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生在世，除了老而有疾之外，最令人悲恸的，莫过于丧情感之来源主体了。无论失去的是亲人也好，友人也好，爱人也罢，最怕是自己在世，而最在乎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留下自己日夜思念不可得，徒增惘然。
面对自己的疾病，钱钟书可以坦然面对，然而面对自己和杨绛两人唯一的女儿钱瑗的离世，却着实难以接受。一年前还神采奕奕、活蹦乱跳的女儿，生命的长度还远不及父母亲的女儿，生命的历程还尚未圆满尚未享受过多幸福的女儿，和自己亦父女亦哥们，"我们仨"中缺一不可的女儿，就这样一年后因为癌症先钱钟书一步离世了。最后一面都没能见着。离世之后一个月他才知晓这个噩耗。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大抵是最无法抗拒的吧。虽然钱钟书也深知当学习庄子对妻子之死"鼓盆而歌"，虽然也深知生老病死是自然常态，是生命常态，无法强求，但是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还是不能够像面对自己的病痛一样那么云淡风轻。
这个唯一的孩子，在他和杨绛去英国留学期间诞生，爱情的结晶在异国的土地上有一种甜蜜的风情，小时候在西欧的土地上辗转，长大后却在国内的政治运动中颠沛。丈夫王德一在此期间上吊自杀。年岁流转，好容易生活归于平静，在北京师范大学安心做个外语教师，却是半生未至，病魔先行。最终比年迈的母亲与病痛的父亲先行一步，留下白发人空度余生。
杨绛在这一过程中是背着最大的痛，行着最重的责的。不但要奔波于两个医院之间探望照顾家中的这两位病人，做两者之间的传声筒，还要照顾到两边的心理，小心翼翼，话不能多说，多说一句就可能是伤害。
当钱瑗病逝的噩耗传来时，杨绛选择了隐瞒真相，独自承受丧女之痛。一个月之后才告知钱钟书。因为"告诉他很残酷，不告诉他更残酷"，更何况天地之间"知女莫若父"，这对亦师亦友的父女，心有灵犀自然是不在话下，即使是常人，忽然失去女儿的消息一个月，也不能不起疑心。纸终究包不住火，不如在烧透纸之前火苗率先蹿出来为好，主动开口诉说，也让对方有个心理准备。
后来，杨绛写下了名作《我们仨》。其实《我们仨》本来是钱瑗病中写的一篇家庭回忆录。可是，脊椎癌的病痛折磨，没能让她继续写下去。一九九七年早春，钱钟书夫妇唯一的爱女钱瑗逝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有感于此，已届耄耋之年的杨绛提笔续写了钱瑗的《我们仨》，往日生活嬉笑之景犹在眼前，只可惜斯人已逝，只剩惘然。
在《我们仨》里，杨绛写自己做了个"万里长梦"：一家人相聚相守，又在人生的"古驿道"上相散相失，只余她一人无尽思念。亦真亦幻。他们三个的组合，不是偶然，而是"天作之合"。用钱钟书自己的话来形容，那便是"天下就没有偶然。所有的偶然不过是化了妆的、戴着面具的必然"，在杨绛笔下则是"最平凡不过"又"不寻常的遇合"--"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
对于钱瑗，在父母的眼中，是会"七十二变"的。杨绛说："钱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钱钟书则说："她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而对于父亲，在钱瑗眼里则是这样的："我和爸爸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哥哥，只配做弟弟。"
这一家子的活泼逗趣跃然纸上。书中更有钱瑗给钱钟书画的素描--有一幅画钱钟书在夏夜赤膊摇扇读书；一幅画他"衣冠端正而未戴牙齿"；更有一幅画他"如厕"，却题为"室内音乐"，令人忍俊不禁。其幽默才情一如当年在清华大学念书的钱钟书在《许眼变化图》中所体现出来的。
这一家三口不但是广为人知的学者，也是一家集幽默之大成者。但是正如钱钟书所说："经过大力提倡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而钱氏一家的幽默，其可贵之处正在于信手拈来，浑然天成--那是一种豁达的生活哲学。也许正是这种乐观的生活哲学，伴着他们走过风雨飘摇的年代，伴着他们面对所有的打击与挫折。也因而，所有的苦难在他们看来都不再是苦难了。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开创了英语"文体学"；她关怀学生，她为人刚正。她逝世后得到许多学生、同事、同学、好友的缅怀。他们说："我们不会忘记钱瑗。"
钱瑗离世八年，钱瑗的两位香港学生回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捐款一百万港币，设立了"钱瑗教育基金"，另一位在《香港文学》上刊出了《纪念钱瑗专辑》，钱瑗的学生、同事以及好友闻讯后，纷纷写文章纪念钱瑗。
吴冰也在《我们的钱瑗》中说："比起钱瑗，我们都显得"俗"了。"而她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与前妻所生子女则在《我们的钱瑗》中，分别撰文深情回忆了与继母钱瑗在一起度过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虽是继母，生活却异常幸福。她的继子杨宏建在书中如此写道：
我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我十八岁，刚刚到工厂上班。
当时我并没有不安。因为"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我在二十五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
钱瑗想努力成为一个好母亲的心情跃然纸上。她这种和子女做朋友的方式，大概也是得益于钱钟书与她相处的方式吧。
钱瑗在世时已有言在先，死后不留骨灰。然而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师生舍不得钱瑗离开，没能遵从遗愿，还是将她的一部分骨灰带回了校园，埋在文史楼西侧她每天走过的一棵雪松下。
那里至今已是几度花开花落，景物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令人唏嘘。
老去增年是减年
人的一生有许多重要的关节点。生来便须庆祝，满月依然，半年又复，往后年年岁岁有今朝，岁岁年年得庆祝。到了十岁、十二岁、十八岁、二十岁，各地亦都有各地的庆祝风俗。而到了高龄高寿，摆宴庆祝更是必不可少。这既可说是人对于自己和他人生命历程的重视，也可说是太沉浸于自己的生命。其实放眼古往今来天地四方旷达之人，少有总惦记自我的生命历程者，少有年年祝贺自己的生辰之日者。而多放浪形骸，或不拘一格。
钱钟书与杨绛两人生平都最不喜过生日。即使"被逼无奈"，也是一律从简。
钱钟书八十寿辰时，他曾对前来祝寿的人说："宋诗云，老去增年是减年。增一岁当然可以贺之，减一岁则应该吊之。一贺一吊，不是互相抵消了吗？"就这样得出了不用贺岁之结论，令人无从破的。
也许宋人的心态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在他们眼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剩下的生命也就相应地减少了。若硬要说长大一岁是可喜可贺之事，那么剩余生命时日的减少亦当是一件可悲可叹之事。一悲一喜，一贺一吊，不如无为。也许这种感慨在年少时尚是"强说愁"，那么在年过半百之后的知天命年纪，应当是深能体会"老去增年是减年"之感了。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年迈之人，心境越是淡泊，越不汲汲于名利，越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身外之事。所有的形式都归于灵魂。剩下的生命不多，更应该用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钱钟书先生因病去世。他的葬礼只有杨绛先生和一些亲友参加，正如同他的寿礼一样不铺张，极尽简单之能事。在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便用余下的时光整理他的著述，回忆一家三口共度的时光。
虽然钱钟书先生去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文化遗产就如同他本人一样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过。他的智慧与才情，他的博学与幽默，仍字字珠玑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多年不曾退却。无论是《围城》的讽刺幽默，还是《管锥编》、《谈艺录》的深厚博学，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而其在史学、哲学等领域的价值亦不在文学之下。
钱钟书一生"恃才傲物"，对人品学问都有自身的一套严格标准。唯独对杨绛不吝溢美之词，称她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就连他的名作《围城》，也是在看完杨绛的喜剧之后，才萌生了写作一部小说的想法。而在他提笔写作的过程中，杨绛又甘做"灶下婢"，里外操持，照顾好这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杨绛又是红颜知己、陪读书生，总是给予钱钟书不少灵感与快慰。真可谓是"中国好内助"。一家三口，治学严谨，亦其乐融融。
钱钟书在世时，杨绛尚且如此尽心尽力，当钱钟书去世后，杨绛更是无暇他顾，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在关于钱钟书的事情上。她回忆一家三口的生活，写下了大量的回忆散文佳作。此外，她还替钱钟书整理文集资料，澄清申辩。
而对于自传，钱钟书生来不肯做此一类文章。在他看来，传记是最不可信的。因此没有必要作自传，也不会去作他传。正如王朔在《看上去很美》的序言中所写──记忆是不真实的。哪怕再努力想还原一个真真实实原原本本的过去，你费尽心思绞尽脑汁还原出来的也再不可能是原来的时光了。方枪枪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方枪枪，钱钟书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钱钟书了。
然而在钱钟书去世后，还是有很多人为了纪念钱钟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传记。这些传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钱钟书，那一则则逸事，仿佛历历在目；那一句句警语，言犹在耳。作为敬爱钱钟书的我们，在看这些传记的时候，在得以更进一步地了解钱钟书的时候，也要懂得分辨，懂得真实的那个他和被回忆被雕琢粉饰的那个他之间的距离。其实本文亦概莫能外。
只不过我们为我们所敬爱的人物撰写文字时，也因了从另外一位人物那里得到的启示而"理直气壮"了──胡适先生曾说："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
于是我们本着我们的爱慕与敬仰，尽可能少一些忌讳地要写一部可靠而生动的传记。
在钱钟书生病住院期间，多位党中央领导人都惦念着他的病情，多次向有关方面问及他的病情。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七时三十八分，钱钟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岁。钱钟书去世之后，许多中外人士都纷纷吊唁慰问。十九日晚，前总书记江泽民亲自给杨绛打电话，对钱钟书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希望杨绛保重身体。杨绛对此深表感谢。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的字样。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也在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这不禁令人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一句诗句："怎样的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杨绛曾写过一本名为《走在人生边上》的书，想来也是对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一种应和与回忆吧。他们都深谙"人生边上"的哲学，因而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钱钟书曾经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整个人类努力的进程："我们希望他来。我们希望他留。我们希望他再来。"我想，我们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我们对于钱钟书的敬意──我们希望你来，我们希望你留，我们希望你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