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保卫战的胜利，也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在广州顺利举行。随着广州局势的稳定，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7月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由孙中山任主席，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该委员会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代表国民党中央指导政府处理一切政务。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之初，向孙中山负责，有关政治、外交方面的决策，须经孙中山审批才能办理。孙中山逝世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常设机关，指挥、监督政府处理军事、财政、外交等方面的政务。大元帅大本营在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外实行"以俄为师"，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内实行三民主义，主张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大元帅大本营的成立，为组建国民政府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1924年1月4日，大元帅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出师北伐，统一财政。不久。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组织国民政府问题进行说明，并再次强调了成立国民政府的必要性。他说：大本营政府还"没有明明白白与北方脱离关系"，而被外国公使团视为"地方政府"，所以"组织国民政府实为目前第一问题"。1月5日，大元帅政府财政委员会正式成立。6日，财政部向孙中山呈财政委员会章程。章程规定财政委员会以"统筹管理财政为宗旨"。8日。孙中山核准施行。廖仲恺、叶恭绰、孙科、吴铁城等为财政委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孙中山曾设想立即着手组织国民政府。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国民政府组织案》。4月12日，孙中山亲自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25条，发布建国大纲宣言，指出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但是，由于当时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尚未清除，所以国民政府未能在1924年组建。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仍保存了大元帅大本营制，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12月，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在广州组建。这支武装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后，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担任骨干，由各地挑选出来的工、农、学生组成。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5年2月，孙中山在北京因病住院，随同他到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开始酝酿并提出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问题。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就成立国民政府一事通过重要决议，规定：（1）重申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令机关；（2）改组大元帅大本营为国民政府；（3）将建国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4）整顿军政、财政。会后，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谭延闽等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商讨了有关组建国民政府的人选等具体问题。6月24日，大本营总参议、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发表《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案》之通电，并将成立国民政府之本意及性质通告中外，宣布7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爆发的一次大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开始步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提倡白话文，提倡个性解放和科学的追求，演化成时代潮流。一些追求科学、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西方的近代科学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来改造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而另一方面。一些复古的、民族文化优越论的知识分子则继续对新文化运动予以反对和攻击。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以此为契机。"科学与玄学论战"爆发。张君劢，原名嘉森，江苏宝山人。1887年生人，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翌年9月加入梁启超发起的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1910年回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后发起组织民主党。1913年赴柏林大学学习，回国后在杭州任交涉署长，先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段祺瑞政府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南京总统府秘书。1917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赴欧，曾求教于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1922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张在清华的讲演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因为"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率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的单一性"。张文认为有关"人生观"的是"精神与物质"、"男女之爱"、"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提出"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外"；而"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诸己"。
张的讲演在<清华周刊》272期发表后，科学界为之议论纷纷。同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文予以驳斥。他激烈批评"玄学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强调同意胡适的意见："今日最大的需要与责任，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丁认为，"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生静气去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张君劢对丁文作了长文答辩。一时，思想学术界名流梁启超、胡适、吴稚辉、张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任叙永、孙伏园、朱经农等人，在《努力周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纷纷发表文章，参加讨论。
此次论战所涉及的问题较多，有科学的社会效果（欧战是否应由科学负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何定义二者及二者关系）、科学与价值（二者有无关系或何种关系）、科学与哲学（二者如何限定、二者的来源、异同、范围）、传统与现在等问题。双方论战所涉及的学科包括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物理学等。论战双方的哲学依据均依托于西方的一些哲学流派，无任何独创性可言。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传达的是欧洲大陆的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胡适、丁文江等人则是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科学派以决定论和还元论反对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前者相信科学的对象及威力无限，世上一切事物均可用科学解决，因此要求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而所谓科学，首先就是自然科学家用之有效的那些科学方法，那种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成见，……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后者却坚持"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求现时代之特征之一，吾必名之日新玄学时代。此新玄学之特点，日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心理、社会和人生问题无法还原为科学问题。无法用因果律和决定论来解释和规定。论战双方围绕人生观问题论辩不休。科学派认为，现时代的青年一代必须要有科学的人生观，才能有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否则，青年们如果上了"玄学鬼"的当，对于宗教、社会、政治、道德一切问题真以为不受论理方法支配，真正没有是非真伪，只须拿所谓主观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来解决，"果真如此，我们的社会是要成一种什么社会？"论战双方还分别编纂图书，以广影响。1923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上、下两册，收集了29篇论战文章，由陈独秀、胡适作序。12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内容相同的《人生观的论战》文集，由张君劢作序。至此，科学与玄学之争在经过6个月的论战后结束。论战的结果，张君劢被冠以"玄学鬼"遭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科学人生观的概念在青年中影响越来越大。
另外，在同年底及次年，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和《中国青年》也加入到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之中，并发表了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一批文章。陈独秀认为，科学派由于并没有或未能解释"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从而他们对玄学派的批评便只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指出，只说"科学的人生观"如何完满美好，并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科学地具体解释为玄学派强调的"良知"、"直觉"、"自由意志"，也仍有其具体的历史社会的根源，即这些反决定论的、非理性的东西也仍遵循着科学的因果规律，即"需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才能"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威权"。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科学的权威和科学的人生观的权威，这样才能彻底战胜玄学派。而这个"科学"，在陈独秀看来，既不是指自然科学，也不是一般的科学精神、态度、方法，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陈独秀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场论战的看法。"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开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日益作为科学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
收回旅大运动
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沙皇俄国从清政府手中强行租借了旅顺、大连两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被打败，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遂"转归"日本，被日本强占。旅大的原定租借期限为25年，至1923年3月26日期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便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排挤出去，把中国变成由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成了中国民族独立的最危险的敌人。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急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威吓袁世凯于48小时内答复其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中涉及旅顺、大连问题的条款有：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期延长到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的特殊权利，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等）。由此酿成全国抗日反袁风潮。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一旨在灭亡中国的所谓"条约"。1923年3月10日，旅顺、大连的租期即将到期，北京政府外交部分致照会日本外务省、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声明取消1915年5月25日缔结的中日条约及换文（即"二十一条"），并接洽收回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14日，日本政府复牒却以"二十一条"有关条款为借口，拒绝将旅顺和大连归还给中国，因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20日，全国学生代表在上海举行大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各地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收回旅顺、大连，并废除"二十一条"。此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哈尔滨等地相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中国留日学生400余人在东京青年会召开大会，议决：（1）打破军阀主义；（2）取消"二十一条"；（3）收回旅顺、大连；（4）巩固中日国交。随后举行请愿游行，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有数十人被殴打受伤，19人被日警逮捕。紧接着又有300余名学生齐集中国驻日使署，强烈要求转电北京政府，对日本的暴行提出抗议。3月25日，上海市民群众举行集会游行。这次集会游行由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和中华全国商业联合会等100多个团体共同发起，列会的群众有5万余人，游行群众坚决要求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如约收回旅顺、大连，并以经济断交为抵制日本的手段。自26日开始，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杭州、济南、西安、哈尔滨、吉林等地民众纷纷响应，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4月2日，广州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力争废除"二十一条"。河南华西地区，在杨村庙召开各界联合大会，集合140余村的农民，共2万多人作露天讲演，并当即以农民的名义发出宣言，致电北京政府外交当局及驻京各国公使，一致竭力主张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并警告日本政府反省。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在天安门召开"五一劳动纪念大会"，东三省收回旅大急进会、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等数十个团体，共约6000多人参加了此次大会，并一致议决：请国民一致主张收回旅顺大连。与帝国主义列强截然相反的是，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否定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第一个平等的条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此为序幕，中国人民开始了为保卫中国主权而进行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临城劫车案
自鸦片战争以来，山东是受帝国主义掠夺、封建统治者和军阀蹂躏最重的地区之一，而鲁南抱犊崮山区受害尤甚，人民生活无着，困苦异常，致使数万人"落草为寇"。有的与散兵游勇结伍，打家劫舍，有的则打击富豪，保护贫民，与官府作对，宗旨不一。其中，1920年4月5日建立的"山东建国自治军"颇有声威，编军五路，以滕县人孙美珠为五路联军总司令，除在抱犊崮设有后方留守机关。在临沂、郯城、膝县、临城、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还设有联络站。"山东建国自治军"不断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围剿部队作战。1922年7月15日，孙美珠在一次遭遇战中被官军俘虏遇害，部队受到严重挫折。孙美珠死后，其弟孙美瑶接替联军总司令之职，重整旗鼓，继续活动，声威复振。对此，北洋政府甚感不安，遂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督率官军到抱犊崮山区对孙美瑶部进行围剿。1923年4月，在官军围困之下，抱犊崮山上水断粮绝，处境艰难，孙美瑶便挑选一批精干力量，突出了重围，在山下与官军作战。为了报杀兄之仇，解抱犊崮之围，要挟和打击北洋政府，孙美瑶决计拦劫有英、美等洋人乘坐的火车，并获得了准确消息。1923年5月5日，由浦口始发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沿津浦线北上。车厢内大部分为中国旅客，一小部分是外国旅客。5月6日凌晨2时许，列车行至沙沟、临城（今薛城）间，被孙美瑶部毁轨拦劫，当场劫走中国旅客71人。外国旅客39人，带往抱犊崮山麓，作为人质。轰动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就此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