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其内容和艺术手法而言，都不乏众口交誉的传世名作，如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流亡曲》和《凯旋门》，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海姆的《人质》和《今日十字军》，美国作家马尔兹的《十字奖章与箭矢》，等等。然而，从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的深远程度而言，都比不上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弗兰克的日记。
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德籍犹太商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克一家便离开德国，流亡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荷兰。德国法西斯也在荷兰用残酷手段迫害犹太人。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弗兰克全家便佯传失踪，躲进一座楼房的后部，即所谓“后屋”。除了她们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姐姐和安妮——以外，还有她父亲公司的职员范丹先生一家三口——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和一个名叫杜赛尔的牙科医生一起避难。
八个犹太人在后屋生活，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因为楼下的办公室和库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们在这种名副其实的暗无天日的情况下生活了两年多。小安妮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十三岁生日。在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这一天起，安妮开始写日记。日记除了开头那一小部分外，都是写于后屋，是以书信形式假托写给女友吉蒂的。安妮把自己的忧虑、欢乐、爱情和失望全都倾诉在日记中，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妮是一个聪明、善良、纯洁、敏感和热情的少女，上进心很强，学习努力，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她的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涉猎的范围遍及许多方面。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的绝望处境中，她也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日记洋溢着这个超常少女的颖慧与才华。她以与女友谈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她对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后屋那个弹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处的战争年代。她冷眼观察周围这一群普通人，记下了她对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不难理解，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狭小的天地里，没有必需的生活空间和活动余地，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自然会受到损害。安妮正是通过对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对后屋避难者之间的种种纠葛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人性的扭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方面，安妮能对自己一分为二，无情地剖析自己，纠正自己的偏颇。此外，日记还记下了她心中的爱情萌芽和她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冲进后屋，八个犹太人连同他们的朋友科夫伊斯和克拉勒都被逮捕，送到阿姆斯特丹的盖世太保总部。他们被监禁了几个星期。科夫伊斯因病保出就医，克拉勒被送到荷兰的一个集中营里。弗兰克一家、范丹一家和杜赛尔被送到维斯特博克去。9月3日，这八个犹太人坐在装着一千名犹太人的最后一艘轮船上离开了荷兰，后来又被装上一列货车，经过德国境内，最后到了波兰的奥斯威辛。在站台上，男人和女人分开了。奥托·弗兰克就是在那里和他家人生离死别的。1944年10月，安妮、玛戈特和范丹太太被挑选出来，送到德国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弗兰克太太独自一人留下。她精神恍惚，拒绝进食，1945年1月6日终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范丹先生在毒气室被毒死。杜赛尔被押回德国，死于诺恩加梅集中营。1945年2月，党卫队在苏军进击下逃离奥斯威辛，把彼得·范丹带走了，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奥托·弗兰克活了下来，被苏军解放。
在贝尔根－贝尔森，安妮曾遇到她的同学莉丝。后来莉丝回忆那次见面的情景说：“天黑了，我等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久，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莉丝，莉丝，你在哪儿？’是安妮在喊我。我顺着声音找去，看见她在铁丝网那边，衣衫破烂。夜里很黑，我勉强能看出她那瘦瘦的、晒黑了的面孔，一双眼睛显得很大。我们哭了又哭，因为这时候我们当中，除了隔着一层铁丝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的命运没有什么两样了。我告诉安妮，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快要死了。安妮告诉我，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父亲的情况，她母亲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这里只有玛戈特和她在一起，可是她病得很重。她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以后，还看见过范丹太太。”
不久范丹太太就去世了。玛戈特也在1945年2月底或3月初死去。一个生还者回忆道：“安妮那时已病了。她不知道她姐姐已不在人世。不过几天后她便感到了，不久她也死去。临终时她很平静，不觉得有什么不幸降临到她身上。”死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在罪恶滔天的法西斯强盗的摧残下，一个含苞欲放、才华横溢的少女就这样夭折了。
战争结束后，奥托·弗兰克回到阿姆斯特丹。他们的朋友米普和贝普将安妮的日记和手稿交给他。这些都是她们在盖世太保袭击后屋后在旧书报堆中发现的。奥托·弗兰克把安妮的日记抄录下来，作为纪念，在亲朋中传看。一位荷兰教授建议将日记公开发表。弗兰克先生把日记略加删节，就以《后屋》为名，于1947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很快就印行了好几版。1950年，海德堡兰贝特·施奈德出版社将日记译成德文出版，第一次只印了四千五百册，当时德国很多书商还不敢把这本书陈列在橱窗里，但是这本书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接着，它又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单是在联邦德国，仅菲舍尔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日记》袖珍本到1988年就再版六十余次，印数达二百二十三万五千册，多次被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其影响的深远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55年，日记被改编成剧本，在纽约演出，得到巨大成功，获得普利策奖和其他多个奖项。1956年10月1日，话剧《安妮·弗兰克日记》在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这四个德语国家的七个大城市同时上演。在法国，日记也由乔治·纳孚改编成剧本，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观众们从剧场出来时眼中都含着泪水，大家都为这个少女的真挚感情所感动。在阿姆斯特丹，朱丽安妮女王观看了演出。这个城市正是剧中事件发生的地方。《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演出的情况时写道：“当演出达到高潮和结尾——德国盖世太保猛击后屋门的声音响起时，剧场中发出一阵压抑着的啜泣声。幕落下好几分钟，观众仍寂静无声。皇室成员离开剧场后，大家才站起来。没有鼓掌。”在美国，《安妮·弗兰克日记》于1959年改编成动画片，1967年拍成电视片。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后来又发现了关于安妮的更多情况。1958年，德国作家恩斯特·施纳贝尔发表了一部很动人的作品，他曾访问了四十二个熟识安妮或是与她有过接触的人。1963年，一个名叫卡尔·西尔伯鲍尔的维也纳警官被查明就是1944年8月冲入后屋，逮捕弗兰克一家的盖世太保中士。他被撤了职。因为他隐瞒了这段罪恶的历史。1966年，曾在荷兰工作过的前党卫队中尉威廉·哈斯特和他的两名助手在慕尼黑被捕。这三人被控告曾指挥流放近十万名荷兰犹太人到奥斯威辛去，其中包括安妮·弗兰克。在审讯他们时，一个当过党卫队少校的名叫威廉·楚普夫的人证明，出卖后屋避难者的可能是弗兰克公司的一个雇员。那家伙得了一笔平常的奖赏：捉一个人得五盾（约合人民币十元）。西德法院判处哈斯特十五年徒刑，两名从犯分别被判处九年和五年徒刑。
安妮·弗兰克生前说过：“我要活下去，就是死了也要活下去。”她的愿望实现了。为了纪念她，荷兰成立了一个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这笔基金也用于未来的发展，帮助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提高修养。为此设立了一个国际青少年中心，作为各国青少年聚会的场所。位于阿姆斯特丹市普林森运河畔的那幢房屋被辟为安妮·弗兰克纪念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前去参观访问。
阿姆斯特丹市的蒙特索利学校——安妮的母校——现在改名为安妮·弗兰克学校。在德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还有她的纪念处，代替她在贝尔根－贝尔森的无标志的坟墓。但是，最重要的是，她的日记被保存下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正如恩斯特·施纳贝尔所说：“她的声音被保存下来了。这是几百万被压制的声音中的一个，它说出了这几百万人是怎么生活的……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著名的法国女作家爱尔莎·特丽奥莱写道：“安妮·弗兰克如果还活着，也许会成为作家、诗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透露出一种早熟的才能，一种勾魂摄魄的感染力……对于那些要对这件丑事负责的人，安妮·弗兰克应该引起他们痛切的内疚；对于那些曾和小牺牲者一起受苦、同样受苦和为她受苦的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应当成为他们沉痛的回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具有崇高的人性，同时它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
《日记》的中译本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59年第五期《世界文学》发表了我翻译的日记的一部分，读者反应十分强烈。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把日记全部译出，以飨广大中国读者。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我把《日记》全文译成中文，并交由某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将译稿审读完毕，准备发排。但没有想到，当时刮起一股左的台风使这部书稿半途而废。十年浩劫后，这部稿子由于种种原因仍然被埋没在书箱里，尽管《书林》等刊物曾发表评论推荐它。1982年我去联邦德国访问，有机会去荷兰，终于实现了参观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夙愿。在联邦德国，许多德国朋友劝说我再次努力使《日记》在中国出版，因为它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已出版，在台湾、香港等地也已出版了中译本。我当时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国外曾有人对这本书提出疑问。如美籍学者夏志清于1983年5月在香港《明报》撰文说：“《少女日记》很可能不是安妮·弗兰克自己的作品，而是她父亲奥托·弗兰克同人家合造的赝品。《日记》当年太轰动了，刚出纸面本我就读了，连刪节本也看了。为了查一查《少女日记》出版日期，在哥大图书馆卡片目录上找到一本书，揭发《日记》是伪造的。奥托·弗兰克生前从不把女儿的日记示人，究竟一共有几本日记簿也大成问题。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安妮的字迹，也是不一致的。奥托1980年去世，死前曾上过联邦德国汉堡法庭，法官认为日记四册之一是用原子笔抄写的，而在1941—1944年间，荷兰还根本买不到原子笔。至少这一部分日记是安妮·弗兰克死后伪造的。按道理，此项消息大有新闻价值，但《少女日记》是大战后第一本反纳粹、同情犹太人的畅销作品，美国出版界一向是同情犹太人的，竟把消息封锁。《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皆不载此事，至今每年还有很多人到安妮·弗兰克荷兰故宅朝圣去……安妮·弗兰克已变成了犹太人民族浩劫的神圣象征。”1983年11月，我应邀参加了联邦德国文学翻译协会的年会，在会上认识了荷兰著名女翻译家英格博·莱塞纳（Ingeborg Lesener）。我向她请教了《日记》的真伪问题。据她说，《日记》由奥托·弗兰克重抄并删节了一部分，因为这些片段涉及目前仍活着的有些亲友，不宜公开发表，但《日记》绝非伪造，这在荷兰是已有定论的。听了她的介绍，我才放下心来。现在，事隔三十年之后，本书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也算得上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吧。
高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