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潮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和为迎接革命高潮需要做的准备工作等问题。其中大会在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第一，决议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间的正确关系。指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议决案批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内存在的第二党的倾向。指出这一种现象非但使青年运动不能发展，而且"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虞。这是要根本改过的。共产党以后应尽力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第二，议决案提出了怎样使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化的重要问题。认为"中心的问题还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怎样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此，议决案提出了当前团的三个最重要的工作：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各地青年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这个议决案，为即将召开的团的"三大"，作了理论上的指导。
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动员全团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高潮，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78人，代表团员约2400人。这次大会根据党的"四大"决议和对青年运动的指示精神，总结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自"二大"至"三大"以来17个月的工作经验和教训，通过了《关于C·P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关于托洛茨基主张决议案》、《关于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关于中共执行委员会报告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军阀战争决议案》，还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决议案》和《告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民族青年书》等重要文件。大会还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的组织，"他的责任是领导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并且在《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c·P的工作，并不仅限于领导产业青年工人的经济奋斗，及做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应在一般的被压迫的青年中，有宣传和组织的活动。"为此，议决案规定了进行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的方针与具体办法。在宣传工作上，大会指出了宣传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之中青年群众普遍了解团的主义与一切主张，使他们认识本团是独一无二的，最忠诚、最勇敢的代表被压迫阶级、特别是代表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利益的团体。"
大会指出，必须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和开展群众文化教育运动，要使青年群众了解他们自身的地位，他们所受痛苦的原因与救济办法，同时也应当使广大青年群众具备各种必要的关于国际的、中国的以至于本地方的政治经济知识，灌输唯物主义的学说，使他们知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几种特性，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关系。在教育训练工作上，大会提出了四个口号："学习马列主义"；"严守团体纪律"；"积极参加工作"；"获得青年群众"。对于团的组织建设，大会具体指出：（1）厉行民主集中制。各级执行委员会都要有强健有力的组织和密切的关系，以指挥工作，执行纪律，团员要在团的纪律的范围内和团组织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绝对禁止个人行动；团体的行动要敏捷而一致。（2）团的组织应该扩大遍及于全国，使之成为真正青年群众的团体。（3）支部是训练团员，分配工作，深人群众，发展及巩固本团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团在群众中活动的核心，必须要在各种群众中组织强健而能活动的支部。（4）团的政治活动，应受党的监察和指挥。有团的组织而无党组织的地方，青年团应为共产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其进行工作。共产党亦应帮助青年团进行教育训练工作。党与团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应经常的互派代表。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人共产党。党员在25岁以下者，应兼为团员；团内重要工作的党员兼团员的去留，必须经党、团中央局或各级执行委员会共同决定。此外，大会在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将入团年龄由15岁以上28岁以下改为14岁以上25岁以下。
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认为，在欧洲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名称，这名称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讲已"不甚恰当"。为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相区别，表示中国青年团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郑重地宣称："我们决议不再沿用以前那样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要促成中国革命的运动，必须引导中国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涂正楚、刘伯庄等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伯简、陈乔年、林育南、刘昌群、李逸等15人为候补委员。团中央局由6人组成，其分工是：张太雷任总书记兼妇女部主任和会计，并担任《团刊》编辑；张秋人任非基督教部主任兼上海地方团书记；刘尔崧、涂正楚、刘伯庄、夏曦则分任驻广东、安源、北京、湖南等地的中央特派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全团以新的姿态参加第一次人民大革命运动，准备了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条件。
东征陈炯明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广东建立成为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当时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却被各派军阀盘踞着。在东江有陈炯明、林虎；在南部有邓本殷；在广州还有混在革命队伍中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对革命政权虎视眈眈。因此广东革命政府要想进行北伐，夺取全国的胜利，首要的任务就是肃清广东境内的各派军阀势力，统一全省，使之成为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革命政权所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是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粤系军阀陈炯明。广东商团叛乱被平定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转而把颠覆广东革命政权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唆使陈炯明进攻广州。陈炯明早年曾投机革命，1922年6月，叛乱后虽曾一度被拥护孙中山的联军打败，退出广州，但一直盘踞在东江一带。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⑥持下，陈炯明依靠潮汕丰富的资源以及惠州的险要地势，再加上他自恃拥有号称十万之众的军队，自成一霸，继续敌视、对抗广东革命政权，不时对广东革命政府所辖地区进行袭击，威胁极大。陈炯明拥有林虎、叶举、洪兆麟、谢文炳等部，共3万余人，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主要敌人。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认为反扑的时机已到，他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2月7日自任粤军总司令并以援助广州商团为名，于1925年1月7日悍然下达进攻广州的总动员令，妄图趁机攻占广州，推翻广东革命政府。陈炯明任命林虎为总指挥，分兵三路，矛头直指广州：洪兆麟、叶举率领中路纵队，作为进攻广州的主力，集结于惠州地区，企图首先攻占石龙至石滩一带；刘志陆率领左路纵队，集结于石龙东南地区，企图切断广州同其他地区的联系，并掩护进攻广州主力部队的侧翼及后方；林虎率领右路纵队，集结于河源以北地区，企图从博罗一线进攻广州。
叛军的进犯，严重威胁着革命政权。1925年1月15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决定组织东征联军，分兵三路讨伐陈炯明，进行第一次东征。广东革命政府将所辖的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谭延闽的建国湘军以及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讨陈的部署问题。会议决定采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先发制人，分兵三路直捣东江：杨希闵率领滇军任左路，约3万人，从北面东进，进攻增城、博罗、河源、龙川一带；许崇智率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任右路，约1万多人，从南面沿海东进，经广东路向淡水、平山、海丰、陆丰和潮汕进发；刘震寰率桂军任中路，约6000人，围攻惠州城，并策应两翼。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
在东征联军中，担任左、中两路的滇军和桂军兵力雄厚。滇军中有一个师和四个独立旅，都驻扎在惠州地区。出击陈炯明甚为方便。但是，杨、刘两人都对广东革命政权心怀异志。他们本是地方军阀，又自恃拥孙有功，横行广东，无法无天。杨、刘起初都不赞成东征，而主张移兵西线。其真正意图是窥测方向，乘乱夺取广州。因此他们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虽然被迫同意东征，但都是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担任左路的滇军进至博罗便按兵不动，担任中路的桂军占领飞鹅岭之后也不再前进，他们甚至还暗中勾结陈炯明。
担任右路的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是广东革命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在第一次东征中起着主要作用。粤军由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先后出师东征的有张民达的第二师、许济的第七旅（后改称第四师）、陈铭枢的第一旅、欧阳驹的警卫旅等。参加第一次东征的黄埔军校教导团由黄埔军校教职员和第一期毕业生担任各级干部，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了骨干作用。这支部队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仿效苏联红军编制，实行党代表制，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很强。加入第一次东征右路军的还有：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步兵总队（总队长胡树森）、第二期学生炮兵营（营长蔡忠笏，陈诚代理）、第二期学生兵工队（队长李卓元）、第二期学生辎重队（队长黄在玑）、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营长陈继承）。军校教导团和学生队出发东征前，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他们作了战前动员，指出东征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而战，号召参战的全体人员英勇杀敌。军校政治部还规定了不扰民、不拉侠、买卖公平、不强占民房等纪律。他们在行军途中高唱国民革命歌、行军歌、杀贼歌等革命歌曲，以鼓舞士气。军校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宣传队走在队伍前面，每到一地便立即召开军民联欢会，开展宣传活动。黄埔军校还为此建立了由学校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宣传部，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准备了50万份致士兵的传单、10万份致农民的传单、5万份革命歌曲，在东征时广为散发。这些措施对于争取群众的支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2月4日，右路军攻克东莞，占领石龙、樟木头、平湖等地。
第一次东征开始后，孙中山已北上，他虽然身患重病，但仍"引领南望"，十分惦记东征战事。他打电报给胡汉民等人说："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系念。望诸兄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信于外。"东征的右路军占领东莞、石龙后，立即向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宣传工作。2月6日，东莞商务分会召开欢迎革命军大会，蒋介石、周恩来等应邀出席。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时指出：革命军"此次系为救国救民而来"。在欢迎会上，他还特别说明了革命军队党代表和政治部的职责，并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介绍给与会者。周恩来在演说中强调指出：军队必须与人民合作，为人民所用。他说，这次军队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若无人民的援助，仍不足以担负重大的责任。右路军在占领石龙以后，即以铁甲车队为先导，向南挺进，进攻平湖、深圳等处的敌人。2月7日，右路军占领常平，10日占领平湖，11日占领深圳，陈炯明叛军纷纷向淡水败退。14日，右路军迫近淡水。淡水是惠阳境内的一座小城，距惠州市70余里。此城虽小，但工事坚固，陈炯明军队的熊略等部约4000人据城固守。此时，洪兆麟的部队正从惠州赶来救援，他们企图利用淡水城阻挡东征军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右路军决定乘洪兆膦未到淡水之前，对淡水守敌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蒋介石决定成立奋勇队（敢死队）与守敌展开激战。右路军以黄埔教导团为攻城主力，进攻淡水城东南面；粤军第二师攻城之西北，并拦截从北面增援之敌；粤军独立第七旅攻城之东北。他们互相策应，围攻淡水城。14日晚，由黄埔军校教导团组成的敢死队担负强行登城的任务。敢死队由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他们当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15日清晨，在大炮和机枪的掩护下，敢死队员们前仆后继，冒死攀登，士兵伤亡达半数，但很快攻人城内。上午8时，教导团攻进城内，"毙敌旅长一名，俘虏干余名，缴械二千枝，夺获军用品无数"，取得了东征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当天下午，洪兆麟的增援部队赶到淡水。军校教导团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没有戒备，当敌军反扑过来时惊慌失措，队伍散乱。教导团第一团和粤军第一师、第七独立旅奋起迎击，将来援之敌打得狼狈逃窜，取得了淡水战斗的胜利。淡水之战振奋了士气，树立了黄埔军校的威望，为第一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