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上海涌现出许多报刊。我也应环球出版社聘请，署名汪波主编《幸福》杂志。在出版到第四期时，钟子芒告诉我，一位主编文学副刊的名作家、名编辑刘以鬯先生。刘在战时重庆的《扫荡报》任职，又自办《幸福》周刊，颇为畅销，想在上海复刊。他的周刊早已在重庆登记，有优先权，听到上海也有一本《幸福》杂志出版，势必要上海出版的《幸福》停刊。我和环球出版社发行人冯宝善为此事很焦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刘以鬯的《幸福》周刊并未复刊。原来，他将我主编的《幸福》从第一期起都买去仔细阅读，认为无论在内容还是印刷上，他的《幸福》周刊都不及我那本《幸福》，于是他决定“让贤”，并表示愿意和我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1948年，刘以鬯和他的哥哥停办出版社，去了香港。与我们告别时，真是依依不舍，一言难尽。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大公书店寻觅可以供他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在书架上发现了我的两本小说《盐场》和《红森林》，立即通知永华公司驻上海办事处购买这两本书的版权。没有想到永华影业公司还来函请我去香港，在永华公司当编剧。
1952年初，因永华影业公司欠薪3个月，我被选为代表向公司交涉成功，于1952年1月10日发还全部欠薪。谁知当日凌晨，我就被港英当局无理驱逐出境。毫不留恋香港，可是多么难舍难忘在香港的一些老朋友们啊！
“文革”结束后，逐渐知道了一些海外老朋友在30年间的情况：徐儖出版了全集。刘以鬯则在我离开香港的同一年离家远行，到新加坡去担任《益世报》主笔，第二年转赴吉隆坡任《联邦日报》总编辑。1957年自南洋回香港，入《香港时报》编《浅水湾》副刊，译介西洋文学和美术，鼓励读者创作，成为那时香港现代中文文学的主要园地。
在今年香港书展中，刘以鬯又向记者表示，他已91高龄，满头银发，但还要继续写作，真是令人震撼。以鬯先生，你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在我的老友中无人可及；你在漫长岁月中为中国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为你自己谱写了绚丽夺目的“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