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同治九年（1870年）浙江乡试发榜，杭州诂经精舍弟子19人中式，消息传出，震惊浙江学界。要知道，古代科考最难就在乡试一关，因为秀才可以捐纳，但举人必须出自乡试，毫无通融余地。一个小小书院，竟在数千考生中夺得近15%的中举名额（乡试三年一次，浙江一省名额约150人），这不仅在浙江，就是全国也有些闻所未闻了。更让人惊奇的是，主讲诂经精舍的山长竟然还是个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昔日官员--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晚清著名朴学大师俞樾。这一年，离他就任诂经精舍山长只有两年时间不到。
一一帆风顺却惨遭革职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1年生于浙江德清。俞家先世寒微，向以务农为业，直至俞樾祖父俞廷镳时，俞家才耕读并重，家境有所好转。俞廷镳自幼读书，中秀才后屡败屡战，直到七十岁那年才算中举，但主考官考虑到其年纪已无做官可能，而以其高龄，皇上必恩赏举人，于是劝他将名额让出，以恩泽乡人后学，俞廷镳慨然允诺。孰料报上去后，皇上只恩赏副榜（副榜不算中举，但两次副榜可赴京参加会试一次），主考官很是抱歉，俞廷镳却极为豁达地说：”留此以贻子孙，不更优乎？“这话，还真是被天上文曲星听到，俞家之后果然科运大开：俞樾之父俞鸿渐中举、俞樾及兄长俞林中进士……到俞樾父亲俞鸿渐的时代，俞家已不事耕作，不过俞父中举后未能再进一步，其一生以游幕授馆为主。由于父亲长期游幕在外，俞樾幼时由母亲姚氏启蒙。姚氏来自浙江仁和望族之家，知书达理，有一定家学渊源。在其教导下，俞樾10岁前修完”四书“，之后进入私塾，5年的苦读加上15银圆的学费，于16岁那年一击得中，博得秀才功名。次年，俞樾首次参加乡试，但只中得副榜第12名。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俞樾兄长俞林率先中举，因为要赴京应会试，俞樾接替兄长前往江西玉山县令汪春生家塾授馆，这也是俞樾第一次出远门，见闻大增，收获不小。果然，次年恩科乡试中，俞樾高中浙江第三十六名举人。据说，俞樾按例去拜会主考官时，主考官颇为惋惜地说：”原本定第二名，但后来文中被看出了一点小毛病，所以被降为三十六名，可惜啊可惜。“且博高堂开口笑，明年兄弟赴公车。对此落差，俞樾倒还算淡定。中举后，俞樾兄弟仍须各地授馆，为生计而奔波，等到次年赴京会试，兄弟俩双双落榜。直到1850年，俞樾及兄长俞林才在会试中金榜题名。这一年，俞樾已是三十而立，但父亲俞鸿渐已等不到这天了。
古人常说，科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天下读书人何其多也，但会试三年一次（恩科不常有，另算），每次三百余人，俞樾兄弟独得其二，也算是科场异数。据俞樾自述，他与兄长首次应会试时遇上”奔车“之险，无论车夫怎么控制，受惊的马硬是在路上狂奔了半个时辰才停下来，其间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而这次的会试，途中又碰上翻船，兄弟俩不幸落水，险些命丧黄泉。事后，俞樾说：”奔车覆舟是出门最忌讳的事，没想到两次都碰上了，看来我们不合适求取功名。“俞林则不以为然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不定这是我们金榜题名的好兆头！“这次，俞林猜中了。
按例，新科进士除一甲（状元、榜眼、探花）直接入翰林院为官外（授修撰与编修），其余二甲、三甲进士须朝考后分配工作。这一次，俞樾大出风头。朝考由礼部主持，题目为：以”淡烟疏雨落花天“为题，作诗一首并敷衍成文。得题后，俞樾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破题，得主考官之一、礼部侍郎曾国藩激赏，在其力争下，俞樾名列第一。朝考虽非殿试，朝考第一也不能等同于状元，但这仍是极大的荣耀，俞樾也由此受恩于曾门。
朝考发榜后，俞樾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按《清史稿》的说法，”（庶吉士）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其例先后不一……凡留馆者，迁调异地官。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乡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士子咸以预选为荣，而鼎甲尤所企望。“作为翰林院学员或说官员”职前深造班“，庶吉士尚不能算正式翰林，但作为进士中的佼佼者，其前途之远大，毋庸待言。
三年学习期满后，俞樾留馆为编修，成为正式翰林一分子。不过，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的说法，即所谓”红翰林“与”黑翰林“。”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指翰林可陪侍皇帝身边（侍读、侍讲之类），他们接近皇上，恩典易得，前途无量；”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学政，由此收一堆弟子门生（附带的孝敬当然必不可少），不仅好处多多，日后还可以相互援引。
至于”黑翰林“，那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上下不沾，坐困京城--苦熬人也。譬如后来的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他既没有外派的机会，也没有额外收入，靠着45两银子的年俸，生活清苦到过年过节送给座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不能再少了），直到后来”把弟“袁世凯伸出援手，徐世昌才算是脱离苦海。
俞樾的运气还不错，他留馆后第三年（1855年）即通过差放考试而被外放为河南学政。按常例，翰林获3年一次的乡试主考或副主考的差使，即可供十年之需；若得3年一任的学政之职，则一省秀才皆为其门生，只要生活不是太奢侈，其三年所得基本可供一生之需。按说，派为学政应属优差，但让俞樾没有想到的是，这差最后让自己搞砸了，河南学政一任竟成噩梦。
上任未及两年，在一些落榜生的肆意鼓噪下，御史曹泽弹劾俞樾在科考命题时割裂经义，有戏君、反君之意。原来，古代科考出题范围限于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避免重复，一些考官便割取其中某句或半句为上半部分，再配上意义并不相关的下句为下半部分，配合而成考试题目，即所谓”截搭题“。曹泽举出的三个题目是：”君夫人阳货欲“一题，过于戏侮；”王速出令反“（原文为《孟子·梁惠王》中”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有鼓动造反之意；”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原句为《孟子》”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则可理解为”无君而有我“，大不敬。由于此时正是太平军兵锋正盛的敏感时期，身为学政的俞樾不免犯了大忌讳，最终被清廷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此前，俞樾在科考与仕途上顺风顺水，这次的打击来得极为沉重。古代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让这种人生理想彻底破碎，打击之大，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后，俞樾或许明白一个重要的人生教训：才学过人而自负轻佻，终将祸人害己。当然，也有人认为，俞樾之所以遭此重谴，原因是他不屑于官场应酬，得罪了上司与同僚，这才被动下台；也有人说，河南学政衙门有一狐仙，俞樾到任后未去拜它，结果被狐仙捉弄，莫名其妙出了一些怪题目，结果惹下祸端。
二一贫如洗幸得李鸿章帮助
被罢官后，俞樾于1858年春携眷南归。为避安徽等地的战乱，一行人不得不绕行山东，之后在苏州赁屋而居。最初，俞樾暂居于饮马桥独学庐（系乾隆朝状元石韫玉故居的一部分，又称城南老屋），就此闭门读书，苦练书法。被官场扫地出门后，俞樾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特别由此带来的生计困窘，更是直接而现实。
好在当时的江苏巡抚赵德辙（驻苏州）与俞樾有数面之缘，他听说后者迁居苏州后，也曾登门拜访，并推荐这位昔日的翰林公前往松江主讲云间书院。云间书院设立于乾隆年间，名气虽说不是很大，但对于此刻有出无进的俞樾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
当年冬，石韫玉后人迁往京城定居，俞樾于是转赁经史巷五柳园而居。五柳园系石氏主宅，其间水榭楼台、林泉花木一应俱全，为一典型的江南园林庭院。由于石韫玉是乾隆庚戌年状元，俞樾是道光庚戌年进士，因而俞樾自认与此园颇为有缘。园中，俞樾最喜欢的是眠云精舍，在这里，他将之前曾读过的经书重新翻检，每有心得即加以笔记，他的两部传世名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即在此初撰。
闲居读书写作固然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战争所打破。1860年，李秀成率太平军连克常州、无锡等苏南重镇，人心惶惶下，俞樾只得带着家人仓促离开苏州。随着战争的不断蔓延，俞樾一家人从德清到上虞，从定海到上海，一路上连续奔波，生存尚且不易，读书就更谈不上了。
到上海后，由于江浙一带避难的人太多，俞樾一家竟找不到住宿之所，后来只得在黄浦江上租了一条船，于大风雪中度过年末除夕。新年过后，眼看江上飘摇也不是个事，俞樾决心北上天津，寻找出路。此时的天津，虽然还算风平浪静，但经过这一年多的折腾，俞樾早已一贫如洗，生计都难以维持。无奈之下，俞樾只能拉下面子，一一拜访京津故友，看能不能谋一二差事。但是，经过英法联军之役后，京津凋敝，故友或离或弃，好一点的也只能资助个数两银子，于事无补。
旧日空囊已索然，斋厨危欲断朝烟。
饔飧晨夕艰难甚，借到毋盐重利钱。
这年的中秋之夜，俞樾仰望天上的皎皎圆月，不禁感慨万千。12年前，自己金榜题名，拨入翰林院学习，前程似锦，访者如云；孰料12年后，自己被革职永不叙用，门庭冷落，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囊中易洗，年华易逝，坐困愁城中，昔日好友崇厚（笔者按：时为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推荐他去修《天津府志》，但经费又迟迟不能下拨，空成望鱼之叹。
1865年，清军最终剿平太平天国之乱，南方局势日渐安靖。眼看北方也没什么机会，俞樾决定于当年秋天举家南返。出发前，俞樾听说李鸿章已被放为两江总督，于是试着给这位新贵写了一封信：
樾侨寓津门，又将三载，今年承崇地山（即崇厚）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无经费，未能设局，不过从故书中抄撮，终朝伏案，劳而无功。因思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