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他的祖籍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出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军事家和历史学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唐中宗时官至修文馆直学士。父亲杜闲只作过兖州司马、奉天令等官职。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杜甫《进雕赋表》）、有良好文化传统的家庭，他自己曾自豪地宣称：“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自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年轻时便表露出优异的文学才华。
杜甫的生平经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三十五岁以前，是他读书和游历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开始了十年左右的漫游。南至吴越，北达齐赵，其间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二十四岁时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但未考中。这一时期，他结交了李白、高适等著名诗人，度过了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的生活。
玄宗天宝五载（746）杜甫三十五岁时来到长安，自此开始了十年的困守长安生活。天宝六载（747）他参加了一次特科考试，结果主持者李林甫以“野无遗贤”为辞黜落了所有参考者。此后杜甫四处干谒投赠，乞求汲引，有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惨痛遭遇。天宝十载（751），他又直接向皇帝进献《三大礼赋》，得到赏识，获得“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进封西岳赋表》）的资格。但待选的过程十分漫长，直到天宝十四载（755）才授官河西县尉，后改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其间，杜甫一家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送家人寄居奉先县，乃至发生“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惨剧。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这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分界。此后三年，杜甫经历了陷贼与为官阶段。战乱爆发后，杜甫先是携家人避难鄜州。他自己只身奔赴灵武肃宗即位所在，途中被叛军虏往沦陷的长安，八个月后才脱身逃出，于肃宗至德二载（757）五月抵达凤翔。其后在肃宗朝任左拾遗，由于上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于当年闰八月墨制放往鄜州探家。还朝后终因房琯事件影响，于乾元元年（758）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二年（759）秋关中饥馑，杜甫弃官西去，抵秦州，再往同谷，十二月动身入蜀，抵成都，从此开始了漂泊西南的生活。杜甫在成都营建草堂，有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成都尹严武被召还朝。少尹徐知道作乱，杜甫避乱梓州、阆州。广德二年（764）春，杜甫本已打算自阆州转道渝州离蜀，但得到重任成都尹的严武邀请，于是重回成都，入严武幕府，授检校工部员外郎职。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凭，五月离开成都，乘船经嘉州、渝州、忠州，因肺病和风痹之疾不得不在云安养病，半年后又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近两年。大历三年（768）春，杜甫放船出峡，到达荆州，又往公安，岁末再南去岳州。大历四年（769）杜甫在潭州，因避湖南臧玠之乱又南下衡州。在经过一年多的漂泊之后，大历五年（770）秋诗人病逝于由潭州北返的船上。
杜甫一生创作的诗歌保存下来的共一千四百馀首，其中读书游历时期保留下来的作品较少，是他创作的准备期。困守长安时期他的生活和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创作逐步走向成熟。安史之乱中，杜甫创作了大量直接记录时代变化和个人命运的作品，奠定了杜诗“诗史”性创作的基本面貌。成都和夔州生活时期，杜诗的创作数量最多，题材、风格日趋多样丰富。
在杜甫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国家命运和时代变化，另一条线索是个人遭遇和思想发展。杜甫的思想起点应当说与盛唐其他士人大体相同，李白等精神前辈对他的影响尤为明显。他经历了壮游、纵酒、求仙访道等等生活，为求进身也不得不投赠干谒，多方侥幸。尽管他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类表达宰辅梦的夸张言谈，但在实际求仕中他为自己规定的切实目标是：“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进雕赋表》）。然而，困守长安使他的基本愿望落空，生活每况愈下更使他对现实痛感失望，发出“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强烈质疑。这不是诗人一时的愤激之词，而是真实反映了作为举子进身之阶的“儒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
但重要的是，杜甫的思想发展并未止步于此。个人生活挫折使他比其他人更深切地观察到唐玄宗后期的政治黑暗和社会矛盾的尖锐，而当深刻感觉到儒家社会理想图景与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后，他便从对“儒术”作用的质疑转变为依据儒家思想对现实展开批判，在困守长安时期写作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揭露现实的作品。当自己家庭也陷入生活困境时，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作品中真切展示了自己如何因幼子之卒，而念及“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正是儒家先贤所讲的“仁者爱人”的情感发现过程。正是这种在更高精神层次上对儒家伦理原则的认同，使得杜甫在对唐王朝社会危机有着清醒认识并展开全面批判的同时，在诗歌创作中也开始有意识地恢复和强调“忠君”观念，以表达他维护王朝稳固和儒家理想秩序的自觉意愿。
安史之乱的暴发，使杜诗的创作主题发生重大变化，由对社会危机的揭露转而表现唐王朝及其人民与叛乱者的生死斗争，在诗歌中劝勉人民全力支持平叛战争，并以政论形式直接就战局变化和平叛战略发表政见，先后写作了《悲陈陶》、《哀江头》、《洗兵马》等重要作品。杜诗的“忠君忧国”主题也因此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得以持续深化，具有了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诗人还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战乱之中的人伦之情，表现对妻子和孩子的爱，对亲友的思念，以及与朋友的患难之情，乃至邻里之间、普通人民之间的亲切感情。在与动乱杀伐相对立的意义上，诗人倾情歌颂赞美这种朴素而普泛的人类道德情感，写出了《月夜》、《彭衙行》、《赠卫八处士》、《羌村三首》等优秀作品。政治主题和人伦主题在杜甫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紧密关联，互为补充，往鄜州探家时所作长篇《北征》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随着战乱的持续，杜诗所揭示的社会内容愈趋深广。在“三吏三别”等作品中，他在劝勉人民支持唐王朝与叛军斗争的同时，也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展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达到了空前的历史真实。
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尽管远离政治中心，并逐渐断绝了返朝从政的希望，但他仍时刻关注政局，所到之处继续用诗歌记录耳闻目睹的社会动乱和人民生活困苦。如《草堂》诗记述成都之乱，《负薪行》、《最能行》记录夔州土风，《岁晏行》等作品反映赋税沉重、钱法大坏。在不承担任何直接政治责任、“流落饥寒，终身不用”的情况下，杜甫关爱民生的情怀更为宽广深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品尤为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博爱精神。
杜甫对儒家道德精神的重新发现和实践，使他成为士人伦理自觉和唐代儒学复兴的精神先驱。同时，他在诗歌中一方面表现自传性的个人经历，另一方面展现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发展了中国文人诗歌的言志抒情传统，使杜诗具有一种新的“诗史”性内涵。唐代元稹作《杜工部墓系铭》，称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宋人推杜甫为诗歌“集大成者”（见秦观《韩愈论》、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苏轼语），“圣于诗者”（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后人遂称杜甫为“诗圣”（见杨慎《升庵诗话》等），与“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等称谓相并列。
杜甫擅长各类诗体和题材的创作，其中有几类创作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最值得重视。一类是以记述个人思想经历为主的长篇五古和五言长篇排律。这类创作具有“自我剖析式”诗歌的特点，通过详述个人遭遇，剖析揭示思想矛盾和痛苦，同时反映社会环境和政治时事。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等。另一类是叙事型作品，用故事或纪事形式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其中包括用七言歌行体写作的《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这些作品采用了乐府诗体形式，但却属于由杜甫首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新题”乐府。此外，还包括“三吏三别”等用五古诗体写作的作品。以上两类创作体现了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是体现杜诗思想内涵和历史内涵的重要创作领域。
此外，杜甫还在律体诗、尤其是七言律体写作上倾注了极大精力。杜甫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愈到晚年愈喜爱在这种律则要求十分细密而谨严的诗体中寻求创造性的发挥。成都时期和夔州时期，杜甫写作的七律最多。他所作的七律，超过了同时代其他诗人作品的总和。他除用这种诗体写景言怀、赠别酬唱外，还写作了《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各类题材的七律组诗，此外还有意突破格律，写作了一批拗体律诗。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七律诗体在风格和表现手法上才臻于完美，“杜律”也成为后代文人创作极力效法的典范。
杜诗由于其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方面的典范意义，自宋代以来成为文人写作取则效法的对象，也引起注释家和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出现了众多注本，形成了所谓“杜诗学”。宋人曾有“千家注杜”之说，据统计，流传下来比较完整的杜诗注本有一百馀种。清代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杜诗注释和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尤其令人瞩目。其中，钱谦益《杜诗笺》（《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注本，影响较大。但由于杜诗牵涉问题广泛，校勘异文众多，理解歧异随处可见，旧注中又往往有任意穿凿、比附史实的情况，杜诗注释中的曲解误说也相当普遍。钱谦益就曾列举出前代注本中“伪造故事”、“傅会前史”、“颠倒事实”、“错乱地理”等诸种错讹。其实，钱注本身片面以诗附史，穿凿之处也很多。此外，前人由于所见校勘资料不全、对唐代语言不了解，在杜诗注释中也留下很多空白。二十世纪以来，杜诗研究和注释新作层出不穷，在校勘、史实、语言和思想艺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思想和学术条件所限，也出现过一些曾经影响一时的谬说。在选注本中，冯至、浦江清等先生的《杜甫诗选》、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邓魁英、聂石樵先生的《杜甫选集》，都曾产生较大影响。本书的编选，参酌以上所举清代及近人注本，选目力求包括杜甫最为传诵、最有代表性的名篇，注释较简，但力求稳妥可据，解读参取各家，运以己意，希望对读者理解原作有所帮助。对本书的缺失错误，敬祈读者专家指正。
2005年元宵节后于清华园荷清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