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文学概述
解放区文学，又叫延安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创作的作品的总称。解放区崭新的生活给陈旧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活力，解放区文学与其他地区文学相比，有如下特点：
一是作家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带来了作品题材、主题的鲜明变化。知识分子带着个人空虚感情的浅斟低吟几乎绝迹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描绘，开始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占了优势；而这种描绘，又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和饱含了作者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感情。以《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177篇作品为例，据周扬统计，其中“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有101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41篇。写工业农业生产的，16篇。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7篇。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12篇”。
许多作品通过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劳动生产题材的描写，真切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各个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人民群众的新的生活风貌。其中出现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优秀长篇。有些作家的创作还浸透着来自农民的朴实、亲切、幽默、乐观的气息（如赵树理的小说）。另有一些作家的创作则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得来的诗情画意（如孙犁、康濯的一些作品）。解放区文学内容上的这些特色，都是过去的作品里所没有的。
其次，就人物形象来说，人民群众在作品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曾经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它“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儿和刘胡兰，王贵和李香香，这些主人公无不是劳动人民。
作品对他们的刻画，确实达到了异常真实的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这些人物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他们不再是过去作家笔下的那种单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即便是白毛女这样一个受尽地主压迫和摧残的人物，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坚决的斗争精神。他们真正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出现在文学中。作品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在旧社会被压在底层的小人物，一旦获得了解放，其智慧、才能、性格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自然，他们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群众，又代表群众。一般地说，作家们对这一点掌握得比较好，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有的虽然表现了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更多的还是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因此，作品的主人公大多可信可亲。
解放区文学在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缘关系。作家们从民间流行的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像秧歌、戏曲、民歌、小调、快板等）吸取养分。比如新秧歌就是学习边区民歌和民间秧歌的结果。新歌剧《白毛女》也是在群众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形式的歌剧，它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采用北方农民朴素生动的口语和富有民族风味的唱词，吸收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曲调，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更是直接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创作的，两句一组，音节自然和谐，用语质朴，清新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形象性。
小说方面，有些作品直接用了人民群众熟练的章回体形式。赵树理小说虽不用章回体，但作品语言通俗，情节曲折，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描写生动自然，也都吸取了古典小说和民间说书艺术的传统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至于作品语言的大众化，赵树理更是优秀代表。周扬说：“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的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绝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
解放区的诗
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中，除了农村秧歌运动之外，人民大众的革命民歌创作也出现了高潮。后者继承了苏区红色歌谣运动的传统，在新时期有了更广泛的开展。群众的诗歌伴随着农民、战士、工人出现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民歌的作者自身就有一部遭受地主阶级迫害的历史，因此，他们的诗首先倾诉被压迫的痛苦，控诉地主的罪恶。《赵清泰诉苦》一诗，便是典型的一例。该诗前言说：“晋城天水岑，在群众翻身以前，有七户地主组织了一个同泰会，统治全村，专凭高租大利，剥削穷人，……先后逼死85条人命。群众翻身诉苦，赵清泰哽咽不能成语；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唱，在哀歌，一字一泪，是痛苦，也是愤恨，直诉到晕死过去，情况非常动人。”他的诉苦词，记录下来便是一首充满穷苦农民血泪和仇恨的歌。早在解放以前，诗歌就已成为农民与地主斗争的武器，许多村子里都有李有才那样的民间诗人。像《长工诉冤》、《佃户话》等诗，就是他们编来揭露、讽刺地主的。《进了地主门》一诗写道：
进了地主门，饭汤一大盆，
勺子搅三搅，浪头打死人。
以劳动人民特有的幽默感，用夸张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地主对长工的剥削。这诗收集、记录于40年代，可能很早就已产生，经过长时间集体的琢磨、修订而成。
翻身农民的心中充满了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感激之情，他们要抒发这种真挚的情感，因而颂歌在这时期仍是革命民歌的重要内容。最着名的是《东方红》，这是在李有源用《骑白马》的小调填词写成《移民歌》的基础上改写成的。由于它集中地凝聚了广大人民对党和领袖的感情，成为后来流传最广泛的一首歌。人民歌颂领袖，对领袖与群众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如河北涿鹿一位外号“老梆子”的老农唱道：
天公公，地公公，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救命星，
给咱百姓当长工。
好长工，救命星，
有你我们不受穷。
此诗虽不如《东方红》之凝练，但表明群众所以把领袖看成“救命星”，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好长工”。由于颂歌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情，集中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情绪，所以得到广泛流传。如《高楼万丈平地起》、《十绣金匾》等，便是从陕北唱遍了全中国的。
革命民歌在艺术风格上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地区的群众用了不同形式的民歌，往往带有特定地区的地方色彩。农民们写的民歌与工人的诗或战士的“枪杆诗”，各有自己的艺术风貌。后者更接近快板、顺口溜，有的也像自由体新诗。总的说来，革命民歌是口语化的诗，朴素、精炼、整齐、押韵。有的讲究传统的比兴手法，善作形象的比喻，如用“一座院，两朵花”比喻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座院两朵花》）；用“夜明珠”比喻贫苦农民，说明只有八路军来了，吹去浮土，贫苦农民才放了光明（《土里埋的夜明珠》）。这些比喻，既是群众智慧和艺术想象力的结晶，又具有接近群众生活，为群众所熟悉、喜爱的特点。也有的诗平易而含蓄，蕴含着深沉的情感。表面上语言十分质朴、貌不惊人，读后却立即感受到其中的炽热之情，如一首部队枪杆诗：
我的旗子红彤彤，
指挥立大功，
伤亡还不重。
除了“红彤彤”一词形容旗子外，全是最普通的口语，然而却是真正的诗。特别是最后一句，貌似轻松的口气中包含着一股必胜的信念和无比豪迈的气概，一个胜利的英雄形象迎面而起。
在群众性的诗歌创作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成就较高的业余诗人，如陕北的孙万福、汪庭有等都写过传诵一时的诗。更有代表性的是毕革飞，原是部队的政治工作者，曾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因为经常运用快板形式写诗，被称为“快板科长”。他的诗后来曾辑为《毕革飞快板诗选》出版。代表作《“运输队长”蒋介石》，抓住了有典型意义的内容，表面上是对蒋介石的嘲讽，却反映了蒋家王朝的无可挽回的崩溃之势，和革命战争一日千里向前发展的不可阻挡之势，因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有影响的诗篇。
革命民歌的创作也哺育了作家，对帮助作家改变欧化诗风，学习民族民间诗歌传统，提高艺术表现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作家们来到根据地，生活在农村，很容易接触到各种民歌，在特定环境气氛的熏陶下，他们的诗风也会发生变化。1940年阮章竞的《牧羊儿》一诗是这样写的：
放羊儿过山坡，
青草儿，多又多。
掌柜的吃烙饼，
给我啃糠窝窝！
日头凶，风雨恶，
肚子饥，脚磨破！
八路军，过来了，
参军去，找哥哥！
开始的时候，作家向民歌学习还没有成为大规模的、自觉的行动。经过文艺整风，许多作家下农村搜集、整理民歌，他们走进琳琅满目的祖国民间诗歌宝库里，简直惊呆了。“这些信天游，走西口，五更，戏莺莺实在使我们迷醉，使我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离开这些朴素活泼而新鲜的歌曲，离开这藏有无穷歌曲的乡村”。曾经崇拜过荷马、但丁、拜伦、雪莱、歌德、海涅乃至波特莱尔、艾略特的作家们，现在为自己身边这未被发掘的优美刚健的民歌所倾倒。他们如饥似渴地挖掘、吸收，没过多久，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诗史上开了新风的诗体出现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它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解放区农村。
“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在叙事诗上。“五四”以来白话诗中叙事诗很少，解放区诗歌恰好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代表着这种突破的是1946年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诞生。
李季，河南省唐县人，1938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后在三边地区工作。他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民歌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价值，开始收集陕北民歌“信天游”，得3000余首。他联系民歌产生的时代、社会环境、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艺术养料。1946年9月，他根据流传在三边的民间历史故事，以“信天游”形式所作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立即产生了巨大影响。陆定一在数日后发表《读了一首诗》，认为“用丰富的民间语汇来做诗，内容形式都好”，赞扬李季等是文艺战线的战斗英雄，是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
《王贵与李香香》描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对贫苦的男女青年农民王贵和李香香在恋爱婚姻中的悲欢离合。诗歌把描写爱情与表现阶级斗争结合起来。王贵的父亲因交不起租，死于地主崔二爷的鞭子下。他被李家收养，并与李香香相爱。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向这里发展。荒淫无耻的崔二爷为了霸占李香香，趁王贵参加革命活动之机逮捕他，并欲置之死地。李香香报信给游击队，救出了王贵，两人得以成亲。后游击队转移，崔二爷抢走李香香。王贵与游击队赶跑白军救出李香香。长诗最后以“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点明了主题。长诗既描写了青年农民的爱情生活，又渲染了土地革命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受压迫者的个人命运与革命利益的统一。它是陕北农民革命的一首壮丽的史诗。
叙事请当然也要塑造人物，也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但它毕竟是诗，而诗是离不开抒情的。如果诗人不能通过叙事来抒情，那么故事再好，不如写成小说或其他体裁。李季之前，解放区作家中已有人写过叙事诗，往往因缺少诗情限制了诗的感染力。诗情不是漂浮在半空中的水汽，而必须附着于诗的形象上。李季娴熟地运用民间抒情诗“信天游”，以抒情诗形式进行叙事，他得到了劳动人民在长时间里积累起来的诗形象，这是他的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王贵与李香香》是李季集中了人民的艺术智慧而再创造出来的。他写王贵与李香香之间的真挚的爱：
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
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因为有了烟锅点灯、酒盅量米，才把王贵之穷十分形象地表现出来；也只有这样，才更显出李香香的爱的深。这里描绘的是具体形象，表达的是深挚感情。“信天游”的特点在于大量的比兴的使用，两句一组的构成法又有利于比兴的运用，往往一首诗从头到尾都是各种比喻的铺排，极为形象具体。而那些形容、比喻又多是人民群众取之于自己的劳动生活，取之于对自然界的美的领悟，因而不但丰富，而且往往是十分新鲜、精巧的。《王贵与李香香》中写王贵是：
冬雪大来冬麦好，
王贵好象麦苗苗。
因为是“苗苗”，所以不仅幼小，还有点稚嫩，而且又在大雪之下，正经受着寒冷的重压，用以比喻王贵，甚为确切。然而经受了这雪的压迫，却磨炼与滋润了麦苗，明天它必将茁壮成长。又如形容李香香之美：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象那露水珠草上淌。
如没有对草上晶莹露珠的观察与感受，也产生不出这么美的诗句。就是写崔二爷声言王贵逃脱不了他的手心，也排出了“井绳断了桶掉到井里头”、“铜箩里筛面落面箱”、“烟筒里卷烟房梁上灰”等的比喻。这些，当然都得力于对“信天游”的学习。借助着这许多形象的诗句，使字有情，声有容，无论是写王贵与李香香之间的深切情意，或是表现人民群众对崔二爷的愤怒仇恨，都能神丰气足，情意盎然。
“信天游”的形式与《王贵与李香香》的内容是和谐统一的。象这样的诗句：
沙梁梁高来沙窝窝低，
照不见亲人在哪里。
阳洼里糜子背洼里谷，
哪里想起你哪里哭。
它所展现的自然景象，给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抒情环境。鲜明的地方风光、浓郁的黄土高原的情调，与诗中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情绪，完全溶化在一起，情景交融，大大增强了诗的表现力。但“信天游”的形式，它所固有的诗形象，由于地方特点十分鲜明，同时也造成了较大的局限性。
在《王贵与李香香》中，李季使用“信天游”的诗句，并不给人以生硬之感。但如离开了它的内容，可能就不便于使用。李季在建国后继续写作叙事诗，如《菊花石》，《杨高传》等，就不再使用“信天游”的形式了。因此，如何吸取民歌在艺术上的优点，同时又不拘泥于其形式，使之能较为灵活地表现现代不同地区的多样化的生活，这是《王贵与李香香》所不曾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