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许多犹太人也和后来的丘吉尔一样乐观。丘吉尔提到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应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新的机会，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也预示着犹太人即将加入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前途一片光明。
但刚刚迈入20世纪，就爆发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无情摧毁，许多犹太人感到非常震惊。在俄国，首先给犹太人当头一棒的是《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出版。这本书虚构了一本会议“记录”，指控犹太人试图通过操纵媒体和全球经济来控制世界。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广为传播。
比亚利克指出，犹太人上千年的流散不但剥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还腐蚀了他们的感知能力。换言之，流散生活毁掉了犹太人。犹太传统中的律法体系在历史上曾帮助他们在混乱的世界里获得了纯净而神圣的空间，但现在却禁锢了犹太人的灵魂，让他们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总而言之，他认为犹太传统是一颗摧毁犹太人人性的毒瘤。
所以，对比亚利克和许多同时代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一个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避难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才能创造“新犹太人”。他认为重新打造古老马卡比家族的时机已经来临，犹太民族应当获得重生。
因为基希涅夫事件而发生深刻转变的远不止比亚利克一人。在赫茨尔看来，基希涅夫事件再一次证明犹太人迫切需要自己的家园，不管这个家园在哪里。赫茨尔很早前就思考过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国的可行性。现在，由于同奥斯曼帝国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他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之外的建国方案。
在1903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赫茨尔提到了基希涅夫事件，他说，基希涅夫不是一次事件，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状态。他说：“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他在给马克思·诺尔道的信中提到，他们应该接受英国关于犹太人在东非建国的提议。他提醒诺尔道说：“这是唯一的提议……总之，我们必须抓住眼前这个政治机会。”但反对者的力量更为强大，谁愿意在某处安家后马上又离开？
赫茨尔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无法控制的风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分裂，由此造成的损害，赫茨尔短期内无能为力。
犹太复国主义者纷纷卷入激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人们逐渐淡忘了在乌干达建国的想法，仍不断有新问题涌现出来。这时已逐渐清晰的是，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是犹太人未来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恰恰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人们存在严重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场纷繁复杂、充满争论的对话。
大家很明白，因分歧而走向全面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大会决定回避乌干达方案，只对方案的可行性投票表决，即使这样也激怒了许多代表。投票结束后，带头反对该方案的耶希尔·塔希利诺愤怒地冲出会场，另外128名代表随他一起离开。
会后，赫茨尔感到非常沮丧。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境地让他痛心疾首，自己的提议又让他苦心经营的复国主义大会分崩离析。1904年春天，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战术错误，作为补救措施，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常务会议上表示：“我们的方案只能落实在巴勒斯坦。”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和解会议”。
1904年7月3日，年仅40岁的赫茨尔因心力衰竭去世。
阿哈德·哈姆给出了不同的提议，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当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而应当建立一个由犹太世界精英人士组成的“聚集地”，这个精神中心能够丰富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生活。
在他看来，犹太人不应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锡安一地。他并不看重主权，故而能够接受不同类型的犹太教在不同地方各自繁荣的想法。他相信犹太人可以在美国实现繁荣，他自问自答地说：“去以色列地还是去美国？答案是，美国和以色列地都可以，犹太人问题的经济方面需要在美国解决，但理想方面……只能在以色列地解决。”
不管是主张建国还是反对建国的方案，有一点是相同的，方案制定者都希望大量犹太人来到奥斯曼帝国管辖的这个省，这一点在当时看来希望十分渺茫。
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马克思·诺尔道是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投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出生于佩斯一个正统派家庭，曾当过德国自由主义报纸《福斯报》驻巴黎记者，一度告别了犹太世界，成为一名德国知识分子。为了拉开与犹太遗产的距离，他不惜将本姓“苏德菲尔德”改掉。
千百年来，犹太人认为不能主动回到先祖之地，除非得到上帝的指引。个中缘由，主要就在于这短短几行经文。大多数人明白，回到那片土地必定要使用武力，这将违背他们的誓言。讽刺的是，包括布里特沙洛姆部分成员在内的世俗和平主义者也像宗教人士那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武力。
其实这些誓言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宗教人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经过千百年的流散，犹太人认为世界只存在两种状态：流散和救赎。这很像耶利米的预言：当造物主说时间已到，犹太人就能回到那片土地。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认为继续流散、等待上帝救赎是他们的宗教义务，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历史和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人的手里，这违背了犹太教的本质。
还有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像极端正统派教徒那样在原则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介意犹太人自己掌握历史的命运，但他们对犹太复兴的展望和世俗的主流观点还是存在差别。早在19世纪晚期，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开始萌芽，但形成体系还是在1902年以后，j这一年召开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点是犹太文化。同年，第一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米兹腊希诞生。成立该组织的宗教人士主张，光靠文化根本维系不了犹太教，信仰上帝和遵守诫命历来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核心。自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以来，遵守犹太律法就是犹太人生存下来的关键，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只有把宗教作为核心，犹太复国主义才有意义。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成功建国，但这些观念不同、相互对抗的团体将继续存在于这个匆匆宣布独立的国家当中。尽管意见相左，但这些人不得不一起生活，一起去爱，一起上战场，一起建设这个国家，甚至一起去死。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以色列动荡而分裂的政治生态正是早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延续。犹太国建立后，犹太人才开始学习如何在一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