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一
积学以储宝，厚积而薄发。十多年前，王恩来同志推出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颇得学界好评；现在，作者的学术随笔《走进孔子》又完稿付梓。同样是阐扬孔子思想的，同样是对于《论语》等儒学宝典的探赜发微，却是以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架构、新的形式、新的笔法出之，可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中国也好，西方也好，自古以来，学人展示学术、理论的研究成果，或者说，表达思想，著书立说，形式多种多样，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随感式、语录体。著名哲学家朱光潜先生探索这种文体的渊源，中国的追溯到孔子的《论语》，西方的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随感录。《论语》，不必说了；而像赫拉克利特的随感式的名言“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等等，也都应归入这一类；再一种，就是较长的或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像中国的《庄子》，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都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便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学术随笔。应该说，这是一种近现代出现的文体，如果要在古时找出它的同类，也许东汉王充的《论衡》，庶几近之。它既有格言、隽语、随感类的透辟、简捷、概括性强的特征，又具有系统理论著作的逻辑性、论辩性、科学性、深刻性；却又不那么板着面孔、庄严肃穆、论证谨严、思致缜密，而是活泼松散，纵横如意，旁征博引，横逸斜出，不拘泥于成式，不作理论性过强的考证和解析，显现出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恩来同志的《走近孔子》，就具备了这样一种文体特征。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学术随笔要求不那么高，内容不一定深邃，文笔也不必怎么讲究，似乎任谁都能够措手。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兼具理论与文学（散文）双重品格，学术随笔的写作，就整体要求来说，一方面，应须具备相当的逻辑思维、理论功底与思辨能力，且又善于将艰深的、生僻的理论、学术问题化解为通俗易懂的知识与智慧；另一方面，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开阔的学术视野，渊博的知识储备，能够写得一手表现力较强的清通畅达的散文。而从内容方面讲，应该体现一种深度追求。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导致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喧哗。随之而来，学人、作家、读者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说明性的意义传达，致力于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从而实现了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思想随笔繁荣兴盛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深度追求，指的是融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哲理意蕴，是一种靠着理论素养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写作者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了对理论、对学问、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这是一种意蕴的开掘、提炼与升华，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二
学术随笔，首先还是学术，就是说，它的质素、内核仍然是学术，学术所要求的基本品格，还是不可或缺的。就此，我想说说恩来同志的治学精神与写作态度。古人立身、治学，崇尚谨言、慎行。《周易大传·文言》中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著书立说，心存敬畏，一本至诚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这是营修功业的根基。恩来同志的学术作风与治学态度，一如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同样是十分严谨、一丝不苟的。他不因采用随笔形式，而对作品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所忽略，写作过程中，完全依据做学问的路数，出经入史，言必有中，持之有故，论不虚出。不像现在有些随笔，虽以学术为标识，却持论轻率，偏重趣味，而缺乏理性；以立异为高，放言无忌；说是诠释经典，读解古籍，实乃以古人标签装点自家门面，还美其名曰“六经注我”。此其一。
其二，当前，学术环境大门洞开，随着大量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出现，过去学术的封闭局面被打破了，话语空间、文化情境、阅读视野大大地拓宽了，读者、受众随之走进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必然对专家、学者寄予更高的期望——摒弃传统的、单一的思维定势，以一种开放的、多维的、全新的学术视野与思维方式，从事著书立说。其实，早在明代末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思想家徐光启就已经预见到这种形势，他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恩来同志深深地悟解到这一点。他在治学、撰述过程中，能够较早地以开放的思维方式、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传统文化积累，在文化坐标、理论定位上，向着中西会通、古今同契、文理兼攻的方向迈进，并且有了令人惊喜的斩获。
早在2004年，当代知名学者张立文先生在《人性的寻找》的序言中，即曾敏锐地指出：作者“善于学习和把握东西方当代思想文化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具有踏实的理论和学识基础”。于今，恩来同志在这部随笔新作中，更是发扬光大了这一优势，学术视野显得更为闳阔，思想、文化、知识的涉猎面也进一步拓宽了，文章理蕴、思路、笔势较前都有明显的拓展。多篇文章具有经史同参、中西会通、今古杂糅的特点，举凡人文、物理、世事、舆情，典章故实，逸闻轶事，总能信手拈来，恰合榫铆。
会通之基，端在圆览；易言之，以圆览之功，收会通之效。“圆览”一词，始见于南朝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按照古人的解释，就是广泛地征采、细致地观察，以达致博学多识。统观中外古今，一切有重大成就的学人，无一不具备这一本领和素质。由于儒学经典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历代学人对其本质、意义的研究、探索，层层累积，步步深入，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珍贵学术遗产；这样，今天的学者就须切实做好“历史还原”和“现代转轨”工作，在深入发掘前代与域外的学术资源，全面细致地占有并梳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正确处理真与伪、源与流、因与创、取与舍的关系，融入个人的领悟、体味、理解，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识别、鉴判工作，进而做出创造性的解读，赋予崭新的价值观照。
对于学者来说，会通、圆览之功，是毕生的课业，用一句时髦的说法，就是“永远在路上”。期望恩来同志以现有的学术积累为起跳板，通过广泛、深入的经典研习，加上充分掌握、运用现代电子网络的承载、传输、检索功能，不断获取更多的新的中西知识资源，以期溯洄于各种人文学科之间，纵横自如，所向披靡。
其三，选择视角，提出问题，把握新思想、新认识，使之从一般道理进入智慧层面。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学术随笔应该把握的叙述策略。新思想、新认识，是学术随笔的灵魂。著书立说，必须力求做到对学术有新的探索，对学理有新的阐释，对问题有新的见解。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视角的选择与把握。《庄子·秋水》篇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列出了“以道观之”、“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六种选择的视角。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又是同眼光和立足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欣赏的苏东坡“八面受敌”读书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就无法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恩来同志在随笔写作中，以其广博的学识、精准的把握，独特的视角，立足于阐发经典的需要，提出几十个相互关联、各有侧重的课题加以研讨。问题都是以往叙述过的，但老问题有了新角度，有些是颇为前沿的；而且，能够从一般道理进入到哲学高度、智慧层面，给人以精湛、新颖的阅读快感。
理论始于问题，问题是思维的起点，因此，我们提倡要有“问题意识”。如果写作者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堆积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然空泛、呆板，索然无味。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综观此书，在论述方法上，基本上都是从问题出发，而且，经常能够给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常常是通过有力的考索、实证，勇于坦陈己见，同先哲、时贤商榷见解，切磋学问。
三
这里顺便说一下，由于随笔属于散文范畴，写作中应该注重文学表达。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整体看来，全书文风朴实，坚持用事实说话，遇有驳诘，总能列举大量实例，反复论证，充分说理，力戒武断、偏激。行文回环曲折，张弛有致。语言生动、简捷、明确。随便择取一例：《君子成人之美》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前者是善举，后者是义行。积德、行善、累义，在孔子和儒家那里是仁人君子的风范，是人性的卓然展现。后世的一些宗教家，也多秉持类似的主张，如佛家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基督教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新约全书·罗马书》）两相比较，可谓圣人所见略同。”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向来讲究“知人论世”，主张为人与为文是统一的。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最后，简单地谈论几句作者。我与恩来同志为忘年交，相识、相知、相重已达三十余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赋性正直、资质聪颖、国学功底深厚、治学严谨、高度认真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他身居重要岗位，领导工作是异常繁重的，却能多年如一日，在业余时间，投入巨大精力于治学、写作，并且取得骄人的业绩，其心神之劳瘁、经营之艰苦，可想而知。当然，单就治学与写作而言，领导工作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确实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另一方面，由于登高望远，视野闳阔，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强，也就是识见高超，其得力之多也非常明显。
值此市场效应无远弗届，浮躁心理、逐利趋向、工具理性的浓雾弥漫之际，恩来同志能够以足够的定力，保持一份清醒，拒绝多种诱惑，潜心投入研究、写作，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况，自古文缘是苦缘，“耍笔杆儿”属于世所公认的苦差事，而且，别无实利可图。难怪钱钟书先生不无愤激地说，“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之人”。也正所谓“惺惺相惜”吧，对于这些同志，我向来总是投以崇敬的目光，引为同道的。
2015年盛暑
于沈阳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