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期，对我最好的当数罗丝·沃特福德了。她既有男性的聪明才智，又有女性的任性乖张，她写的小说匠心独具，令人心潮难以平复。我正是在她家里认识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太太。当时，沃特福德小姐举办了一个茶会，她的小房间里人满为患。所有人好像都在交谈，而我却默默无言地坐在一旁，感觉十分别扭，三五成群的客人们都在心无旁骛地聊着各自的事情，我自然不好意思打搅他们。要说沃特福德小姐还真是体贴的主人，她注意到了我的窘境，走到我跟前。
“你可以去跟斯特里克兰太太谈谈，”她说，“她对你的书赞不绝口。”
“她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不过我想，如果斯特里克兰太太是一位知名作家，那我在跟她谈话前最好先了解清楚。
罗丝·沃特福德目光一垂，故意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为她接下来的回答造势。
“她经常举办午宴。如果你在她面前稍微吹吹牛，她一定会邀请你。”
罗丝·沃特福德平素有些玩世不恭，她会把生活当成小说的灵感，把芸芸众生当成她创作的素材。如果有人欣赏她的才能，慷慨招待过她，那她定会投桃报李，不时邀请她们到她家做客。这些人对名流的崇拜让她既觉得好笑，又有几分不屑，不过，她落落大方，将一位有名望的女文人应有的端庄范儿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被领到斯特里克兰太太面前，我们谈论了十分钟，除了她的嗓音甜美外，我并未发现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在威斯敏斯特有套寓所，那里可以俯瞰尚未完工的大教堂。因为与他们住在同一个社区，所以，我们之间自然觉得更加亲近了。对于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和圣詹姆斯公园的人来说，军用品店可谓联系他们之间的纽带。斯特里克兰太太问了我家的地址，几天后，我便收到了参加她家午宴的邀请。
我的应酬并不多，自然乐于接受这样的邀请。我到达时，还稍稍迟到了，因为我担心去得太早，就围着大教堂走了三遍，等我到达那里后，发现客人均已到齐。沃特福德小姐也在，还有杰伊太太、理查德·特文宁和乔治·路德。这些人全是作家。那时是早春时节，天气不错，我们的心情都不错，天南地北地聊着天。沃特福德小姐很纠结，她年轻的时候崇尚唯美主义风格，常着一身灰绿色衣装，手里拿着一朵水仙花前去赴宴；年岁渐长后反而更率性了，常穿一双高跟鞋和巴黎风格的连衫裙，戴一顶新帽子。这令她心情相当不错。我从没听过她那么刻薄地评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杰伊太太很清楚，说些不着调的话才能将人最机智的一面抖搂出来，因此，她老是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着一些足以令雪白的台布泛起红晕的话。理查德·特文宁也按捺不住，净说些古怪离奇的谬论。乔治·路德知道自己的连珠妙语早为众人皆知，无须再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他每次张口只是往嘴里塞吃的。斯特里克兰太太话语不多，但她倒有个优点，总能引导大家的谈话不至于偏离方向，每次停顿的时候，她都会恰到好处地发表一番评论，这样，话题又会回到正轨。时年，她三十七岁，个子很高、身材丰满，却并不显胖。她长得不算漂亮，但那张脸很是讨喜，八成是她那双褐色的眼睛衬托出来的。她的肤色很不好，一头黑发梳得十分别致。她是所有女人中唯一没有化妆的，跟其他人一番比较后，她似乎显得更加朴素、自然。
餐厅是当年时兴的风格，布置得相当简洁。白木制成的护墙板很高，上面贴着绿色的墙纸，墙纸上一幅惠斯勒的蚀刻画，镶嵌在精致的黑框里。孔雀图案的帘子笔直地垂着，绿色的地毯上灰白色的兔子在茂密的林间嬉戏，这一风格显然是受到威廉·莫里斯的影响。壁炉架上放着蓝色的代夫特陶瓷。那段时期，伦敦起码有五百间餐厅以这种一模一样的风格装饰，简洁、雅致，只是有些单调。
离开斯特里克兰太太家，我跟沃特福德小姐一起走。那天天气不错，她戴的新帽子令她兴致盎然，于是我们决定漫步穿过公园。
“这样的聚会还真不错。”我说。
“你觉得菜式还可以吧？我告诉她，如果你希望作家到你那儿做客，就得把他们招呼好了。”
“这主意不赖，”我回答道，“可是她为什么想跟作家交往呢？”
沃特福德小姐耸耸肩。
“她觉得他们很有趣，但她只不过是想迎合潮流罢了。我觉得她的头脑有点简单，真是个可怜的人，她觉得我们都很了不起。不过，话说回来，她乐意邀请我们吃午饭，而且我们又没什么损失。我就喜欢她这点。”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中，斯特里克兰太太算得上最无心机的一位了，为了让猎物到手，那些人不惜亲登汉普斯特徳的不染凡尘之所，甚至遍寻切恩街寒酸简陋的画室。斯特里克兰太太年轻的时候，在乡下过着恬静的生活，从莫迪图书馆借来的书不仅让她读到不少当地的浪漫故事，也有让她心驰神往的伦敦传奇。她对阅读兴趣浓郁。（这在他们这类人中实在少见，那些人更感兴趣的是作家和画家本人，而非他们写的书、作的画。）她生活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感受着现实世界从未有过的自由。跟作家结识后，如同亲身踏足于舞台之上——过去，她只能在舞台另一侧的角灯处远远眺望台上的表演。如今，她激动不已地看着他们，仿佛自己的生活圈子也大了许多，因为她现在不仅可以亲自款待他们，而且频频拜访这些深居简出的人家。她接受了这些人游戏人生的生活方式，却一刻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道德上怪诞不经，穿着奇装异服，谈着荒诞无稽的谬论，这一切让她哑然失笑，但对她的信条却无一丝一毫的影响。
“她有丈夫吗？”我问。
“有啊。他在市里做事，好像是什么证券经纪人，无趣得很。”
“他们夫妻感情好吗？”
“可以说相敬如宾。如果你去他们家吃晚饭，还能见到他。不过，她很少请人吃晚饭。斯特里克兰先生话不多，对文学或艺术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好的女人都会嫁给这种无趣的男人？”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才不会娶好女人呢。”
我一时语塞，想不出什么来反驳她，便问斯特里克兰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的，她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这个话题只能到此为止，我们开始谈论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