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某年的一个春日午后，古斯塔夫·阿申巴赫从慕尼黑摄政王街的邸宅里独个儿出来漫步。在他五十岁生日以后，他在正式场合则以冯·阿申巴赫闻名。当时，欧洲大陆形势险恶，好几个月来阴云密布。整整一个上午，作家为繁重的、绞脑汁的工作累得精疲力竭，这些工作一直需要他以缜密周到、深入细致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事。午饭以后，他又感到自己控制不住内心汹涌澎湃创作思潮的激荡，也就是一种“motus animi continuus”[1]；根据西塞罗[2]的意见，雄伟有力的篇章就是由此产生的。他想午睡一会以消除疲劳，可又睡不着（由于体力消耗一天比一天厉害，他感到每天午睡确实非常必要），于是喝过茶后不一会，他就想到外边去逛逛，希望空气和活动能帮助他消除疲劳，以便晚上再能好好地工作一番。
时光已是五月上旬，在几星期湿冷的天气之后，一个似是而非的仲夏来临了。虽然英国花园里的树叶才出现一片嫩绿，可是已像八月般的闷热，市郊一带熙熙攘攘，挤满了车辆和行人。但通往奥迈斯特的一些道路却比较幽静，阿申巴赫就在那儿徜徉，眺望一会以热闹出名的餐厅公园的景色。公园周围停着一些出租马车和华丽的私人马车。他从公园外围取道回家，穿过了落日余辉掩映着的田野。当他走到北郊墓园时，他累了，这时在弗林公路上空又出现暴风雨的征兆，于是他等着电车，让电车直接带他回城。
想不到他在车站和车站附近没有看到什么人。不论在铺过地面的翁格勒街还是弗林公路上，都看不到一辆车子。在翁格勒街，电车轨道孤寂地、亮油油地一直向施瓦平地区伸展。在石匠铺子的围篱后边，也没有一个影子在晃动。石匠铺子里陈设着各种各样待卖的十字架、神位牌、纪念碑之类，宛如另一个不埋葬尸体的坟场。对面是拜占庭式结构的殡仪馆，它在夕阳中默默地闪着微弱的光辉。建筑物的正面，装饰着希腊式十字架和模仿埃及古代书法的浅色图案，上面镂刻着对称地排列的几行金字，内容均和来世有关，例如“彼等均已进入天府”，或者是“愿永恒之光普照亡灵”。候车的阿申巴赫专心默读、欣赏这些字迹有好几分钟，让自己整个心灵沉浸在对它们神秘意义的探索之中。正在这时，他瞥见护守在阶梯口两只圣兽上面的门廊里站着一个人，他顿时清醒过来。这个人的外表颇不平常，把他的思路完全带到另一个方向。
这个人究竟是穿过青铜门从厅堂里出来，还是从外边悄悄地溜到这上面，谁也说不准。阿申巴赫对这个问题不加深思，就倾向于第一个假设。他中等身材，瘦骨嶙峋的，没有胡子，鼻子塌得十分显眼。他是那种红发系的人，皮肤呈奶油色，长着雀斑。他显然不是巴伐利亚人，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边缘宽阔而平直的草帽，至少从外表看去是一个远方来客，带几分异国情调。不过他肩上却紧扣着一只本地常用的帆布背包，穿的是一件缠腰带的淡黄色绒线衫一类的紧身上衣，左臂前部挟着一件灰色雨衣，手臂托着腰部，右手则握着一根端部包有铁皮的手杖，手杖斜撑着地面，下身紧靠着手杖的弯柄，两腿交叉。他仰起了头，因而从松散的运动衫里露出的瘦削脖子上赫然呈现出一个喉结；他用没有光泽的、红睫毛的眼睛凝望远方，中间两条平直而明显的皱纹与他那个塌鼻子衬托着，显得相当古怪。也许是他站着的位置较高，使阿申巴赫对他有这么一个印象：他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慓悍的甚至是目空一切的神态，这可能是因为他被夕阳的光辉照得眼睛发花，露出一副怪相，或者面部有些畸形的地方；他的嘴唇太短而向后翘起，从牙肉那里露出一排又长又白的牙齿。
阿申巴赫用一半是观赏、一半是好奇的眼光凝神注视着这位陌生人，但这种注视似乎缺乏考虑，因为他猛然发觉那个人直愣愣地回瞪他一眼，目光恶狠狠地富有敌意，有一种迫使他的眼锋缩回的威力。这下子可刺痛了阿申巴赫，他转身开始沿围篱走去，暂且决定不再去注意这个人。不一会，他就把他忘了。不知是那个陌生人的逍遥姿态对他的想象力起了作用呢，还是某种肉体因素或精神因素在起作用，他只十分惊异地觉得内心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心里乱糟糟的，同时滋长着一种青年人想到远方去漫游的渴望，这种意念非常强烈，非常新奇，不过它早已磨灭，久已淡忘，因而他两手反剪在背后，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瞧着地面，审察自己的心绪和意向。
这不过是对旅行的热望而已，别的没有什么。但它确实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激动人心，甚至近乎一种幻觉。他的欲望显得一清二楚了。他早晨工作时起一刻也不能平息的那种想象力，描摹出——企图一下子展现出——五花八门人世间的种种惊险面。他看着。他看到了一幅景色，看到了热带地区烟雾弥漫天空下的一片沼泽，潮湿、丰饶而又阴森可怖。这是一片古老的荒原，布满了岛屿、沼泽和淤泥冲积的河道。在长满蕨类植物的繁茂丛林中，在肥沃、泉水涌流和奇花异卉竞相争妍、草木丛生的土地上，他看到一棵棵毛茸茸的棕榈树到处挺立，还看到一株株奇形怪状的大树，树根有的外露在土壤上，有的向下伸到河水里，黏滞不动的河水反映出绿色的树阴，那里飘动着乳白色的、碗口般大的鲜花，而肩肉高耸、嘴形奇特的怪鸟则站立在浅滩上，一动不动呆呆地向旁瞧着。在竹林深处节节疤疤的树干中间，蹲伏着一只老虎，两眼闪闪发光。他感到内心因恐惧和神秘的渴望而颤动。这时幻象消失了。阿申巴赫摇摇头，又沿着石匠铺子的围篱走他的路。
过去，至少从他有机会能任意享受社交的种种好处时起，他一直认为，旅行不过是一种养生之道，有时不得不违背心愿去敷衍一下。他为他自己和欧洲广大人士所提出的繁重任务忙得喘不过气来，创作的责任感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非常厌恶娱乐，以致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没有任何兴趣。他已非常满足于那些不必远离自己小天地的人们所能获得的世间各种见识，因而离开欧洲的事，他一刻也不曾想过。尤其是他的生命力已渐渐衰退，他艺术家的那种深恐大功不能告成——即担心工作半途而废，不能鞠躬尽瘁献身于事业——的忧虑已再不能轻易排除以后，他几乎只在家居所在的那个可爱的城市里露面，足迹也不出他那座简陋的乡间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山区，他常在那儿度过多雨的夏天。
不过刚才那种心血来潮的念头，他很快就用理智和青年时代就养成的自制力压抑下去，内心恢复了平静。他的本意是在出国之前，先把他生命赖以寄托的工作完成到某一个阶段，至于在世界各地漫游，就得好几个月放弃他的工作，这种想法太不痛快、太不着边际了，不值得认真去考虑。然而他如此意外地受到感染，其原因可一清二楚。迫切想去远方遨游，追求新奇事物，渴望自由、解脱一切和到达忘我境界——他承认这些无非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冲动，企图尽力摆脱本身的工作和刻板的、冷冰冰的、使人头脑发涨的日常事务。可是他还是眷恋着这样的工作，同时也几乎喜欢去作那种使人伤透脑筋的、每天都有一番新鲜内容的斗争。这是顽强、骄傲、久经考验的意志力同这一与日俱增的疲劳之间的斗争，这种疲劳任何人都不会觉察到，而他的作品中也决不会流露出他头脑失灵或灵感枯竭的任何痕迹。但是弓弦不能绷得太紧，而强烈地激发出来的愿望也不能硬加压抑，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到自己的工作，想到昨天和今天不得不离开的地方，因为无论你怎样煞费苦心，或者发生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你还是得离开的。他一再想打开或解开这个疙瘩，但最后还是怀着一阵战栗的厌恶心情退缩了。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错综复杂的因素。不过他精神涣散的原因，却是畏首畏尾，鼓不起劲儿，这表现在他的要求愈来愈高，永远感不到满足。当然，这种不满足从他青年时代起就被看作是他天才的禀性和特质；正因为如此，他的情感才能受到约束，并冷静下来，因为他知道，人们是容易为得过且过和半点成就而心满意足的。难道他那种硬加压制的情感现在已开始报复，想远远离开他，不愿再为他的艺术增添翅膀，同时还要夺去他表现形式上的一切快慰与欢乐么？他的创作并不坏，这至少是他长年累月的成果；他的作品确实可以随时稳稳地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但即使整个国家崇仰他，他也并不引以为乐。在他看来，他的作品似乎已缺乏热情洋溢的特色；热情洋溢是欢乐的产物，它比任何内在的价值更为可贵，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优点，能使广大读者感受到欢乐。他害怕在乡间过夏，害怕在小屋子内单独与为他备伙食的女佣和侍候他的男仆在一起；也害怕看到他所熟悉的山峰和悬崖，它们又会把他团团围住，使他透不过气来。因此他很需要换换环境，找某个临时性的憩息之所，消磨消磨时光，呼吸远方的新鲜空气，汲取一股新的血液，使夏天过得稍稍满意些，丰富些。这样看来，作一番旅行会叫他称心如意。但不必走得那么远，不必一直到有老虎的地方去。在卧车里睡一夜，在可爱的南方任何一个游乐场所痛痛快快地歇上三四个星期……
他这么想着的时候，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渐渐逼近翁格勒街。上车时，他决心今晚专心研究一下地图和旅行指南。一上车，他就想回头看看刚才逗留时戴草帽的那个游伴，这片刻的逗留毕竟是很有收获的。可是那个人已行踪不明，因为不论在他以前站着的地方，还是下一个车站或车厢里，都找不到他的影子。
古斯塔夫·阿申巴赫出生在西里西亚省的L县城。他是一个高级法官的儿子。他的祖先都是军官、法官、行政长官之流，这些人为君王和国家服务，过着严谨而相当俭朴的生活。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有比较热忱的心灵，具体的职业是传教士；至于机敏而富于情感的素质，则是从先辈方面作家的母亲家族中得来的，她是波希米亚一位乐队指挥的女儿。他的脸部有外国人的特征，这也得自他的母亲。刻板拘谨与捉摸不定、热情奔放的个性相结合，便产生了一个艺术家，一个不凡的艺术家。他是那篇描写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生活的笔调明朗、气势磅礴的史诗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勤勉的艺术家，以他孜孜不倦的精神精心创作了一部名为《马亚》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形象鲜明，把人类各种各样的命运都归结到一个主题思想上；另外他还创作过一部颇有感染力的小说《不幸的人》，它告诉整个年青的一代（他们是应当感恩的）：即使一个人的知识到了顶，他仍旧可能保持道德上的坚定性。最后，也是他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是题名为《心灵与艺术》的那篇激动人心的论著，层次井然，修辞工整，富有说服力，因而一些严肃的评论家把它与席勒的《论质朴之诗与伤感之诗》并列。
阿申巴赫一心追求名誉，因而他虽不早熟，但由于笔调精辟犀利，很早就具备成名的条件。几乎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已出了名。十年以后，他已学会坐在写字台面前用优美的、意味深长的辞句处理成批的信稿，使自己的英名保持不衰；信稿内容非简短不可，因为人们对这位有成就、有威望的作家硬是提出许多要求。四十岁时，尽管实际工作的重担与种种变迁使他劳瘁不堪，他还得每天处理一批世界各地人们寄来的、颂扬他的邮件。
他的才能既不同凡响，又毫无怪僻之处，因而赢得广大读者的信赖，同时又博得爱挑眼儿的那些行家们的鼓励与同情。从少年时代起，各方面都希冀他干一番事业，而且是不平凡的事业，因而青年人那股懒懒散散、逍遥自在的劲儿，他可从来不曾有过。当他三十五岁在维也纳病倒时，一位同他结交的细心观察家曾发过这样的议论：“你们看，阿申巴赫的生活老是这个样子，”说到这里，讲话人把他左手几个手指捏成一个拳头，“永远不可能像这个样子。”说罢，他张开的那只手就漫不经心地从安乐椅的靠背上垂下来。这真是一针见血。由于阿申巴赫生来体格并不结实，更显得他在道德上是一个勇者——他只是由于责任感才经常从事紧张的工作，并非生来就能如此。
遵从医师的劝告，他在童年时代没有上学，不得不在家里受教育。他孤独地成长，没有同伴，但他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他是属于那种类型的人——这种人欠缺的不是才智，而是才智赖以发挥的体魄。换句话说，他是属于往往很早崭露头角而才华难以持续到晚年的那种类型的人。然而他的格言乃是“坚持到底”；在他那本描写腓特烈大帝的小说里，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位老英雄“坚持到底”这一嘱咐的超凡入圣之处，他认为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在苦难面前坚韧不拔的品德。他也非常希望活得久些，因为他认为只有当一个艺术家在人生各个阶段都能取得典型的成就时，他的艺术造诣才可说是真正伟大的，有普遍意义的，同时也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