由。而每一座灰泥房子里总是住着一个可怜虫，只有在熟睡的时候梦见自己把老板推到井里面，还往上面堆满煤炭，心里才感觉获得了自由。
当然，我对自己说，像我们这种人，最苦恼的就是我们都以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首先，埃尔斯米尔路有九成的人都以为房子是自己的财产。埃尔斯米尔路以及周边直到商业街的那一大片地段是繁华热闹的“金苹果家园”，“快活信托营建委员会”的产业。营建委员会或许是当代最狡猾的骗局了。我承认我所从事的保险业是一场骗局，但那是公开的骗局。而营建委员会的美丽谎言让受骗上当的人还把他们当成了恩人。你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他们还会舔你的手。有时候我想给“金苹果家园”竖立一座巨大的、象征营建委员会的神祇塑像。那将会是一尊奇特的神祇，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雌雄同体：上半身是一位经理，下半身是一位家庭主妇。雕像的一只手拿着一把巨大的钥匙——当然是进收容所的钥匙，另一只手拿着——他们管那种法国式的、从里面涌出礼物的羊角叫什么来着？——“丰饶之角”，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涌出便携式收音机、人寿保单、假牙、阿司匹林、法文字母和园圃压平器。
事实上，我们这些住在埃尔斯米尔路的人并没有房子的产权，就算我们还清了房屋贷款，这些房子也不归我们所有，我们只是享有租赁权。这些房子的定价是五百五十英镑，分十六年还清，房子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一次性付现金的话，价格会是三百八十英镑。也就是说，“快活信托”的利润是一百七十英镑，但毋庸置言，“快活信托”挣的钱远远不止这些。三百八十英镑包括了建筑商的利润，但“快活信托”以“威尔逊与布鲁姆公司”为名，自己建造房屋，把建筑商的利润也挣了。它只需要支付建筑材料的成本，但就连建筑材料的利润它也不放过，因为它以“布鲁克斯与斯卡特比公司”的名义卖给自己砖头、瓦片、大门、窗框、沙子、水泥和玻璃。要是我知道它以另一个公司的名义卖给自己用来造大门和窗框的木材，我也不会觉得奇怪。此外——这件事我们本来应该预见得到，但当我们发觉时还是觉得很震惊——“快活信托”没有遵守其诺言。埃尔斯米尔路建造房屋时留下了一些空地——风景其实并不漂亮，但孩子们可以到那里玩耍——名字叫普拉特草坪。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大家都认为普拉特草坪不会被转为建筑用地。然而，西布勒切利是一片发展中的郊区，罗斯维尔果酱厂于1928年开业，英美资源集团的全钢车身自行车厂于1933年开始投产，人口逐渐增加，房租越来越贵。我从未见过赫伯特·克伦姆爵士本人或“快活信托基金”的高层人物，但我想象得出他们垂涎欲滴的样子。突然间，建筑商来了，普拉特草坪上开始建造房屋了。“金苹果家园”发出不满的呼声，业主们成立了委员会进行抵制，但根本没有用！克伦姆的律师团五分钟内就瓦解了我们的抵抗。普拉特草坪被密密麻麻的建筑物覆盖了。但真正巧妙的骗局，让我觉得老克伦姆确实配得上其从男爵爵位身份的骗局，是精神上的欺诈。仅仅出于拥有自己的产业，“在这个国度占有一席之地”的幻觉，我们这些住在“金苹果家园”以及其它类似地方的可怜虫就永远变成了克伦姆忠实的奴隶。我们都是可敬的户主——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托利党人[3]，唯唯诺诺奴颜婢膝的人。不敢杀掉那只会下金蛋的鹅！但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是户主，而我们一辈子都得为了还清房子的款项而努力，总是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在偿还完最后一笔钱之前会有事情发生，这一切使得奴役的铁链更牢固了。我们都被收买了，而且收买我们的人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钱。每一个饱受蹂躏的可怜虫挥汗如雨地工作，为了一间玩具一样的小砖屋付出双倍的价钱，还美其名曰“良宅美景”，但景色既不美，宅子也不靓——每一个可怜虫都愿意死在战场上，将他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拯救出来。
我转到沃波尔路，进入商业街。十点十四分有一趟列车开往伦敦。经过六便士廉价商店时，我想起早上提醒过自己要买一盒刮胡刀的刀片。走到肥皂柜台时，那个店面经理（或其它什么头衔）正在责骂负责柜台销售的女店员。早上这个时候六便士廉价商店没有多少顾客，有时候如果你在开店不久的时候走进去的话，会看到女店员们站成一排被人训话，为的是让她们能打起精神干好这天的工作。他们说这些大型连锁商店雇了一帮特别会挖苦辱骂人的家伙，把他们派到各个分店激励这些女店员。那个店面经理是个相貌丑陋的矮子，肩膀很平，蓄着挺翘的灰八字胡。他为了某件事正在训斥她，应该是找钱的时候出错了。他的声音就像圆锯一样刺耳：
“噢，不会！你当然不会算数了！你怎么可能会呢。实在是太麻烦了，噢，不要！”
不经意间我与那个女孩四目相投。当她被训斥的时候，一个红脸膛的中年胖子在旁边看热闹可不太好。我立刻转过身，假装对旁边柜台里的窗帘吊环或别的什么东西感兴趣。那个人又在训斥她。他是那种明明已经转过身，突然间又朝你冲回来继续训话的人，活像一只蜻蜓。
“你当然不会算数！就算我们亏了两先令，对你来说也算不了什么，根本不算什么。两先令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呢？怎么能劳烦你把数目给算对呢？噢，不行！无论出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劳你大驾。你是不会理会别人的，对吧？”
这一幕持续了将近五分钟，半个商店都听得见。他总是转过身，让她以为他训斥完了，然后又冲回来继续训斥一通。我在远离他们一些时偷偷望了一眼。那个女孩大概才十八岁，长得胖乎乎的，面如满月，是那种从来不会把零钱算对的人。她的脸涨成了潮红色，很不自在地扭动着身躯，真的是在痛苦地扭动着身躯，似乎他正在拿着鞭子狠狠地抽她。其它柜台的女店员都假装没有听见。他是个形如僵尸的丑八怪，明明个头矮小得像只麻雀一样，还要挺胸腆肚，把双手背在上衣的燕尾上——这种人适合在军队里当军曹，可惜长得不够高。你发现了吗？他们总是找这些小个子男人做这种欺负人的事。他把脸凑到她的脸跟前，八字胡和五官几乎就要贴上去了，这样训斥她更带劲。那个女孩的脸涨得通红，身躯扭个不停。
最后，他觉得骂够了，像海军上将大摇大摆地走在甲板上一样走开了。于是我走到那个柜台买刀片。他知道每个字我都听见了，她也知道，他们俩都知道我知道他们知道。最可怜的是，为了招呼我，她不得不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态度，女店员就应该这样和男性顾客保持距离。我刚刚目睹了她像个女仆一样受人训斥，这会儿还得摆出大家闺秀的谱儿！她的脸还红通通的，双手颤个不停。我问她有没有一便士的刀片，而她开始在三便士的托架里翻寻。然后那个小个子店面经理走了过来，我们俩都以为他又要开始训人了。那个女孩像小狗见到鞭子一样畏缩着，从眼角瞪着我。我知道因为我目睹了她挨训，她对我恨之入骨。真是奇怪！
我买到了刀片，走出店外。为什么她们愿意忍受这种遭遇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当然纯粹是出于畏惧。只要你顶一句嘴，你就会被解雇。到处都一样。我想起了经常去光顾的那家连锁杂货店里那位有时招呼过我的男店员。他二十岁左右，块头很大，脸膛红如玫瑰，前臂非常壮实，应该在铁匠铺里工作。他穿着白色的外套，站在柜台边点头哈腰，揉搓着双手，说着：“是的，先生！说得很对，先生！今天天气真好啊，先生！今天我能为您效劳吗，先生？”你忍不住想踢他的屁股一脚。当然，这么做是必须的。顾客总是对的。在他的脸上你可以看到他很害怕你会去投诉他态度不够恭敬，让他被炒鱿鱼。而且，他怎么知道你不是公司派过来的眼线？恐惧！我们就生活在恐惧中。恐惧渗进了我们的骨子里。每个人不是在害怕失业，就是在害怕战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其它什么。一想到希特勒，犹太人就会直冒冷汗。我突然想到，那个蓄着挺翘的八字胡的小个子混蛋或许比那个店员更担心自己能不能保住饭碗。或许他需要养家糊口。谁知道呢，或许在家里他是个温顺和气的人，在后园种种黄瓜，由得他的妻子在他头上作威作福，他的孩子们拉扯他的胡须。同样的，许多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或俄国格伯乌的高官其实私底下是非常善良的人，堪称最温柔的丈夫与最慈祥的父亲，对笼养的金丝雀精心呵护无微不至，等等等等。
走出门口的时候那个肥皂柜台的女店员在瞪着我。如果可以的话，她已经把我杀了。因为我目睹了她受辱的情形，她恨透了我！甚至比痛恨那个店面经理还要深恶痛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