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会对石季婉说：“我去办报是为了钱，不过我相信这样做，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不然我也不会去。”
明明是替日本人去办报纸，嘴上却说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好处，这话说出来之后，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这次他破釜沉舟，下定决心为日本人服务，其实，他的内心不是不明白的。
他之所以再三地向石季婉解释，无非是想向她证明，自己即使不当南京政府的官，也还是有别的用武之地的。
虽然他口口声声把国家和人民当作是他办报的借口，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除了为钱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他自己的野心。
他不甘心就这么被汪伪政府给一脚踢了出去，他想要出人头地，他想要压过整他的那些人，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
他想借助于日本人的手，重新东山再起，实现他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
但是，国难当头，他直接投靠了日本人，他不是不知道后果是怎样的。
整个汪伪政府，就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但那至少还打着立足中国的旗号。
而现在，他却赤裸裸地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成了一个公然的汉奸，直接在日本人的领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洗脑了。
虽然他表面上说的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他现在正在做什么，他心里自然是清楚得很。
所以，当他对石季婉说起这些的时候，不免还是有些心虚的。
可是，听了他的解释之后，石季婉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因为她一向对于政治这种事情，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虽然她也经历过香港沦陷，经历过上海沦陷，但她一直都是麻木地看待着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得过且过。
她只关心她现在过得好不好，能不能生活得下去，至于其它的事情，她觉得轮不到她来关心，也轮不到她来管这些。
况且，她知道自己也管不了。
在认识杨世会之前，曾经有一次，她去外滩时，看到一个警察在打人。
当时这个警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只是因为一时兴起，就拿起警棍向一个少年打去。
那是一个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
少年可能是吓坏了，也不跑，只是害怕地站在那里。
警察一下又一下地打着那个少年，石季婉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一向很少有正义感，她自己不想看见什么，就会装作视而不见。
可是这一回，她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回头去看，气塞胸膛。
警察每打一下那孩子，她的心就收缩一下。
打完之后，警察朝她这边走了过来。
石季婉恶狠狠地盯着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来，希望能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
可是那警察却觉得有人在注意他，脸上现出得意的神情，并若无其事地紧了紧腰间的皮带。
然后，他走到一边，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但是脸上却带着寒酸相的人，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动手打他，只是嚣张地看着他，同时一手按着他腰间的警棍。
那人吓得瑟瑟发抖。
石季婉非常的生气，不过，她当时并没有想起什么阶级革命。
一气之下，她只想去做官，或者去做主席夫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走上前去，直接给那个警察两个响亮的耳刮子，打得他找不着北。
可是，她深深地知道，自己也就只是想想而已。
似乎也就仅限于那一次，她想与政治有一点的瓜葛。
但是之后，她就又恢复了以往的那种冷漠。
对于杨世会，她从来不去过问他在政治上的任何事情，她也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时事。
有时候，杨世会给她讲起官场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也只是听听，但是她从来不会主动去问。
就像她从来不会主动去问母亲和姑姑的事情一样，如果她们告诉她，她就听听；不告诉她的话，她也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奇心。
乱世之中，她也只有杨世会和姑姑这两个人可以依靠了，所以，她不想对杨世会的事情知道太多。
她明白，即使她知道太多，也没什么用，而且，还有可能会成为她的心理包袱。
所以，她索性也就听之任之，根本就不去关心。
虽然两个人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去触碰时局，但是杨世会有时候悲观起来，还是会对石季婉说：“将来万一那一天将要来临时，我必定能逃得过，头两年里我可能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然隔了银河，亦必定能找得见。”
她马上依偎着他说：“那时你可改变姓名，可叫石牵，或者叫石招，天涯海角也有我在牵你招你。”
杨世会这次去武汉接管《大楚报》，还带去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一个叫郁江亚，是一个著名作家的弟子，在文学圈内颇有名气；另一个名叫史东飞，北师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名叫刘佩奇。
史东飞和刘佩奇两个人以前都做过编辑，所以他们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
到了武汉之后，杨世会自己做报社的社长，他安排郁江亚做副社长，史东飞做总编辑，刘佩奇做撰述主任。
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武汉的空袭渐渐地密集起来。
美国的飞机一天比一天多，反复地轰炸日本人的地盘，甚至连位于江汉路的《大楚报》的报社也未能幸免。
报馆屋顶以及二楼编辑部也起了火，大家好不容易才把火扑灭，整个报馆几乎成了汪洋的一片。
而整个武汉则像是下了一场的沙尘暴，刚换洗的衣服，马上就又龌龊不堪。
人们的脸上，都像是从烟灰缸里洗过一般。
大家都一身的烟火气，一个个脾气大得很，见面之后除了炸弹，几乎没有别的话题。
史东飞本来就是有名的爆脾气，他和郁江亚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埋怨这个地方不行，没有一点能比得上北京和上海，非常想念北京和上海的一切，包括吃的喝的，还有女人。
郁江亚则是无限想念他在北京的家以及太太，他对于武汉的这种日常生活，也是一百个不满意。
汉阳县的县长为他们在县立医院的楼下，清理出两个大房间让他们四个人住，白天他们就渡水去报社上班，早出晚归。
郁江亚平时喜欢去朋友家聊天，于是，报馆营业部的人就专门给他在汉口德明饭店开了个房间。
每天下班后，他就与史东飞两个人去那里与朋友小聚，直到天很晚了，才提着灯笼回到县医院来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