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移民屯垦，发展屯田制度。民以食为天。重视农业，增加粮食生产无疑是解决财政危机的一个有效途径。而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则又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根本方法之一。于是，一些水利工程纷纷开工。但是，此法收效太慢。而且为修这些水利，还需先投入巨额的人物、物力、财力，仅漕渠、河东渠、龙首渠几项便投入钱物十个亿。有的水利工程失败，大量钱物白白流失，有的于农业生产收效也不如预期的大。
所以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汉武帝又采纳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议，在边地设置了“屯田官”，并大规模地实行移民屯垦。
公元前127年春，匈奴入上谷、渔阳，杀掠吏民千余人。武帝派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朔方以北的高阙，又向西至符离，斩获数千，凯旋而归，收复了今河套一带的河南地。汉武帝置朔方、五原两郡。为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汉武帝下诏，招募农民十万户，屯卫朔方、五原郡。
公元前119年，山东遭遇洪水灾害，民多饥乏，武帝派遣使者调拨郡国仓库中的粮食救济灾民，仍不够用，又“募豪富”把钱粮“假贷”给穷人，还是不能相救。于是，汉武帝再次诏令，“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元狩四年是卫青、霍去病分道袭击、大败匈奴的一年，此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于是，这一年军屯也有大发展，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此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桑弘羊掌管财政后，又在西北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屯田。
公元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及河西一带都设立了田官，共征发戍田兵士60万人。
移民屯垦原是文帝时晁错倡导的一项抵御匈奴、保卫边防的战备措施，那时汉文帝为了充实边防力量，招募了大量的移民到边疆屯田。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通过徙民屯田和军队屯田，开发西北地区。东汉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就是说汉代开发西北等边地是从武帝时开始的。如果说文帝“募民实边”为民屯之始，那么，武帝的军队屯田就应为军屯之祖。此后，历代都有不同规模的屯田，都被统治者认为是加强边防、绥靖一方的良策。
财政上，“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国家干预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转型的完成期，其政治上的标志就是中央集权大帝国的确立。西汉财政困难大致在元鼎年间已露端倪，此后日趋严重，形成危机。要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就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从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汉武帝刘彻先是起用酷吏张汤，采取酷法手段，结果因违背了货币经济的规律，滥改币制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开始启用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设计新经济政策，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宏观调节和控制，增加财政收入，确保“大一统”政治目标的全部实现。
号称“理财三杰”的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为汉武帝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来源于《管子·轻重篇》，其基本思想主要是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干预和调控，以便更高效率地聚敛财富。这种干预一方面是国家对主要工商业直接组织的垄断性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则是在对市场经济、商品交换规律了解的前提下，运用货币工具和金融、政治等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政策性和行政性的宏观调节和控制，通过“张公室，抑私门”，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目的。
这种宏观调控思想是以“轻重论”作为理论核心的。“轻重”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个经济范畴，最初是指货币购买力，小为轻，大为重。后来人们逐渐扩大了“轻重”概念的使用范围，不仅货币有轻重，其他物品特别是商品也有轻重，价格低者为轻，高者为重。研究货币和商品的轻重关系，以服务于国家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就是轻重论。
在轻重论中，管子特别强调轻重论体系要建立在对货币和粮食的认识及利用上，并把这两者作为控制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管子提出“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意思是说，货币购买力高则商品价格低，货币购买力低则商品价格高。在古代农业社会，谷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民之司命”的地位，也就是百姓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管子认为谷物与其他商品存在着同样的相互关系，“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管子还分析了供求与价格的关系，“有余则轻，不足则重”，或者“多则贱，少则贵”，即商品供过于求则价格低，供不应求则价格高涨。这些理论构成了管子的轻重论的基本内容。
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手段上，管子注重对谷物和货币的控制，并通过对这两者的控制来达到调控国家经济的目的。在谷物调控上，管子通过粮食的收放控制粮食的市场流通量，同时建立粮食储备制度。管子还主张实行轻税率并控制货币铸造权，严格限制货币的发行量，疏通货币流通渠道，利用货币信贷扶植农业生产。这样，国家控制了货币、粮食及其他自然资源，有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就可以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充分利用“以重射轻，以贱泻平”的原理，即在市场和物价管理中，国家采取人为手段，造成商品供求变化，引起市场物价的波动，使国家取得对商品、货币流通的支配权。在行政管理上，管子特别重视国家的权威，运用行政命令、强制性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行政手段、行政方法来管理经济，主张对事关全局的经济活动，必须通过行政管理加以直接控制。
以轻重论为内容的宏观调控理论，使中国古代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思想发展成一个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战略目标、理论原理和管理方法手段在内的庞大的学说体系。应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的理论。
依据“轻重”的这些理论，汉武帝以“强本弱末”、“强干弱枝”、“利出一孔”为基本原则，用“轻重之术”为经济杠杆，将“兴利之臣”作为政治杠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对西汉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革货币制度，统一铸币权西汉前期，币制很不稳定。高祖刘邦在位和吕后掌政时期，钱币多次改制。文帝时用四铢钱，而且允许私人铸钱，并下令“除盗铸钱令”，致使“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武帝即位之初，盗铸金钱罪当死者数十万人，自首免罪者百余万人。可见私人铸钱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严重影响。而且由于允许郡国私自铸钱，为封国割据势力的膨胀创造了条件，非常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第一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所谓三铢钱即半两十二铢的三分之一重，故称三铢钱，实际是重四铢。
第二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36年。“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文帝时所发行的四铢钱，其文“半两”。所以，这次武帝的“行用半两钱”（一两为二十四铢），实际是恢复文帝时四铢钱。这次改革由于盗铸的缘故又未成功，盗铸的办法是铸重量轻的钱或磨取四铢钱的铜屑再用而铸新钱，这样就发生了“钱益轻薄而物贵”，“远方用币烦费不省”。所以，不得不再进行新的币制改革。
第三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9年。发行新币“白金三品”。所谓“白金三品”是以银与锡白色合金铸造的三种货币：一种是龙文币，重八两，圆形，名“白选”，值三千钱；第二种是马文币，重六两，方形，值五百钱；第三种是龟文币，重四两，狭长形，值三百钱。此时银一两值三铢钱四十二文。而政府规定的都大大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盗铸白金币，自然会获厚利。所以发生了“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当时“民为奸，京师尤甚”。发行“白金三品”的目的本来是为“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在“吏民”如此“盗铸”的情况下，这一目的自然无法达到。后来政府稍为降低了白金币的作价，民众并不重视、使用，政府以法令强制无用。
第四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8年。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廓，背面则轮廓俱备。其特点是铸钱技术有了显着改进，以往铸钱只一面有文，背面无文，可磨取无文的背面铜屑铸钱。这次规定背面再加铸一道边，使人无法磨取铜屑。这是防止盗铸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措施。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廓，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
第五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6年。“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在这种情况下，公卿请下令：京城铸造钟官所铸的“赤侧（边）钱”，一个“赤侧钱”等于五个旧铜钱，交纳赋税和官用的非用‘赤侧钱’不行。赤侧钱发行后，白金币价格减贱，过了一年多，白金币废不行。过了两年，赤侧钱贬值，想了种种办法使用，还是不便，就被废除了。
第六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3年。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所有私币运到京师销毁。指定由“上林三宫”，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铸造五铢钱，作为国家统一法定货币，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因重量为五铢，故又称为五铢钱。新铸的钱外圆内方，边有周廓，钱上有“五铢”二字，重如其文，盗铸不易。这是继秦统一六国货币后，汉朝着名的“铜本位”第二次货币统一政策。币制的稳定和巩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五铢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标准货币，一直使用到隋朝，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最多、使用最久的货币。汉武帝统一货币，把铸钱权收归朝廷，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统一国家的巩固。
近现代各国都是国家垄断着制造、发行货币的权力。武帝在当时实行了这一点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有利于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和稳定国家的经济生活。因此，不难看出，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最后是成功的，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置均输，行平准西汉前期，各郡国都要向朝廷定期上交贡物（即进贡），贡物种类和数量是根据朝廷需要决定的。由于朝廷所需常常与各地的特产、物产不一致，所以各地为满足朝廷需要往往要到外地采买。这样，不但给商人造成了哄抬物价的机会，而且增加了长途运输的运费与损耗，甚至出现了运价高于货价若干倍的不正常现象。各地官员又常把这些费用摊派到百姓身上，百姓负担加重，常叫苦不迭。
因此，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公元前115年，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烦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物资仓库，储存货物。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在国家不受损失的前提下，既解决了多余货物的出售问题，又满足了国家与百姓对一些物资货品的需求，防止了大商人牟利。
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公元前117年，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公元前114年，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到公元前110年才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昏聩迷信，轮台罪己
汉武帝刘彻，一生在位54年，他内揽大权、外征四夷，征战数十载，彻底解除了中国北方的外患，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铁血帝王；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劳民伤财，致使帝国人口减半，建汉六十余年积蓄几乎全都用于战争和土木建筑上，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是一个专横独裁的专制帝王；到了晚年，他更是赴泰山封禅、东海寻仙，迷信鬼神、方士，已不复往昔之英明，成了一个迷信昏聩的凡夫俗子。但刘彻能够及时地幡然悔悟，遂下千古闻名的《轮台罪己诏》，以示其错，开皇帝之先河，能够公开改过、改变政策，使西汉盛世持续发展。因此，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这种气魄和功绩就连秦皇、唐宗、宋祖也难以比拟。
泰山封禅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仪式。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可说是最盛大，但也是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所谓“封”就是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而“禅”则是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向天地宣告人间太平。
中国古代帝王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不约而同地宣传“神权天授”的理论，封禅是帝王表示自己与天沟通的方式。古代封禅泰山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下太平、国家兴盛；二是天降“祥瑞”。国家兴盛说明帝王功高德显，天降“祥瑞”说明上天对帝王的表彰，帝王要用一种方式回告上天，这就是封禅大典。
泰山封禅是泰山最重要的历史文化特色。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历史上历朝皇帝对泰山的顶礼膜拜，才使得泰山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象征作用，泰山才逐渐演化成为中国的“国山”，从而在名气上凌驾于其他名山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