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迎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被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炼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的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土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雄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被隆正是这样说的。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像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字母，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宇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像形文字“像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字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杨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补了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场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杨高出一筹。杨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人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出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这种解释，后来在埃及的其他碑文上得到了证实。顺藤摸瓜，他读通了象形文字！
现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见，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宇却又束手无策了。今天没有专门学识的人都懂得，中世纪的文字第一个装饰性的字母只不过是个字母，决没有更多的含义，但中世纪的文字是同现代文化属于同一范畴的，在时间上的差距不足1000年，而最初的象形文字，却是一套不断发展的文字，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的3000年前的产物。今天已经不难区分哪些是形声词，哪些是示意词和限定词，而这是理解象形文字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词从右向左读，有的从左向右读，有的又从上向下读时，已经不以为怪了。意大利的罗塞里尼、荷兰的利曼斯、法国的德·路捷、德国的莱普西亚斯和布鲁格施等学者都陆续有所发现。运到欧洲的古纸草文献数以万计，后来的专家们已经能够顺利地阅读那些来自陵墓、碑石和寺庙的长篇累牍的铭文了。商博良死后（1836-1841年），他的《埃及语法》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希德纳姆的水晶宫有一座埃及厅，里面就用象形文字镌刻着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弗莱德亲王的名字。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庭院的献词也是用埃及古文写的。莱普西亚斯在埃及吉萨的一座金字塔上竖了一块碑，用古文在上面写了他的那次远征的赞助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名字。
商博良之死
商博良在理论上成就非凡，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文物。然而他到底还亲自到了埃及，使自己的书斋理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商博良从青年时代就研究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缺乏，他仍考证了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每当这时他的脑中就出现一串串的逼想。商博良来到埃及，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用骨路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以后，又突然回到远古站在活恐龙的面前。
商博良率领远征队从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游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这时除法国官方以外，埃及的人们都早已忘记商博良还有过“叛国”的罪名。当地居民成群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热情欢迎，使远征队大受感动，他们为格里戈省省长穆罕默德·贝依唱起马赛曲和《彼第奇的猎舍》中的自由之歌。
商博良是怎样报道这次游历的呢？别人叫他“师傅”，他的稳重的叙事口吻符合这个身份，然而人们可以从他那冷静的措词里感到奔腾的激情。他写道：“我不想描写这座寺庙、特别是寺中的圆柱门廊给我们的印象如何深刻。建筑物的大小是量得出的，但要想说明寺庙的整体是不可能的，它是华丽和雄伟的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兴高采烈地在里面看了两个小时。我们请那贫苦农民作向导，走遍了寺中的殿堂，并且借着月光看了外面的铭文。”商博良率领的全体人员都剃了发，戴着穆斯林的大头巾，身穿绣金边的上衣，足踏黄色皮靴。罗特说：“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像煞有介事的样子。”但商博良对于这套装束并没有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多年来，他在格兰诺勃尔和巴黎就被人称为“埃及人”，他总是埃及装束，好像从小就生活在这尼罗河的祖国，这一点他的朋友们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旅行埃及期间，商博良做了大量的解释古迹和破译古文的工作。他常常有所醒悟，新的见解总是层出不穷。他宣布了比埃及委员会高出一筹的一项发现：这座寺庙并不是埃及委员会所说的艾茜斯庙，而是爱神海梭庙。它是不是像委员会所说的“极为古老”呢？寺中的建筑实际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定型的，而且在这以后罗马人又把它装修过。尽管月光之下看来气魄不凡，但商博良还是看出这座寺庙“固然不愧为建筑上的杰作”，但雕刻的“风格却是极不高明的”。他写道：“但愿委员会不要见怪：我认为丹德拉寺的浮雕非常恶劣。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衰落时期的作品，当时雕刻艺术已经腐朽没落，而建筑作为数学的艺术是比较稳定的，因此这座寺庙的建筑还不辱没埃及的神，也值得后世的崇仰。”
3年后商博良逝世了，这是新兴的埃及学的巨大损失。商博良死后，英国和德国的学者立刻对他的见解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商博良破译古文的方法盲目地斥为幻想的产物，完全不顾这种译法的公认的成绩。但商博良得到德国学者理查德德·莱普西亚斯的大力支持。1866年，莱普西亚斯发现了堪诺普斯诏书，是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认真研究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1896年彼得·勒·培基·兰诺夫爵士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的演说中，对商博良作了应有的崇高评价，这时商博良已经死去64年了。
（第二节）埃及的文学
本节向大家介绍埃及的文学。埃及的文学作品很多，但因多为象形文字记载，最近才向人们展现其多姿多彩的风采。曲折离奇的故事、充满生活气息浪漫的诗歌、富有哲理的箴言，等等，等待着大家的采撷。
一、埃及的文学概述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南部，为亚、非、欧三洲之交通要冲。早在远古时代，埃及人就在尼罗河两岸生产劳动，繁衍生息。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埃及文化。古代埃及文学是埃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人类艺术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
古代埃及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期，在原始公社制度逐渐解体以后，奴隶制便开始居于统治地位。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是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的事，延续的时间很长，留传至今的埃及文学作品，都是奴隶制社会形态下的产物。
大约到公元前3300年，埃及人就发明了文字。埃及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或称图形文字。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一种用字母、音符、词组组成的复合文字。有了文字，就有可能把大量流传在口头上的文学作品记录和保存下来。古代埃及人用纸草书写（注：纸草是下埃及尼罗河边的特产。先将芦苇状的纸草茎干剖为长条，再排齐连结成片，最后压平晒干成纸）。写好的纸草卷起来，扎以细绳，以便保存。这样的纸草卷有长有短，有些作品手稿竟达十几公尺至几十公尺，古代许多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
在埃及的前王国时期和古王国时期（公元前3200-前2280年），就已产生了歌谣、诗歌、故事和箴言等。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比较突出的文学遗迹有两类：一类是金字塔祷文，即刻在金字塔墓壁上祈祷法老死后升天获福的诗歌；另一类是大臣墓地上的碑传。除此之外，也有少数民间文学的材料保留了下来。这主要是劳动过程中唱的民歌，如农夫，打谷工，脚夫的歌子，一般都比较朴实、真挚。这些歌子的原文是在古王国的墓壁上发现的。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280-前1778年），文学和其它艺术门类如建筑、绘画、雕塑一样，有了很大发展，作品中使用的是由中埃及语提炼的埃及古典文学语言。在这个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人民口头创作故事有了进一步发展。埃及的文学史家认为，中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是最精彩的，它在表达、描绘、修辞等方面是后来各个时期文学的典范，这是古代埃及文学的鼎盛时期。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70-前1090年）最突出的文学体裁是写实的旅行记，同时还留下不少对神和对统治者的颂歌。
由于有了纸草卷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刻在金字塔墓壁、庙宇墙壁上的文字，近现代的学者才有可能了解、研究古代埃及文学的内容及其发展情况。但多数文学作品至今仍无法知道作者是谁，传统上把这种荣誉归于虚构的或半神话式的古代智者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