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爱是一座城
父爱对每个人来说意义不同，但是父爱的存在会让人拥有一种安全感，像是无论走了什么陌生的路，回头总有人在微笑着看着你、守着你。
小杨绛是个孝顺的孩子。每天早饭后，她会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茶香萦绕中，杨荫杭为女儿的乖巧颇为欣慰。当他想吃水果或干果的时候，杨绛还会懂事地帮父亲削果皮或者剥干果壳。
在他们定居苏州的时候，十六岁的杨绛开始在苏州振华女校读中学。
那正是战乱频频的动荡年代，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学生运动也常常发生。一般时候，学生运动主要是以游行、示威、静坐或开群众大会等方式来举行的。有一次，学生会要各学校的学生上街搞宣传，也就是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路人演讲，呼吁人们开展革命。杨绛被推选上了。
十六岁的杨绛虽然长得还很娇小，但是已经别有一番少女的韵味了。她并不想参加这次活动，因为当时苏州常有轻薄人欺负女孩子的事情发生。
对于被推选上的学生，学校规定，如果家里不赞成，就可以不参加任何开会、游行、当代表的活动，等等。所以，这是一块很好的挡箭牌，一些不愿意参加的学生就以这个为理由来拒绝。
回家后，杨绛和父亲说起了这件事，问父亲能不能和学校说"家里不赞成"，这样就可以避免去做宣传了。
没想到，杨荫杭对女儿的请求一口回绝。他义正词严地告诉女儿："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还是很担心："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继续严肃地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
然后，他又给女儿讲了自己的一次经历。在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张勋闯入了北京。江苏绅士联名登报，表示对张勋的拥戴和欢迎。他的一位属下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原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了。但是，向来坚持己见的杨荫杭说"名器不可以假人"，马上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
有人批评杨荫杭"不通世故"，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性格。他对自己的观点总是非常坚持，很少会因为别人而改变什么。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他还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tosayno！你敢吗？"
"敢！"小杨绛有些苦着脸说。
其实，父亲教给她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家作为挡箭牌，那只是一种逃避的表现。要想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就必须正面去解决它。无论什么问题，都只有面对，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味地逃避，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后便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几个字看起来简单，但是要面对那么多同学、老师说出来，而且是顶着他们满怀希望的目光，是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的。
最后，杨绛果然没有去参加演讲宣传。她的理由先是被打击认为"岂有此理"，到那时没几天就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当时女同学上街演讲遭到一些不轨军人非礼的现象的确存在。
年少的杨绛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她以后漫长的人生路上，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
经过这件事，杨绛懂得了面对与逃避的不同。面对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而逃避问题的话，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父亲的教诲，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句简单的"Daretosayno"为她指引了人生的航线。
很多时候，拒绝比接受更难。如果不懂得拒绝，人生路上往往会多出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只有敢于拒绝，才能把握好人生的康庄大道。
当时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课后让学生也效仿作诗。当时杨绛的课卷习作曾被校刊选登。《斋居书怀》："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老师批──"仙童好静。"
杨荫杭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总是非常尊重女儿的观点，他从来不会强迫女儿学习自己的理念，就算是女儿的功课做得不好，他也不会责备她。很多时候，他更习惯于让女儿顺其自然地成长，而不是呆板地说教或严厉地教育。
高中的时候，杨绛还不会分辨平仄声，她的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果然有一天，杨绛把四声都能分辨出来了。晚上，父亲踱过廊前，敲窗考她一些字的发音。女儿答对了，他会高兴地笑；答错了，同样也会高兴地笑。
正是父亲这样特别的教诲，让杨绛从小就培养了广泛的兴趣爱好，在学识上也有很深的修养。她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当杨荫杭发现女儿对某本书感兴趣的时候，就会把书放在她的书桌上。但是如果杨绛长期不读，书就会被收回。这相当于一种谴责，即便父亲什么都没说，但是杨绛心里会非常难过。那种无声的谴责简直比一顿打骂还要让她难受。
父亲的爱是一座城，筑起了杨绛心中的温暖，让她从小得到良好的教诲，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漫漫人生路，这些珍贵的精神财富将让她终生受用。
"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会有那么一两件刻骨铭心的事，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但也可能是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在杨绛读高中的时候曾经上过一次报。但这次可不是因为她获得了什么荣誉，而是因为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八年，她还特意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这就是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的《"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绛回忆："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我不清楚是否是他主办），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
杨绛也参加了学社的活动。但是多年后想起，关于谁讲了什么却都记不得了，只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叮嘱杨绛，让她做记录。天真的杨绛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想到听大学者讲学，做笔记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便一口答应下来。
讲学的地点在苏州青年大会礼堂。杨绛的大姐也要去听讲，姐妹俩便约好一起去。但是临行前，杨绛的姐姐又是换衣服又是换鞋，耽误了一些时间，杨绛也只好耐心等待。等她们匆匆忙忙赶到礼堂的时候，讲学早就开始了。整个礼堂挤满了人，不仅早就没有了空座，就连贴着墙的地方和座位间的空隙里都塞满了小凳子，坐满了黑压压的人。
看到这样的场景，杨绛只好准备挤进去了。她刚看好有一处人稍微少些的地方，准备挤过去，等待多时的会场工作人员就赶紧叫她过去，让她上台──原来，记录人员的座位是在台上的。
杨绛看了一下台上的格局：章太炎先生正在谈着他的掌故，在他的左侧有三个座位，三个人已经开始做上记录了，在他的右侧有两个座位，一位女士已经坐在靠里面的位置上了。靠台边的位置空着，显然，那是她的位置。
杨绛没有想到做记录是要上台的，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禁有些胆怯，尤其是为迟到而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已经答应了教务长，她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台去。
那天她上身穿着一件淡湖色纱衫，下身穿着白夏布长裤，脚上穿着白鞋白袜，梳着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当人们看到这个迟到的记录人员时都感到很惊诧，章太炎先生也不例外。他看了一眼这个女学生，然后又继续他的讲学了。不过这仅仅是一段小插曲。杨绛就座后，这段小插曲就像没发生一样。
为她准备的小桌子上已经摆放好了砚台、毛笔和一沓毛边纸。在讲台的左侧记录座位上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杨绛的国文老师马先生，另外一位是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每个人一张小桌子。和杨绛挨着的那桌坐着的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教师。
台上，章太炎先生激情昂扬地谈着他的掌故，几位有着很深资历的教师认真做着记录，台下的听众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也有人拿出小本认真地做着记录。
在这样严肃而紧张的环境下，坐在台上的杨绛简直如坐针毡。面对桌子上的纸笔，杨绛心中大呼糟糕，因为那时的她毛笔字写得很不好，用她的话来说，是"出奇的拙劣"，以至于她的老师说她拿笔就像拿扫帚一样。而看到旁边的几位师长，他们都在挥笔疾书，这更让杨绛心中暗暗叫苦。不说她的拿笔姿势不规范，即便规范，也做不到像那几位师长一样写得那样潇洒自如啊！但不管怎样，既然已经坐在这里，就要做好该做的事。她磨了墨，拿起笔蘸好，准备记录了。
然而，这时候她又震惊地发现，章太炎先生的话，自己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她不知道章太炎先生谈的是何人何事，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谈起的。最重要的是，章太炎先生那一口杭州官话在杨绛听来简直像是天书，即使她忽然听到了某句家乡话，也是听不懂的，因为内容太深奥了。
多年后，杨绛不禁感慨道："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其实无论是在什么年代，这种"名人崇拜"始终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就像一些不喜欢体育的人却追捧体育明星，也正是这种"名人崇拜"心理在作怪。
杨绛的座位是最显眼的，她的几位老师的位置都偏后，唯独她的位置是在讲台的前面的。所以她的一举一动，讲台下面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作为一名记录人员，她必须要拿起笔认真记录。她专心地听，可还是一句都听不懂。
坐在台上的杨绛急坏了，她真是羡慕死了坐在里面的美女老师，她甚至想如果能坐在那个靠里面的位置上该有多好啊！而且还有外面的人挡住从台下投来的无数道利剑般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