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联邦地区法官阿尔瓦·凯斯注视着陪审团，郑重地说，“本案正式开庭，首先由双方律师进行开庭陈述。我要提醒各位，不要把开庭陈述当成证据。它们只不过是蓝图，或者说路线图，你们可以这么理解，是双方律师各自对案件的看法。不要把它们当成证据。律师可能会夸大他们的指控，不能他们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毕竟他们是律师。”
法官的话引得陪审员和四号审判室里的其他人低声窃笑。他的南方口音令“律师”听起来有点像“骗子”，加强了幽默效果。[3]就连财迷钱德勒也笑了。审判室很宽敞，墙上嵌着木板，高约二十英尺。博斯坐在被告席上四下张望，发现公众旁听席差不多坐了一半。诺曼·丘奇的遗孀和钱德勒一起坐在原告席上，她们身后第一排坐着的八个人是丘奇的家属和朋友。
旁听席上还有六个法院的常客，是没事可做的老头，常来法院看别人的好戏，另外几个像是来看了不起的霍尼·钱德勒表演的助理律师和学生，还有一群严阵以待的记者，已经拿好纸笔准备记录。开庭陈述总会爆出猛料，因为正如法官所说，律师总爱夸大其词。博斯知道，今天的审理结束后，记者多半只会偶尔跟进一下，在总结陈词和审判结果出来前不会有太多报道。
除非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博斯瞥了一眼身后，那儿的座椅上没有人。他知道西尔维娅·穆尔不会来。他们之前已经说好了。博斯不想让她来看审判，跟她说这只是走个过场，是警察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履行职责而遭到起诉是常有的事。他心里明白不让她来的真正原因是自己掌控不了局面，他只能坐在被告席上，让别人去一决高下。法庭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多半真会有出人意料的状况出现。他不想让西尔维娅目睹那一幕。
现在他有点担心陪审员会不会注意到他身后空空如也的旁听席，并据此认为他有罪，因为没有一个人来支持他。
笑声逐渐减弱，博斯望向凯斯法官。坐在法官席上的凯斯很是威风。他本就是个大块头，一身黑袍更增添了气势。粗壮的臂膀和宽大的手掌交叉环绕在结实的胸膛前，给人一种冷峻的威严感。他那被太阳晒得发红的秃脑袋出奇地圆，周围还有一圈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灰发，彰显着他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他来自南方，以前当过律师，精通民事诉讼，曾因控告洛杉矶警方滥用职权导致多名黑人公民死于狱中的案子而声名大噪。吉米·卡特总统卸任前任命他为联邦法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是四号审判室的主审法官。
博斯的律师罗德尼·贝尔克开庭前一直想方设法让凯斯法官失去主审资格，好让法院换一位法官，最好换成没扮演过民权守护者角色的。可惜未能成功。
博斯并不像贝尔克一样为法官的背景而忧心忡忡。虽然他发现凯斯法官和原告律师霍尼·钱德勒一样怀疑甚至憎恶警察，但是他觉得凯斯本质上是个公正的人。就凭这一点，他觉得自己不会有事。他开的那一枪没有问题。说到底，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在锡尔弗湖公寓的行动是正确的。他做了该做的事。
“将由诸位负责判定，”凯斯法官接着对陪审团说，“律师在庭审中的陈述是否合理。请记住这点。好了，钱德勒女士，你先来。”
霍尼·钱德勒点点头，起身走上原告席和证人席之间的讲台。凯斯法官事先做了严格的规定，在他的审判室里不允许随意走动，律师不能走近证人席和陪审团，只能站在席位之间的讲台上大声发言。钱德勒知道法官要求严格遵守规定，于是先提出请求，想调整沉重的红木讲桌的角度，好让她发言时能够面对陪审团。法官严肃地点点头，以示批准。
“下午好，”她开始陈述，“法官的话非常正确，我的陈述只不过是路线图。”
策略不错，博斯冷眼观看这场审判的开幕，心想，第一句话就是讨好法官。他看见钱德勒不时看看放在讲台上的拍纸簿，还注意到她衬衣最上方的扣子上别着一颗黑色圆形玛瑙，扁平的玛瑙像鲨鱼的眼睛一样呆板。她把头发整齐地朝后梳着，扎在脑后，以显得庄重，唯有一绺头发散开了，让人感觉她是一个不关注外表的女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法律和案情上，一心只关注被告所犯下的罪行。博斯认为她可能是故意扯出了一绺头发。
钱德勒开始陈述，博斯则忆起自己刚得知她接了丘奇遗孀的案子时，心头曾感受到的撞击。这比凯斯当主审法官更让他心烦意乱。她总有办法打赢官司，所以人们才管她叫财迷。
“我想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案情，”钱德勒说，博斯甚至觉得她说话也带上了南方口音，“我只想强调案情的关键，以及我方从证据中推出的结论。这是一起民权案，涉案的警察枪杀了一名叫诺曼·丘奇的男子。”
她停顿了一下，并不是为了看拍纸簿上的笔记，而是为了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博斯观察了一下陪审团，五女七男，三个黑人，三个拉美裔，一个亚裔，五个白人。他们都全神贯注地看着钱德勒。
“本案，”钱德勒说，“所牵涉的那名警官不满足于警察身份及其带来的巨大权力。这名警官还想取代各位陪审员、取代凯斯法官，国家赋予法官和陪审团的裁决权、宣判权，他统统想要。涉案的警官名叫哈里·博斯，请看，他就坐在被告席。”
她指着博斯，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被告席”三个字。贝尔克立即起身表示抗议。“钱德勒女士没必要向陪审团指出我的委托人，也没必要用讽刺的语气。我们是坐在被告席，但那是因为这是民事法庭，在我们国家，任何人都有权起诉他人，就连杀人犯的家人也——”
“反对！法官大人，”钱德勒喊道，“他企图用反对权进一步诋毁丘奇先生，丘奇先生从未被证实有罪，因为——”
“够了！”凯斯法官大吼，“反对有效。钱德勒女士，没必要指出谁是被告，我们都知道谁是谁。我们不需要用煽动性的语气说任何词语。词语有美有丑，但都只与词语本身有关，请让它们自明其义。至于贝尔克先生，我一向觉得辩护律师打断开庭陈述或总结陈词是非常令人恼火的事。有你陈述的机会，先生。我建议在钱德勒女士陈述时，你不要再反对了，除非她严重冒犯了你的委托人。我觉得光是伸手指了指他这样的行为，还不值得提出反对。”
“谢谢，法官大人。”贝尔克和钱德勒齐声说。
“请继续，钱德勒女士。今早我在办公室里说过，我希望今天能完成开庭陈述，而我四点有别的事。”
“谢谢，法官大人。”她又说了一遍，然后转向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需要警察，我们都尊敬警察。大部分警察做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表现出色。警察局是我们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要是没有警察来保护我们，为我们服务，那该怎么办？但这不是本案的关键，我想请大家在审理的过程中牢记这一点。本案的关键在于，如果一名警察违反规章制度、无视条例规定，我们该怎么办？我说的是一名无视章程的恶警，证据终将证明哈里·博斯就是一名无耻恶警。四年前的一个夜晚，他决定身兼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数职。他以为他击毙的是凶手，是一名穷凶极恶的连环杀手，但是在他拔枪射击诺曼·丘奇先生的那一刻，他还没有任何法律证据。”
“如今，被告一定会向诸位讲述警方找到的证据，证明丘奇先生和杀人案有关，但请大家不要忘记证据是怎么来的——是警方提供的。又是何时发现的？是丘奇先生被处决之后。我们会为大家证明警方的证据很可疑，或者说，有疑点。而且事实上，诸位也必须考虑丘奇先生的身份，他已经结婚，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在飞机制造厂工作，薪水丰厚。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真的是所谓的人偶师吗？还是被警方利用的替罪羊、替死鬼，好掩盖他们的罪孽？这样一名手无寸铁的男子，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遭到了残忍的处决。”
她滔滔不绝地说警察局里的“缄默法则”、洛杉矶警察的暴力执法史、罗德尼·金事件及其引发的暴乱。经霍尼·钱德勒这么一说，这些事件好像都是由哈里·博斯枪杀诺曼·丘奇所引发的，这些罪恶的黑暗之花是由博斯亲手种下的。她继续说着，博斯却已经走神了。他一直睁着眼，偶尔和某个陪审员对视，思绪其实早就飞走了，这是他自己的辩护方式。律师、陪审员和法官要忙活一周，甚至更久，来仔细分析他在那五秒之内的想法和行为。他要继续坐在法庭里忍受一切，就不得不走神，想想别的事情。
在他私密的白日梦里，他看见了丘奇的脸。那天晚上，在海珀利安街那间车库上的公寓里，他和丘奇四目相对。他看到的是一双杀人凶手的眼睛，就像钱德勒脖子前的宝石一样乌黑。
“……即使他真的是去掏枪，有什么不对吗？”钱德勒说，“一名男子踢开房门，还拿着枪。丘奇先生伸手去拿枪，做错了吗？用警察的话说，这叫拿起武器正当防卫。何况他其实是要拿假发，这一看似可笑的举动却使结局愈发令人愤慨。他被残忍地杀害了。我们的社会无法接受这些。”
博斯再次转移了注意力，开始思考新发现的受害者，她被埋入混凝土中似乎有好几年了。博斯想知道是否有人提交过失踪人口报告，是否有某个母亲、父亲、丈夫或孩子一直牵挂着她。从案发现场回来后，博斯跟贝尔克说了这个新情况。他想请贝尔克向凯斯法官申请延期，把审判推迟到查明死者身份之后。贝尔克打断了他，说法官知道的越少越好。一听到新的情况，贝尔克似乎害怕极了，他认为最好的对策与博斯的提议正好相反。他想赶在新的案情被报道出来前，趁公众还未将新出现的女尸和人偶师联系起来前尽快结束审判。
钱德勒长达一个小时的开庭陈述已经接近尾声。她详细地介绍了警察局有关开枪射击的政策法规，博斯觉得就算她一开始吸引了陪审员的注意，现在也已经失去了。有那么一会儿，连贝尔克也走神了，博斯看见他翻看着拍纸簿，在脑子里演练开庭陈述。
贝尔克是个大个子，博斯猜测他的体重可能超重将近八十磅。他很爱出汗，哪怕坐在冷气强劲的审判室里也是如此。在遴选陪审员的环节，博斯时常好奇贝尔克是因为体重负担过重才满头大汗，还是因为要在凯斯法官面前与钱德勒过招而紧张不已。博斯觉得贝尔克可能还不到三十岁，从某所中等规模的法律学校毕业最多五年，与钱德勒做对手恐怕还嫩了点。
“正义”这个词把博斯的注意力拉回了现实。钱德勒开始每句话不离正义，博斯知道，她正在升华主题，即将收尾。在民事法庭里，正义和钱是同一个意思，是可以画等号的。
“诺曼·丘奇的正义转瞬即逝，只持续了几秒。正义就是博斯警探踢开门，用他那把史密斯韦森九毫米手枪瞄准丘奇并扣动扳机的匆匆几秒。正义就是一发子弹。博斯警探枪杀丘奇先生的那一发子弹叫XTP子弹，那颗子弹冲出后宽度扩张了一点五倍，在前进中撕碎了大量人体组织和器官，将丘奇先生的心脏撕裂。这，就是正义。”
博斯发现好几位陪审员都没有看钱德勒，而是注视着原告席。他稍稍前倾，看到讲台后方的德博拉·丘奇正在用纸巾擦泪。她是个钟形身材的女人，有着黑色的短发、浅蓝色的小眼睛。她之前是典型的郊区家庭主妇和母亲，后来博斯击毙了她的丈夫，警察拿着搜查令找上了门，记者也来问这问那。其实博斯为她感到难过，甚至把她也看作受害者，可谁能想到她却找来了财迷钱德勒，反倒管博斯叫杀人凶手。
“女士们，先生们，证据将会证明博斯警探不过是警察局的一个产物，”钱德勒说，“一台冷血、狂妄的机器，全凭个人好恶来执行正义。请问这是大家想从警察局得到的吗？我恳请大家为丘奇先生申冤平反，为一个失去父亲和丈夫的家庭主持公道。”
“最后，我想引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话，因为我觉得与今天的审判相关。他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女士们，先生们，本案就是这么回事。哈里·博斯警探凝视着深渊，在他枪杀诺曼·丘奇的那个夜晚，深渊凝视着他，黑暗吞噬了他，让他堕落。他成了自己致力于打败的怪物。我相信各位一定会看清，所有证据都将指向这一确凿无疑的结论。谢谢大家。”
钱德勒坐了下来，轻轻地拍了拍德博拉·丘奇的胳膊，好像在安慰她。博斯知道钱德勒的这个动作不是真的要安慰她，而是做给陪审团看的。
审判室大门上方的红木嵌板上挂着一个时钟，法官抬头看了看钟上的黄铜指针，宣布休庭十五分钟，然后轮到贝尔克上台陈述。博斯起身目送陪审员离席，目光却和旁听席上丘奇的一个女儿对上了。她看上去有十三岁，应该是大女儿南希。博斯赶紧移开目光，他感到有些愧疚，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陪审员看到这一细节。
贝尔克说休息时他想独自演练开庭陈述。博斯还没吃午饭，想去趟六楼的快餐店，又担心陪审员可能会去，要是丘奇的家属也去，就更尴尬了。于是他乘扶梯下楼，到楼前那尊雕像下面的垃圾桶旁边抽烟。他点上烟，靠在雕像的底座上。在他的西装之下，汗水已浸透全身。钱德勒长达一小时的开庭陈述仿佛永无止境，好像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他心想这套西装肯定穿不了一周，得保证另一套是干净的，好换着穿。思考这类琐事能让他心情放松。
他在沙盘里按灭一根烟，又点燃了第二根，这时法院的玻璃门开了。只见霍尼·钱德勒用肩膀把门推开，似乎是没看见博斯在外面，她挤出门，转过身，低头用金色打火机点燃一根烟，抬起头吸了一口，这才看见博斯。她走向垃圾桶，准备把刚点燃的烟插进沙盘。
“没关系，”博斯说，“我知道这附近就这一个垃圾桶。”
“没错，可我觉得在法庭外见面对我俩都不好。”
博斯耸耸肩，什么都没说。主动权在钱德勒手中，她想走就可以走，但她又吸了一口烟。“就抽半根，反正我得回去。”
博斯点点头，望向春日街，只见街对面的县刑事法院大楼门前排着长长的队，是等候过安检的人。又是些“船民”，博斯心想。之前那个流浪汉沿着人行道走了过来，下午他还会来垃圾桶搜刮一遍烟头。忽然，他停下了脚步，转身就沿着春日街往回走，还机警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认识我。”钱德勒说。
博斯回头看着钱德勒。“他认识你？”
“他以前是个律师，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他叫汤姆什么来着，记不清了——哦，对了，汤姆·法拉第，没错。我猜他不想让我看到他那副模样，可这儿所有人都认识他。看看他，就知道事情闹到一发不可收拾会是什么后果。”
“出过什么事？”
“说来话长啊，也许你的律师会告诉你。我能问个问题吗？”
博斯未置可否。
“我们的案子，市政府为什么不选择和解？在发生过罗德尼·金事件和暴乱之后，现在真的不是审判警察的好时机。我认为蠢货贝尔克——没错，我就这么叫他，我知道他管我叫财迷——应付不了这个案子，到头来倒霉的是你。”
博斯想了一会儿，没急着回答。
“我不会说出去的，博斯警探。”钱德勒说，“只是跟你闲聊。”
“是我不让他们和解的。我说如果他们要和解，我就自己出钱请律师。”
“你这么自信？”她吸了口烟，“好吧，那么等着瞧吧。”
“等着瞧。”
“你可别恨我，我向来对事不对人。”
博斯知道她绕这么大圈子就是为了说这一句——律师行业里最大的谎言。“也许你觉得是这样吧。”
“噢？你还生气？你枪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的妻子提出抗议，起诉你，你还觉得委屈？”
“你的委托人，她的丈夫剪断女人皮包上的带子，拿它勒住女人的脖子，再打个滑结，然后一边慢慢勒紧，一边强奸她们。他喜欢用皮包带，好像一点也不在乎被他虐杀的女人，只喜欢她们的皮包带。”
钱德勒没有丝毫示弱，博斯也没指望她示弱。“那是她的亡夫，我的委托人的亡夫。而且本案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你杀了他。”
“是的，我还想再杀他一次。”
“我知道，博斯警探，所以我们才来这儿。”钱德勒撇着嘴，使得下巴的轮廓更加分明。下午的阳光照得她的头发闪闪发亮，她气冲冲地把香烟往沙盘里一插，转身离开。她猛地拉开门，就像那扇门是用轻木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