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来看，虽然有关晋冀鲁豫边区资料文集已整理出很多，特别是财经专题史料比较丰富，但是对于党领导下民主政权的政治沿革、法令政策以及晋冀鲁豫统一战线等政治史研究领域的史料仍有进一步搜集的空间。其次，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上看，深度和广度不够。现有的研究成果，较多注重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财经方面进行专题论述，而政治史研究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建设，民主活动的开展等方面的内容，研究尚少。多注重对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制定的政策方面研究，缺乏社会底层群体和各阶层在晋冀鲁豫政治活动中作用方面的探讨。研究视角也仅是自上而下，而没有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目光仅限在国内，忽略了晋冀鲁豫政治史研究中的国际因素。再次，从研究方法上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治史研究过于单一，忽略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运用。对于政治史中的方针政策和相关的历史事件的研究，除了运用历史学，还可以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方法去分析和研究，只有拓展研究视角，才能进一步丰富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史研究综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方面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的突破，较大的丰富了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现结合《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等学术资源的搜寻与统计，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进行大致的论述。
（一）文献资料成果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地方党史部门、高校、银行等着力搜寻、整理出版了一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经济史资料，为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些资料主要有：魏宏运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二、三、四）》（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编《冀南银行（全两册）》（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武博山主编的《回忆冀南银行九年》（中国金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张转芳主编的《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赵秀山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戎子和编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研究组编的《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一辑、第二辑）》（１９８０年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史料小组主编《晋冀鲁豫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工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另外，有关晋冀鲁豫根据地史的专著有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齐武的《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二）研究成就
２０余年来，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成就。
１农业、农村、手工业
苑书耸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政大生产》，该文介绍了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以日寇的疯狂扫荡，使根据地受到了巨大损失，抗战面临着严重危机。根据地的军政机关知难而上，在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之余，投身于大生产运动中。经过不懈的努力，根据地的军政大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但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根据地经济，而且改善了自身生活，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建国的《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历史考察》，该文主要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负担的基本概况，并着重指出在抗战时期，中共已经深刻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并以此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减租减息、减轻封建剥削，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精兵简政与部队生产相结合，财政上建立严格的制度，加强对各级财政的监督与管理等，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关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农村建设，有牛建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和《论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中共在华北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两文。前文主要介绍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和边区政府制定的农田水利建设条例和暂行办法，并且在实践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投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使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促进了边区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积累了水利建设的丰富经验，对建国后的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文主要探讨了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开展农业科学研究，采取多种途径，向农民宣传、推广农业科技，尽管有局限性，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环境下，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农业发展。李金铮的《论１９３８-１９４９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合作社的借贷活动》，该文介绍了根据地的合作社借贷活动及信用社类型，并且着重介绍了与农民借贷关系最为密切的信用合作社以及兼营信用业务的综合性合作社。李金铮的《论１９３８-１９４９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论述了１９３８-１９４９年农贷的许多相关办法和条令；其中详细论述了农贷的组织系统、基本原则、重要方针、关键环节等内容，最后强调虽然根据地农贷规模较为有限，但对于农业、手工业、副业的发展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金铮的《私人互助借贷的新方式---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互借“运动初探》，文中谈到，私人互助借贷运动是３０年代后期至４０年代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在废除封建高利贷剥削制度后，人民群众为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而采取的一种互借互助方式，并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和推广。它对于群众的生产生活自救、抵御灾害、发展经济、增强凝聚力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徐建国的《日寇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农业的破坏---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个案，详细论述了日本侵华对华北根据地农业的摧残和破坏。
李永芳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详细论述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她指出：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过程大致分为酝酿发动（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初步开展（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普遍开展（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深入查减（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等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她着重论述了运动开展的成绩和意义以及相关历史经验。
邢永光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粮食安全》从粮食安全的角度阐释了抗战期间边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认为：从抗战爆发到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前，边区政府为了保证军队与民众团体的粮食供给，采取多种方式筹集粮食，如”战地“合理负担、国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军饷及财政拨付、没收汉奸财产、民众捐助与八路军总资金供给，使边区政府暂时度过抗战之初的粮食紧张阶段。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边区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加强粮食生产；与日伪作坚决的粮食斗争；扩大粮食征收的范围，建立了合理负担政策下的救国公粮制度；针对人员增加，边区政府采取精兵简政的政策；作好边区内外及内部的粮食调剂工作；并且适时采取生产节约运动等。这些有效的措施，保证了军民团体的粮食供应；稳定了根据地内部的民众，团结了敌占区的人民；在农村建立了巩固的基层民主政权，增强了人民的民主与民族意识，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此外，黄存林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粮食斗争》一文也涉及到敌我双方之间粮食战线上的斗争问题。
光梅红的硕士论文《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手工业》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手工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华北农村手工业的急剧衰退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导致的，而非３０年代初衰落的继续。文中提到：抗战时期，在根据地政府的倡导和扶植下，手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尽管有的传统手工业衰落了，但与此同时，一些因满足根据地军民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手工业部门保持下来并有所发展，还有的因适合战时需要而采用新的原料进行生产。在传统家庭副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多种经营模式并存的新的手工业经营体制，互助合作生产的普遍兴起尤为显著。手工业生产的扩大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增加了农家收入，加强了对日经济斗争的力量。郝平的《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煤矿业发展》本文着重论述战争时期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各级政府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如何恢复和发展煤矿业生产，积极发挥煤炭资源优势、保障供给，有力地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战争需要；同时进行社会改革、改善民生，改善煤矿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提高劳动待遇，并且形成了多种经营模式并存的新的工业经营体制。余全有的《妇女纺织对晋冀鲁豫边区救荒的贡献》一文从妇女纺织的角度论述了家庭手工业对社会政治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能动作用，这场声势浩大的纺织救灾运动，为整个边区及其家庭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而她们的贡献不仅仅限于救济灾荒，还对边区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２工商业、市场、贸易
１９４８年９月，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由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部门都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华北人民政府成为共和国的雏形。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工作机构中设立工商部。工商部通过掌握战略物资，为解放战争提供物资保障，通过保护发展工商业，打击经济违法活动，维护经济秩序，捍卫革命政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经济建设及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河北省工商系统也以此为契机积极组织了相应的红色工商史挖掘整理和宣传教育工作。其中主要成果有：河北省工商局编的《新中国工商从这里走来---华北解放区工商管理工作追述》，河北省石家庄市工商局红色工商史课题组编的《辉煌的历程，不朽的丰碑---华北解放区工商管理工作追述》，邯郸市工商局编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工商管理》。
牛建立的《论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商业建设》一文把着眼点放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华北各根据地政府纷纷成立商业管理机构，制定恢复和发展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建设商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积极影响。
倪立敏的硕士毕业论文《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物价问题探析》探讨了市场物价问题。文中指出：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物价呈波动上涨的趋势，这直接扰乱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于抗战不利。为稳定物价，边区政府以发展生产为根本出发点，制定了一系列平稳物价的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物价，支持了抗战。
魏宏运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着重论述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如何整理金融市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环境中发展生产，开展对敌占区贸易，积极进行货币战，统制物价，使根据地社会稳步发展。魏宏运的《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强调抗日战争时期，集市贸易是坚持和建设根据地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集市刺激了根据地的生产，提供了军需，调剂了人民群众的物资联系，并战胜伪币，支持了抗日货币的流通，使根据地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孙建刚、史红霞的《试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贸易”统制“政策》，主要介绍了根据地对外贸易上的”统制“政策，并且随着时局的变化，”统制“政策也历经了严格禁止贸易到有限贸易的发展演变。
”统制“贸易政策的成功有效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颠覆政策，同时也壮大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为最终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锡学的《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对敌经济斗争》提出对敌经济斗争，在晋冀鲁豫边区整个对敌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全面对敌经济斗争这一口号的提出，及其所展现的内容，标志着经济斗争进入了更高的层次。这时，取得斗争胜利的主观条件，基本上都已具备，这就是它必然胜利的主要原因。
３财政、金融、货币
关于根据地财政问题：早在１９８４年，财政部原副部长戎子和曾应《财政》编辑部之约，撰写了《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片断回忆》，这一组文章在财政和生产的关系，合理负担与统一累进税，对敌经济斗争，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了重要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