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主街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黑人的聚居区，班尼迪克特·马迪·考普兰德医生独自坐在黑暗的厨房里。九点已过，礼拜日的钟声不再响起。尽管夏日夜晚炎热，但炉子里还是燃着一小堆火。医生坐在一把直靠背的餐桌椅上，双手捧着自己的脸，依偎在火边。噼啪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他的厚嘴唇在黑皮肤的映衬下呈现紫色，灰白的头发也变成了淡蓝色，头发裹在头皮上，像一顶羊毛毡帽。他坐了很久，一动不动。银色眼镜框后面的眼睛，始终阴沉地盯着某个地方。他使劲清了清喉咙，然后从椅子旁边的地上捡起一本书。厨房里很黑，他凑近炉子，想看清书上的字。今晚他读的是斯宾诺莎。他不太懂概念的复杂游戏和复杂的词组，但字里行间，他感受到了强烈的、真正的动机，他感到自己几乎是明白了。
晚上，他的沉默经常被刺耳的门铃声打断，会有断腿的或带着刀伤的病人站在前屋里。但是这个晚上，没有病人来。在昏暗的厨房里，他一连坐了几个小时，孤单单的，身体开始不自觉地左右摇晃。他嗓子里传出悲吟式的歌声。鲍迪娅进来时，他正在悲吟。
考普兰德医生早知道她来了。他听到街外传来口琴演奏的布鲁斯，他知道那是他的儿子威廉姆在吹。他没有开灯，穿过门厅打开大门，他没有走到外面的门廊里，而是站在纱门后的一片黑暗中。月光如水，灰扑扑的街面上可以看见鲍迪娅、威廉姆和赫保埃黑色而坚实的影子。这个街区的房子看上去很破。但考普兰德医生的家和周围的房子大相径庭。他的房子很结实，是用砖和水泥盖的。小院子周围是尖桩的篱笆。鲍迪娅与她的丈夫和哥哥道别，敲了敲纱门。
“怎么在黑暗中坐着？”
他们一起穿过门厅，走到厨房。
“你有电灯，却一直在黑暗中坐着，莫名其妙。”
考普兰德医生旋转了一下桌子上方悬着的灯泡，房间突然一片光明。
“黑暗更适合我。”他说。
干净的厨房空荡荡的。餐桌的一边摆着书和墨水台，另一边是餐具。考普兰德医生笔直地坐着，两腿交叠。开始，鲍迪娅也坐得很僵硬。父女俩长得很像，同样的塌鼻子，同样的厚嘴唇和宽额头。只是和父亲比起来，鲍迪娅的肤色要淡一些。
“都要把人烤熟了，”她说，“我看除了做饭时，你就把火熄了吧。”
“不如去我办公室。”考普兰德医生说。
“就在这吧。我无所谓。”
考普兰德医生推了推他的银框眼镜，双手交叉放到腿上。“上次我们见面后，你过得怎么样？你和你的丈夫，还有你哥哥？”
鲍迪娅放松了些，脚从浅口鞋里抽了出来。“赫保埃、威利和我过得挺好的。”
“威廉姆还和你们住一起？”
“当然，”鲍迪娅说，“你瞧，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安排。赫保埃付房租。我负责买所有吃的。威利负责教会的税、保险、会费和星期六晚上的活动。我们三个都有自己的安排，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考普兰德低头坐着，用力拔长长的手指，关节咔咔作响。干净的袖口垂到手腕下面，手的颜色看起来比身体的其他部位要淡，手掌是浅黄色。他的双手总是干净得过分，仿佛用刷子刷过，又在水盆里浸泡了很久。
“噢，我差点忘了我带的东西了，”鲍迪娅说，“你吃晚饭了吗？”
考普兰德医生说话总是小心，每个音节都像被他的嘴唇过滤了一遍。“没，我没吃。”
鲍迪娅打开她放在餐桌上的纸袋。“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我带来了上好的甘蓝叶和一块肋肉。甘蓝叶需要用它来调味。你不介意我用肉烧甘蓝叶吧？”
“没关系。”
“你还不吃肉？”
“不。纯粹出于个人原因，我不吃肉，但如果你想用肉烧甘蓝叶，也没关系。”
鲍迪娅光着脚站在桌旁择菜。“地板让我的脚很舒服。你不介意我不穿那紧得勒脚的鞋，光着脚走来走去吧？”
“没关系。”考普兰德医生说。
“嗯，我们有很好的甘蓝叶、一些烤玉米面包和咖啡。我准备从生肋肉上切下几小条煎着吃。”
考普兰德医生看着鲍迪娅穿着长筒袜的脚在屋子里来回移动。她从墙上取下擦净的平底锅，把火挑足了，洗掉甘蓝叶上的沙子。他张开嘴巴想说什么，但又闭上了嘴。
“嗯，你、你丈夫和哥哥有你们自己相处的方式。”他最后说道。
“没错。”
考普兰德医生又用力地扳了一下手指，想让关节再响一遍。
“你们打算要小孩吗？”
鲍迪娅没看父亲，生气地把平底锅里的水泼出去。
“有些事，”她说，“完全是由上帝决定的。”
他们没再说别的。鲍迪娅把晚餐放到炉子上烧，她静静地坐着，两手无精打采地垂到两膝间。考普兰德医生把头垂在胸前，像是睡着了。但他并没睡，一阵阵紧张的战栗闪过他的面庞。他不得不深呼吸，调整自己的面部。晚餐的香气弥漫在闷热的屋子里。寂静中，碗柜顶上的时钟发出单调的声响，迎合着他们刚才的话题，那钟声像是在说“孩子、孩子”，一遍又一遍。
他总会遇上那些孩子。在地板上光着身子爬的，打弹子游戏的，在黑暗的街道上搂抱着一个小姑娘的。男孩们都叫班尼迪克特·考普兰德，女孩子都叫班妮·迈易或者班妮迪恩·玛蒂思。他算过，至少有十几个孩子的名字是按着他的名字取的。
在他的生命过程中，他一直在诉说、解释和告诫。他会告诉他们所有不能要第五个或第六个或第九个孩子的理由。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孩子，而要为活着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他所极力劝告大家的，是如何使黑人种族优生优育。他会用简单的语言告诉他们这些简单的道理，并且同样的方式不断重复。多年过去了，这些已经变成了可以吟诵的悲愤的诗。
他学习和知晓了每种新理论的发展。他会自费帮助他的同胞们优生优育。他是镇上唯一有这种思想的医生。他会给予并解释、施与并告知。但是每周还是会有四十次生产。班妮·迈易或者班妮迪恩·玛帝恩。
目的只要一个，唯一的一个。
他知道他的人生目的。他一直知道，教育他的同胞是他的使命。他整天背着包外出走访，他和他们无所不谈。
漫长的一天过去，他疲劳不堪。但只要一回到家里，疲乏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有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鲍迪娅和小威廉姆，还有戴茜。
鲍迪娅掀开炉子上平底锅的盖子，用餐叉搅拌甘蓝。
“父亲——”过了一会儿，她说。
考普兰德医生清清嗓子，他的嗓音又干又涩。“嗯？”
“我们别再吵了。”
“我们没吵。”考普兰德医生说。
“有时沉默也是争吵，”鲍迪娅说，“就像现在这样一言不发地坐着，我们之间也在争论什么。这是我的感觉。真的，每次我来看你，我都快被压抑死了。我们不要以任何形式争吵了，可以吗？”
“我很抱歉你有这种感觉，但争吵肯定不是我的本意。”
鲍迪娅倒了两杯咖啡，不加糖的一杯递给父亲，然后在自己的那杯里加了几勺糖。
“我很饿，咖啡喝起来一定挺香的。我和你说一件不久前的事。虽然这事感觉有点可笑，但我们不要笑得太厉害。”
“你说。”考普兰德医生说。
“前段时间，一个穿得很体面的黑人来到镇上。他自称B.F.梅森先生。他说他来自华盛顿特区。每天他都拄着手杖在街上散步，穿着帅气的花衬衫。晚上他去咖啡馆。他比镇上任何人吃得都好。每天晚上他都要点一瓶杜松子酒和两块猪排。他对每个人微笑，对女孩子彬彬有礼。他走到哪儿都令大家很开心。人们开始好奇这个B.F.梅森先生是谁。不久，他在这混熟了，就开始做生意。”
鲍迪娅噘起嘴，向咖啡盘吹气。
“你一定看过报纸上政府‘铁钳’养老计划的消息吧？”
“养老金。”考普兰德医生点点头说。
“是的，他与这事有关。他说他是政府的人。华盛顿的总统派他来的，希望大家都加入这个养老计划。他对每个人都解释说只要花一块钱加入，每星期再交二角五，四十五岁后政府每个月会付五十元的生活费。人们都为这件事激动得不得了。他送给加入的人每人一张总统照片，下面还有总统的签名。他说六个月后，每个成员能得到免费的制服。这个俱乐部叫‘黑人铁钳大联盟’，两个月后每个成员会得到上面有俱乐部缩写的黄丝带。对，就像政府其他组织的缩写那样。他随身带着小小的手册，一家一家地走，每个人都准备加入。他记下他们的名字，每星期六他来收费。三个星期后，这个B.F.梅森先生弄了非常多的成员，以至于星期六他一个人收不完入会费。他就雇人收钱，每三四条街就有一个人专门替他收钱。每星期六早晨，我在家附近那儿替他收二角五分钱。当然，威利开始就入会了，还有赫保埃和我。”
“我在你们这附近不同的房子里也看到不少总统的照片，我记得有人提到梅森这个名字。”
考普兰德医生说：“他是个骗子吧？”
“是的，”鲍迪娅说，“有人发现这个B.F.梅森先生的真实情况，他被逮捕了。他就是亚特兰大本地人，连华盛顿特区的影子都没见过，更别说是总统了。所有的钱不是被他花掉了，就是藏起来了。威利损失了七块五角钱。”
考普兰德医生很兴奋。“我早说过——”
“他死后，”鲍迪娅说，“肯定会被放在滚烫的油锅里炸。可现在这事完了后，听起来有点可笑，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要笑得太狠。”
“每个星期五，黑种人主动爬到十字架上。”考普兰德医生说。
鲍迪娅的手不由得抖了下，咖啡沿着托盘淌下来。她舔了舔手。“你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观察。我是说我只要能找到十个黑人，十个我们自己人，有骨气有头脑有勇气的十个人，他们愿意献出一切——”
“我们不要说这些。”鲍迪娅放下咖啡。
“只要四个黑人，”考普兰德医生说，“就是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姆和你加起来的这个数目。四个有这些真正的品质的黑人——”
“威利、赫保埃和我有脊梁，”鲍迪娅激动地说，“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我觉得我们三个都在努力，过得相当不错。”
两人沉默了片刻。考普兰德医生把眼镜放到桌上，用皱巴巴的指头按摩眼睛。
“黑人，你总用这个词，”鲍迪娅说，“这个词太伤人。甚至过去常用的黑鬼也比它强点儿。有教养的人，无论是什么肤色，总喜欢用有色人这个词。”
考普兰德医生没有说话。
“威利和我也不算纯种有色人。我们的妈妈肤色很淡，我们俩都有白人亲属。赫保埃，他是印第安人。他身上有不少印第安血统。我们都不是纯粹的有色人，你一直用这个词太伤人了。”
“我对这些措辞不感兴趣，”考普兰德医生说，“我只对真相感兴趣。”
“好吧，每个人都怕你，这就是你感兴趣的真相。要想让汉密尔顿、巴迪、威利或者我家赫保埃来你这儿，像我一样和你坐在这儿，除非他们喝醉酒了。威利说他记得小时候印象中的你，从那以后，他就害怕自己的父亲。”
考普兰德医生艰难地咳嗽。
“每个人都有感情，不管他是谁。没有人愿意走进一间房子，在那里他明知会被伤害。你也一样。我知道你被白人们伤了很多次，而他们并没意识到在伤人。”
“不。”考普兰德医生说，“你没见过我被伤害。”
“我知道威利、我家赫保埃和我，我们都不是有学问的人。但对我来说，赫保埃和威利像金子一样珍贵。他们和你只是不一样而已。”
“是的。”考普兰德医生说。
“汉密尔顿、巴迪、威利和我，我们都不愿像你一样说话。我们像我们的妈妈及她们的祖先们。你只用脑子思考。而我们，我们说话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感情，它们在那儿已经很久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对。”考普兰德医生说。
“一个人不能随便抓起自己的孩子，强迫他们变成自己要想他们成为的人，也不管这会不会伤到他们。你使尽了力气想改造我们。现在，我是我们中唯一一个还能到这房子，和你坐在一起谈话的人。”
考普兰德医生眼中闪着泪光，鲍迪娅的声音响亮而生硬。他不停咳嗽，整张脸在颤抖。他想拿起已冷的咖啡杯，但手不听使唤。泪水浸湿眼眶，他戴上眼镜，想掩饰自己。
鲍迪娅看到了，立刻走近他。她抱住他的头，将脸颊贴在他的额头上。
“对不起，我伤了我父亲。”她温柔地说。
他的声音冷硬。“不。不断重复伤害感情的废话，愚蠢而粗糙。”
泪水顺着他的脸慢慢地流下来，在火光映射下，使它们呈现出蓝、绿和红色。
“真的很抱歉。”鲍迪娅说。
考普兰德医生用棉手帕擦了擦脸。“没事了。”
“每次和您在一起，我总有很不好的感觉。我们不要再像这次这样吵架了。我受不了。”
“好的，”考普兰德医生说，“我们不吵架。”
鲍迪娅鼻子抽了几下，她用手背擦了下鼻子。她站在那儿抱着父亲的头，抱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她擦了擦脸，走近炉子察看甘蓝叶。
“快熟了，”她高兴地说，“现在我要做一些好吃的烤玉米面包，和甘蓝配着吃。”
鲍迪娅穿着长筒袜的脚在厨房里缓慢地移动，父亲的目光追随着她。他们再一次陷入沉默。
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东西的轮廓看上去模糊不清。鲍迪娅像她的母亲。多年以前，戴茜也是这样在厨房里走动，沉默而忙碌。戴茜不像他这么黑，她的皮肤像棕色的蜜一样美丽。她一直是安静而温柔的。但在温柔背后，她身上有一种固执的东西，不管他如何研究，他始终弄不清妻子身上这种温柔的固执。
他常常教导她，会告诉她所有藏在他内心的想法，她始终是温柔的。但她不会听从他，她坚持自己的方式。
后来，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姆和鲍迪娅出生了。作为父亲，对他们降生的使命感是如此强烈，他知道他们将来应该长成什么样的人。汉密尔顿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卡尔·马克思应该是黑人种族的教育者，威廉姆，必将成为一名律师，与不公正做斗争，至于鲍迪娅，她会成为为女人和孩子治病的医生。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必须摆脱他们肩上的枷锁，那就是不能屈从，不能懒惰。当他们长大一点时，他不断地跟他们强调，上帝根本不存在，但他们的生命本身是神圣的，因为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真正的使命。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话，在离他远远的地方，他们坐在一起，用黑孩子独有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母亲。戴茜虽然坐在那儿，却并没有听，依然是那么温柔而固执。
在他心里，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姆和鲍迪娅都肩负使命，所以，他知道接下去的每一个细节应当是怎样的。每年秋天，他都会带着他们进城，给他们买最好的黑鞋子和黑袜子。他还给鲍迪娅买了黑色的羊毛面料做裙子，买白色亚麻用于做衣领和袖口。他给男孩子们买黑色的羊毛面料做裤子，用精制的白亚麻做衬衫。他不想让他们穿鲜艳劣质的衣服。可是等他们上学后，却偏偏想穿那样的衣服，戴茜说他们觉得穿成那样很尴尬，说他是一个刻板的父亲。他知道家里应该设计成什么样。不能摆放有花里胡哨的东西，比如那些华而不实的年历、带蕾丝边的枕头或小摆设。屋子里的每样东西都应该是朴素的、深色调的，象征着他的工作和真正的使命。
有天晚上，他忽然发现戴茜给小鲍迪娅的耳朵打了个耳洞。还有一次，他回到家时，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个穿着羽毛裙子的鬈毛娃娃，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但戴茜不肯把它拿走。她是温柔的，强硬的。他也清楚地知道，戴茜教孩子们要逆来顺受，给他们讲地狱和天堂的故事，让孩子们相信鬼神和鬼屋。她每星期天去教堂忏悔，悲伤地向牧师谈到自己的丈夫。她还很固执，坚持带孩子们去教堂听布道。
整个黑人种族都病了，他每天忙得要命，有时要工作到深夜。一天漫长的工作之后，他身心疲惫。只要他一打开家门，疲乏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当他进入房间时，威廉姆往往是在用卫生纸包裹的梳子上吹曲子，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在玩掷色子游戏，而鲍迪娅则和她母亲坐在旁边笑个不停。
他只好用别的方式，从头开始教育他们。他拿出他们的课本，给他们辅导功课。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看着他们的母亲。他不停地讲，可孩子们不愿意动脑去理解。
一种恐怖的黑人式的情感向他袭来。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静地读书和沉思，直到找到平静，重新开始。他把房间的窗帘放下来，让房间里只有明亮的灯光、书本和沉思的气息。但有时，这种平静不能到来。他还年轻，可怕的情感不会因为阅读而消失。
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鲍迪娅害怕他，他们总是渴望地看着母亲。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他还是会被黑色的情感征服，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会让他们这样。
他无力阻止这些可怕的事情，后来，他完全不能理解这种事。
“晚饭闻起来很香，”鲍迪娅说，“我们最好现在就吃，不然赫保埃和威利随时会来叫我。”
考普兰德医生调整了下眼镜，然后将椅子拉到桌旁。
“你丈夫和威廉姆今天晚上在哪儿？”
“他们在玩马蹄铁呢。雷蒙德·琼斯家的后院有一个玩马蹄铁游戏的地方。雷蒙德和他妹妹洛芙·琼斯每天晚上都玩。洛芙是个很丑的女孩，我才不介意赫保埃和威利去他们家玩，他们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们说可能十点差一刻来找我，现在我估计他们快到了。”
“趁我还没忘，”考普兰德医生说，“我想你会经常收到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的信。”
“汉密尔顿写过信。他几乎接管了外公农场的所有工作。巴迪在莫拜尔，你知道他从来都写不好信。但巴迪一直和人相处很好，所以我不担心他。他是那种总能混得很好的人。”
他们安静地坐在餐桌前。鲍迪娅不时地看碗柜上的钟，赫保埃和威利快要到了。考普兰德医生的头俯在餐盘前。他拿着的叉子好像有千钧重，手指在抖。他草草地吃了几口，每一口都咽得很艰难。气氛有些沉闷，似乎两个人都在找话说。
考普兰德医生不知道说什么。他觉得他过去对孩子们说的太多了，而他们理解得又太少，现在不知道再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用手帕擦了擦嘴，小心地开口。
“你很少说到自己。和我说说你的工作。”
“我还在凯利家，”鲍迪娅说，“但是父亲，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在那儿待多久。工作很辛苦，要干上很长时间。其实这倒也没什么。我担心的是工钱。我一星期应该有三块钱，可有时凯利太太会少给我一块或五毛。尽管她事后会尽快补给我。可这让我心里不踏实。”
“这样不行，”考普兰德医生说，“你怎么受得了？”
“这不是她的错。她也是没办法，”鲍迪娅说，“一半的房客付不起房租，维持所有的开销是一大笔钱。说实话，凯利家的日子可真不好过。”
“你应该换一份工作。”
“我知道。但凯利一家是白人中真正的好人。我从心里喜欢他们。三个小孩就像我自己的亲人。我觉得，是我抚养了巴伯尔和那个小婴儿。虽然米克和我在一起经常吵架，但我对她有真正的亲近感。”
“可是要多为你自己想想。”考普兰德医生说。
“米克，噢——”鲍迪娅说，“她真是个问题。谁也不知道怎么管教她。她傲慢、固执到了极点。一直有点鬼迷心窍。我感觉她很古怪。不知道哪天她就会让人大吃一惊。不过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吃惊，我不知道。米克让我搞不明白，但我真的喜欢她。”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自己的生存。”
“我说过了，这不是凯利太太的错。维持那幢又大又旧的房子，花费太多，那些人又不愿付房租。房客里只有一个人能把房租给全，而且从不拖欠。那人刚住进来不久。他是镇上的一个聋哑人，也是我唯一近距离见过的一个白人，他是个好白人。”
“高个，瘦长，灰绿色眼睛？”考普兰德医生突然问道，“总是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穿得也很得体？不像是这镇上的人，更像是北方人，或者犹太人？”
“就是他。”鲍迪娅说。
考普兰德医生的脸上露出热切的表情。他把烤玉米面包掰碎，放进碟子里的甘蓝汁中。他重新有了胃口。“我有一个聋哑病人。”他说。
“你怎么会认识辛格先生？”鲍迪娅问。
考普兰德医生又咳嗽起来，他用手帕捂住嘴。“我只见过他几次。”
“我最好现在就收拾下，”鲍迪娅说，“威利和我家赫保埃马上要到了。有这么棒的洗碗池和水龙头，这几个小碟子眨眼间就能洗完。”
多年来，白种人无声的傲慢是他一直想忘却的事。每当怨恨占据他时，他都会认真思考和研究。在路上，在白人周围，他保持沉默，脸上写满尊严。年轻时，他被称作“伙计”，现在是“大叔”。“大叔，快去街角的加油站给我叫一个机修工来。”不久前，一个坐在车里的白人对他喊。“伙计，帮我个小忙。”“大叔，去做吧。”但他从不去听，继续走路，保持着尊严与沉默。
几天前，一个喝醉酒的白人走近他，开始拉着他在马路上走。他带着他的包，还以为是有人受伤了。但那个醉鬼把他拉到一家白人开的餐馆，柜台旁的那些白人无礼地向他吼叫。他知道醉鬼是在拿他取笑。即使是那时，他也始终保持着尊严。
但是遇到这个又高又瘦、长着灰绿色眼睛的白人时，却发生了不一样的事，这样的事在他和别的白人打交道时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那是几星期前一个漆黑的雨夜。他刚替人接生回来，站在街角的雨中。他想点一支烟，可一连几根火柴都没点着。他站在那里，嘴里叼着那支没点着的香烟，这时一个白人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支点燃的火柴。黑暗中，火柴的光焰照亮了两人的面容。白人朝他微笑，替他点燃了香烟。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此前，这种情景从未发生过。
他们一起在街角站了几分钟，白人递给他一张卡片。他很想和这个白人交谈，问他一些问题，但他不能确定白人是否能够理解。因为白种人的傲慢，他害怕在对他们的友善中丧失自己的尊严。
但是那个白人替他点燃了香烟，对他微笑，看样子似乎是想和他接触。那天过后，他把这件事想了很多遍。
“我有一个患者，是聋哑人，”考普兰德医生对鲍迪娅说，“这个患者是一个五岁的男孩。我怎么也摆脱不了罪恶感，我觉得他的病我是有责任的。我给他接的生，两次产后咨询后，我把他给遗忘了。他的耳朵出了问题。可他母亲没在意他耳朵里流出的液体，也没带他来找我。当我知道他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所以他听不见了，也不会说话。但我仔细观察过他，我觉得，如果他没生病的话，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你一直对小孩子很有兴趣，”鲍迪娅说，“你对小孩子的关心远远超过成年人，不是吗？”
“在小孩身上，充满更多的希望，”考普兰德医生说，“但这个聋孩子——我一直在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机构愿意收留他。”
“辛格先生会告诉你。他真是一个很好的白人，他一点也不傲慢。”
“我不知道——”考普兰德医生说，“有几次，我想过写信给他，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信息。”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写。你信写得那么棒，我会替你把信交给辛格先生。”鲍迪娅说，“两三个星期前，他拿了几件衬衫到厨房来，想让我帮他洗一下。那些衬衫是那么干净！就算‘施洗者’圣约翰本人穿过的衬衫也不过如此。我唯一要做的不过是把它们浸在温水里，轻轻搓一下领口，熨烫下就成了。那天夜里，我把五件干净的衬衫送到他房里，你知道他给了我多少钱吗？”
“不知道。”
“他像往常一样微笑着，递给我一块钱。我只是为他简单清洗熨烫了几件衣服，他给了我整整一块钱！他确实是一个善良可爱的白人。我不害怕问他任何问题。我甚至愿意亲自给这个善良的白人写封信。你写吧，父亲，如果你想的话。”
“也许我会写。”考普兰德医生说。
鲍迪娅突然坐直了，开始整理她那梳得紧紧的、油油的头发。外面传来微弱的口琴声，随后乐声越来越大。“威利和赫保埃来了，”鲍迪娅说，“我得走了，去找他们。你多保重，如果你需要什么，捎个话给我。和你吃晚饭、聊天，我很开心。”
口琴声很清晰了，从乐声中，他们能够辨认出威利正站在前门，边吹边等。
“等一下，”考普兰德医生说，“我只见过你丈夫两次，当时他都是和你在一起的，我们从来也没真正交谈过。威廉姆也还是三年前来看望过他的父亲。为什么不叫他们进来坐一会儿？”
鲍迪娅站在门道里，手指摩挲着头发和耳坠。
“上次威利到这儿来，你伤了他的感情。你看你就是不懂得如何——”
“好吧，”考普兰德医生说，“只是一个建议。”
“等等，”鲍迪娅说，“我去叫他们。我这就让他们进来。”
考普兰德医生点了一支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没法把眼镜调到合适的位置，他的手一直在抖。前院传来低语声。接着，门厅里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鲍迪娅、威廉姆和赫保埃走进了厨房。
“我们来了，”鲍迪娅说，“赫保埃，你和我父亲还没被正式介绍给对方呢。当然你们彼此是知道对方的。”
考普兰德医生和两个人都握了手。威利胆怯地后退，挨着墙角，赫保埃向前迈了一步，正式地鞠了一躬。“我经常听到有关你的事，”他说，“很高兴认识你。”
鲍迪娅和考普兰德医生从门厅搬来椅子，四个人围炉而坐。他们不说话，看起来心神不安。威利紧张地环顾着四周，餐桌上的书，洗碗池，墙边的帆布床，还有他的父亲。赫保埃咧嘴笑着，手摸着领带。考普兰德医生似乎想说什么，他润了润嘴唇，但终究没有开口。
“威利，你的口琴吹得越来越好了，”鲍迪娅终于打破沉默，“要我看，你和赫保埃一定是偷着去喝酒了。”
“没有，夫人，”赫保埃彬彬有礼地说，“星期六以来我们没有沾过一滴酒。刚才我们一直在玩马蹄铁。”
考普兰德医生还是一言不发，他们都用眼睛瞟着他，等他开口说话。房间里很沉闷，闷得让每个人都感到紧张。
“他们这些男孩的衣服可真难打理，”鲍迪娅说，“每个星期六，我给他们俩洗白西装，一个星期熨两次。你看看它们现在的样子！当然，他们只在下班回家后才穿。可是两天后，白西装就黑得不成样子。我昨晚才熨的裤子，现在也皱得一条熨缝也找不到！”
考普兰德医生依旧不说话。他一直盯着儿子的脸。但是威利看见父亲的目光后，就咬着粗糙短钝的指头，低头看自己的脚。考普兰德医生感到太阳穴和手腕处的脉搏怦怦直跳。他开始咳嗽，用拳头压住胸口。他很想和儿子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熟悉的痛苦抓住了他，他却没有时间思索并平息这种痛苦。脉搏在身体里怦然跳动，他感到困惑。他们全都在看着他，沉默如此强大，他不得不说点什么了。
他的声音很高，听起来好像不是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的。“威廉姆，我想知道，你小时候我和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多少。”
“我不、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威利说。
考普兰德医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思想，他说：“我的意思是，我把一切都给了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你，把所有的信任和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而我得到的只有误解、无所事事和冷漠。现在我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你们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切。我想做的一切——”
“别说啦，父亲。”鲍迪娅说，“你答应过我，我们不要争吵。这简直是疯了。我们受不了争吵。”
鲍迪娅站起来向大门走去。威利和赫保埃立刻跟上她。考普兰德医生最后一个向门口走去。
他们站在门前的黑暗里。考普兰德医生想说什么，但是他的话好像迷失在内心深处。威利、鲍迪娅和赫保埃紧紧地站在一起。
鲍迪娅一手挽着她的丈夫和哥哥，另一只手伸向考普兰德医生。“让我们走之前和好吧。我不能忍受我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再也不要吵了。”
沉默中，考普兰德医生再一次和两个男人握手。“对不起。”他说。
“我没事。”赫保埃客气地说。
“我也没事。”威利咕哝了一句。
鲍迪娅把他们的手放到一起。“我们只是受不了争吵。”
他们道了别。考普兰德医生站在黑暗的前廊，目送他们沿着大街走远。他们离去的脚步发出孤独的声音，他感到虚弱和疲倦。当他们走到一条街以外，威利又一次吹起了口琴。乐声悲伤而茫然。他一直待在前廊，直到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考普兰德医生关了屋子里的电灯，坐在炉子边，坐在黑暗里。但是安宁并没有到来。他想把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威廉姆从脑海中除去。鲍迪娅对他说的每句话，都响亮而坚硬地回响在他的记忆里。他猛地站起来，拧亮电灯。他在桌边坐下来，桌上放着斯宾诺莎、威廉·莎士比亚和卡尔·马克思的书。他大声地朗读斯宾诺莎，那些单词都发出丰富和秘密的声响。
他想起了他们谈到的那个白人。要是这个白人能帮助那个聋孩子马迪·路易斯就太好了。即便没有这件事和这些问题，给这个白人写封信也是好的。考普兰德医生双手捧住头，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地呻吟。他记起了那个雨夜，那个白人的脸。在昏黄的火焰后面，那个白人的微笑，令他的内心十分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