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久麟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小说。
我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已近四十年，出版了多部传记文学作品和几部传记文学理论著作。在传记文学创作上，我都遵循真实性、历史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的原则。我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环境、时间，都尽量追求真实，符合历史原貌。但是，由于写的是传记文学，是文学性的传记，所以，写作中不能不运用想象、联想，以便把分散的素材凝聚起来，组合起来，构成完整的人物形象和连续的故事情节以及贯穿全书始终的完美结构；在细节描写上，我也不时运用一些夸张和虚构，以便把人物塑造得更丰满、更有个性。但是，这种想象是再造性想象，而非创造性想象；而且，这些虚构和夸张也仅限于个别细节、个别时间、地点或修辞方面。
《风流帝王》则是历史传记小说，说它是传记，因为全书塑造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真实形象，描写了他传奇而坎坷、幸福而悲惨、由天堂到地狱的一生，表现了他的性格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全书主要的人物形象、人物经历、线索、故事情节，都是真实的；说它是小说，是因为在主题的提炼、结构的布置、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描写方面，都是运用的小说笔法，运用了想象和虚构，倾注了我的激情和理想，表达了我的爱憎和褒贬。这部小说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方面有不少虚构之处，对个别人物的事迹有所增减，基本上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因此称之为“传记小说”。即是说，它既是李煜的一部真实可信的人物传记，又是一部运用了较多想象和虚构的、可读性极强的历史小说。
在这部历史传记小说中，我倾全力塑造了我心目中理想化的李煜的形象——一个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词人、艺术家的形象。历史上对李煜的评价褒贬不一，长期以来都把他看作腐化的、昏庸的君主，一个无能的亡国之君；对他的词，也当作亡国之音、消极之作。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研究，我认为，应该对他的人格、人品及其在文学和书画艺术上的贡献和成就有更新的评价。
第一，李煜不爱权势爱文化。历史上，我们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言行评价极高，可是，对李煜不但不迷恋太子地位，甚至连皇帝宝座都不很感兴趣的思想和行为，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公正的评价。陶渊明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呢？让他当宰相他当不当呢？我们不知道。但李煜却确确实实是在祖父、父亲都是皇帝的情况下，在哥哥当了太子担心他不满时，为躲避争权夺位的纷争而到庐山上去当了居士，去写词作画；哥哥暴亡之后，父亲要他当太子，他再三推辞；父亲去世，传位于他，他仍然推辞。当了皇帝后，李煜仍然把主要的精力和兴趣都放在文学创作和书画艺术上，仍然以词人自居，而且对文房四宝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缺点，甚至于是南唐的不幸，然而，他就是这样的人，是爱诗词、爱艺术而胜过爱权术、爱皇位的人！这样的人，在那权欲熏心、军阀混战的年代，比起那些为争权势，为争官位，为争皇位而尔虞我诈、相互残杀的所谓政治家、野心家来，不是高尚得多吗？
第二，李煜愿以个人名誉受损来求得国家百姓太平。李煜继位之时，大宋刚刚建立。李煜父亲败在周世宗柴荣手下，割地赔款；而赵匡胤更胜过柴荣。李煜知道自己不如赵匡胤，南唐不敌宋朝，他就向赵匡胤称臣，自称国主，让赵匡胤不攻打南唐。他虽然称臣，但他的大臣并未降格，他以他个人的屈辱换来了南唐十几年的安宁。南唐的经济、文化，也都得到了蓬勃发展。他比起“明之不可为而为之”，六出祁山，使蜀国百姓痛苦不堪的诸葛亮不是对百姓有利得多吗？他在劝刘钧向赵匡胤称臣的信中也表达了这个观点：“愿修祖宗之谋，以寻中国之好，荡无益之忿，弃不急之争，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己以济亿兆，谈笑而定国家，至德大业无亏也，宗庙社稷无损也。”“屈己以济亿兆”，这就是他的观点，他的出发点。这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
第三，他善待大臣，关爱百姓，尊重人才。他担任国君期间，对大臣是比较宽容的。李煜允许大臣发表不同意见，有的大臣在进谏时甚至掀翻他的棋局，他都没有生气。他尊重宫女的人格和尊严，对她们真心爱护。他在被俘之后告别故国之时，还那样沉痛地同宫娥告别：“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把宫中最底层的下人，当成最舍不得的朋友，放到了心中极高的地位！他对僧人，也是真正的尊重。他不但捐钱捐物给寺庙，而且还到寺庙里给僧人削竹简，甚至削好后还用它在自己脸上刮一下，看划不划脸！——须知，这竹简是和尚们解大便后擦屁股用的，他竟然亲手给他们制作，并在自己脸上试一试！其善心、爱心何等感人！
第四，他以自己的真情和血泪写出了最优秀的词，并用自己的生命来殉祭自己的词作，他是诗词史上真正为词而献身的人！李煜在诗词创作上的贡献是大大扩展了词的表现内容，大大提高了词的表现技巧和艺术魅力，把词由民间艺术提升到士大夫艺术的高度，并为宋词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从而使词上升到与楚辞、唐诗并肩的地位。同时，他本人的词，尤其是晚年的词，倾注了他的真情和血泪，真挚深沉，凝练浑厚，纯洁自然，含蕴深广，可谓篇篇血泪，字字珠玑，堪称词中冠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李煜的词称为神品，确不为过！更可叹的是，他归为臣虏之后，如果像刘禅那样没有心肝，没有情感，不写诗词，他可以再活几十年。可是，他却离不开词，必须写词，难道他不知道宋太宗容不下他的词吗？难道他不知道写这样的词会有生命危险吗？但是，他却偏要写，必须写，词就是他的生命，胜过他的生命！他要用词来抒发自己的悔恨伤感、真情实意；要用词来倾诉自己的故国之思、血泪之情！他是因为抒写真挚美好的诗词作品而被宋太宗用毒酒害死的！他是中国乃至世界诗词史上真正因为坚持写作而被迫害至死的伟大词人，是中国乃至世界诗词史上真正为创作而献身的不朽词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传记小说中，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想象和虚构等艺术手法刻画李煜的形象。如强化李煜对文房四宝的改善和提高，李煜对大小周后的矛盾的处理等。我还虚构了宋太宗要画家画出他临幸小周后的画引起南唐画家顾闳中的抗议，虚构了小周后对李煜词作的高度赞赏和对他诗词创作的激励，虚构了李煜的词被传到南唐引起强烈反响，虚构了李煜被毒杀后小周后在他坟前自尽等。我特别虚构并强调了小周后以李白“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诗句和司马迁宁愿忍受宫刑之痛苦屈辱而保住生命写出《史记》来激励李煜保住性命写出不朽诗词，并预言李煜的词作将流传千秋万代。这些，实际上都表达了我对李煜的评价和感情。
小说还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赵匡胤的形象。小说通过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表现他的豪侠仗义和古道热肠，通过智取滁州表现他的机智聪颖，通过佯醉斩功臣表现赵匡胤登基前后对朋友的不同态度，表现了赵匡胤复杂而深沉的内心世界。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我也给予了正面评价。古人往往指责赵匡胤犯上篡权、不仁不义。但我认为，衡量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应该以新的标准，这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有没有好处；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帮助；对社会进步、对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我认为，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用和平方法夺取了柴荣之子的皇位，从表面上看确实有些不符合道义，但是，这样做让雄才大略的赵匡胤提前掌握了国家政权，避免了以后的纷争，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讲，这是极大的好事！杯酒释兵权也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军权集中于少数武将的问题，避免了历史上藩镇割据的悲剧重演，大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在小说中以饱满的激情歌颂了这位乱世英雄和开国英主，展现了他的宏图大略和丰功伟绩。
李煜同赵匡胤是历史上同时出现的一文一武的绝妙典范。我在这部传记小说中用了平叙手法，双线结构，把李煜同赵匡胤的性格、人格、品格及历史命运，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强烈鲜明的对比中刻画出来、凸现出来。希望能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2014年10月于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