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由于历史原因，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建国前后随军南下的干部占很大比重，大量培养地方干部，帮助他们迅速成长，是省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他们更熟悉情况，更便于联系群众。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1979年夏，叶剑英在广州接见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时即席讲话，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强调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要加强团结，希望外来干部要在广东扎下根来，同时又希望本地干部迅速成长。不料，短短几句很好的话却引起轩然大波。一是讲外地干部要在广东扎下根时，只提到习仲勋，没有提杨尚昆，于是就有谣传说你别看杨某人如何如何，他在这里长不了。一是叶剑英在讲话时问今天来了多少地方干部，地方干部请举手！他看到举手的人很多，表示非常高兴。于是就有人跑到杨尚昆办公室，说叶帅又搞地方主义了。这些造谣的人不懂得，要求外来干部在广东扎下根来，并不是说外来干部到了广东就一辈子不能调动了，而是说外来干部应该全心全意把工作搞好，更重要的是带出一批干部，教会他们怎样工作，有了接班人，这才是真正扎下了根。不培养地方干部，什么都要自己去干，一直干到老、干到死，也还是没有生根。
祝贺农民“恭喜发财”
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广东一些地方，例如龙门县，也出现了包产到户，承包土地搞小庄园、小果园、小竹园等，类似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此省委的态度是因势利导，基本肯定。1979年2月7日，杨尚昆在佛山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还有百分之几的人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大量逃荒的，国家搞成这样，令人痛心。当前，我们必须把局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最苦的是农民，首先是让农民喘喘气，休养生息。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争取农业大丰收，让人民吃饱肚子。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加强对农村的领导？我想是要的，不要领导，还要你共产党干什么？省委、地委都可以取消了。但是，这个领导不是瞎指挥，农民经不起折腾，因为农民底子太薄，今天这样折腾，明天又那样折腾，越折腾越穷。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要开动脑筋，多花气力。干部要深入到下面去，给农民当参谋，同农民一起商量什么事可以办，应该怎么办；什么事不应该办。有争论的，无非是你说服我，我说服你，不是压服，不要强加于人。当然，这样的领导工作方法，花费的气力要大些，要做充分的思想工作。现在要搞农业现代化，靠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一套经验是不够的，要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下点工夫，多考虑一些问题。”
杨尚昆在讲话中还讲了陈云概括的“全面、比较、反复”的辩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我们想问题，要先想想这一边，再想想另外一边，既想过去好的东西，也总结过去的缺点，要把脑筋打开，想得全面一点。还要进行比较，过去的经验，现在的经验，究竟搞得对不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反复思考，我这个点子出得对不对，照这样去做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出了问题怎样去纠正，还有什么办法比现在的办法更好的，叫做深思熟虑嘛！总之，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就把让农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同破除自己的思想顾虑，保护农民积极性、创造性统一起来了。当然，也会有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不是讲要坚决制止包产到户，决不允许分田单干吗，现在你杨某人又这样说，这是自己否定自己嘛！我说，凡是决定了的东西都不能改，不能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那是‘两个凡是’思想。”实践证明，省委是正确的，广东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广东，佛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工、副业比重大。1979年，佛山地区南海县农民人均年收入240元，这在全省、全国都是比较高的。1980年春节，杨尚昆同刘田夫、杨应彬等到南海县西樵公社给农民拜年，杨尚昆祝贺他们“恭喜发财”。在当时，省委领导人敢于鲜明地支持农民发财致富，影响就大了。后来，杨尚昆到番禺去，也讲“要发点财”，就是说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富裕一些，提出要善于利用广东的优越条件，把农林牧副渔搞得更多些，发展得更快些，大家要多想办法，怎样富？用什么办法富？要解放思想，不要被老框框限死。当然，致富要靠发展生产，不是搞歪门邪道。
推广“清远经验”
工交战线上的改革，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当时，广东出现了一个“清远经验”。所谓“清远经验”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清远县委针对当时国营企业徘徊不前的问题，在17个企业中大胆推行“超计划提成奖”，实行一年，总产值增长8.5％，利润增长2倍以上，税收增长30％，工人收入增长18.3％。与此同时，撤销了县工业部、交通局等部门，成立了统管全县工交系统人财物大权的县经委，探索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习仲勋专门为此召开座谈会，肯定了清远经验，他说：“‘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也容易。不要总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要让这朵花墙里也香。”当然，清远的做法还很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总结提高。当时，四川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已在100个企业中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而广州只有3个企业在试点。为了推动工业企业改革，市委决定派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范华带队到四川参观学习。
1979年9月，杨尚昆在广州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作了一次促进。他指出，同全国比较起来，广东的发展是落后的，而且相当落后。浙江、江苏、四川都比我们好。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赶上去。各单位生产任务完成了，还要补学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一课。要重新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把脑筋打开，因为多少年来，工交、财贸等方面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数思想上被框框限制住了，不敢想，更不敢干。就是说思想上有些僵化，前怕狼后怕虎。在新生事物面前总会有困难、有问题，甚至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可以改嘛！我们办工业几十年，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受苏联、斯大林时代这种建设方法的影响，就是中央集权，统得死死的，地方、企业一点自主权都没有，或者很少。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说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话虽然讲了，但是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现在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企业搞得好不好，制度有没有问题，要看这个企业的生产发展快不快，对国家贡献大不大，工人的生活改善得多不多。我们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完全是领导的事，而是要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共同来完成。要走群众路线。试点能否得到成功，主要决定于是不是走群众路线，是不是从群众中来，只靠几个领导人关在房子里苦思冥想是搞不好的。
解放思想试办特区
1978年11月，习仲勋在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广东毗邻港澳、面对东南亚，海外华侨众多，发展经济具有特殊优势，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实行对外开放；建议中央授权广东省委处理问题有较多的机动余地。这些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习仲勋回到广东，立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杨尚昆到广东后，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后半段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搞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合作经营。开始省委想在深圳办个特区，设想叫“对外加工贸易区”。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和省委主持经济工作的王全国到北京参加了会议。行前，4月2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起草的《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汇报，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请求中央考虑广东的特殊情况，让广东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允许吸引外商来投资建厂，将深圳、珠海和汕头的一部分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考虑到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写出正式报告已经来不及，决定委托王全国在会上口头向中央汇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肯定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坚决支持广东、福建两省大胆实践，特别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并把拟办的“对外加工贸易区”定名为“特区”。会后，中央派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后来，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指出，“两省实行对外经济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地方有更多的主动权，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对待办特区的问题上，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部门就持反对意见，因为一办特区，这些部门的权力就削弱了。1979年10月4日至10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澄清了在办特区问题上的糊涂思想，说服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给广东省委以巨大的支持和力量。
1980年3月下旬，谷牧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几个月来，两省省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认真贯彻中央50号文件，做了大量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试行新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及时地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的问题。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措施是可行的，要认真贯彻落实。”
为建设祖国南大门作贡献
中央批准广东实行对外经济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这就为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充分体现和发挥祖国南大门作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广州的进一步发展也存在许多困难，如广州的基础设施很差，煤、电、油、运等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1979年6月，广州市委三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了广州市的建设方针问题。根据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形势，提出要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原材料工业、支农工业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1980年2月，杨尚昆接见新华社记者，阐述广州市建设方针，介绍广州市对外开放的部署。指出，广州是我国南方最大的城市，有290万人口，工业企业3200个，产业工人60万，轻纺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2％。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79年广州市接待前来洽谈的外商400多人，签订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同600多项。广州即将成立对外经济委员会以促进和协调与外商和港澳商人之间的经济合作，给海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方便和优惠。这次谈话同时用中英文播发，法新社、美联社等迅速转播，香港《大公报》作为专稿用了较大篇幅详细报道，扩大了对外影响。
1980年4月21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北京市城市建设方针问题，认为首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有自己的特点，据此，提出了首都建设四条指导思想。参照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针的指示，结合广州的实际，广州市委于7月8日、11日、12日三次召开常委会，讨论《广州市总体规划大纲》和《广州市发展国民经济长期规划（1981—1990）》，重新认识广州的特点，认为把广州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秩序、道德风尚良好，卫生清洁、文明的现代化城市，在国内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今后的建设方针应该是“把广州市建设成为一个以轻纺工业为主，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科学文化先进，环境整洁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就比1979年6月的提法更科学、更完整了。
7月25日，广东省委常委听取广州市委的汇报，充分肯定了市委的意见。9月2日，省委印发了《省委常委讨论广州工作的会议纪要》，指出：“广州市是广东省的省会和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华南的经济中心、进出口口岸和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国际通道，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橱窗。广州市的工作做得好坏，对我省四化建设和我国的对外影响关系很大。”“省和广州市是一个整体。省如果不重视广州市，全省工作就没有抓住重点；广州市如果不面向全省，广州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就难以发挥。广州市要求好，必须依靠全省；全省要求好就要重点把广州市建设好。无论是全省离开广州市，或是广州市离开全省，其结果都必然会给经济文化建设带来困难。”“省、市各级党委、各部门和广大干部要统一对广州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加强团结，互相支持。省各业务部门对广州市的工作要多帮助、多支持。党政军民都要为把广州市建设得更好而努力。”
在中央和省里的支持下，广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迈出第一步。
1980年11月杨尚昆调离广东后，对广东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关心的。1983年2月，杨尚昆同廖承志一起，参加了广州白天鹅宾馆和华侨酒店的开业典礼，并考察了深圳、珠海两特区的建设情况；1984年1月，杨尚昆和王震陪同邓小平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顺德；1985年8月，杨尚昆到广州出席了花园酒店全面开业典礼；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杨尚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同时前往，1月21日赶到深圳，同邓小平会合，陪同他视察了深圳、珠海，随后又陪同他视察了上海。一路上，邓小平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谈话，回到北京以后，在杨尚昆极力推动下，中央迅速整理、转发了邓小平那篇著名的“南方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