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地理图谱上，发生于浙江的生动事实具有如下无比鲜明的特征：改革首先从无数个村落萌生，由千百万农民掀起惊天巨浪；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甚至目不识丁，但执拗坚忍，前赴后继；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故事的第一主角，并在乡村中国放射出最绚烂的霞光；更为幸运的，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后累累财富的重要分享者。
40年前，浙江农民最初的改革冲动缘于“吃饱肚子”的强烈渴望。这一无可厚非的需求，却遭受了是走社会主义“阳关道”还是走资本主义“独木桥”的严厉斥责。
迟到的“包产到户”
在中国改革第一突破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上，至少从全省范围而言，浙江却显得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
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对以下论断作出了历史性定格：批判并抛弃了“两个凡是”；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1982年8月9至17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主题十分明确——“研究确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措施”。会议的结论亦极为鲜明：“凡是宜于农民个人、一家一户或小组干的事情，都应该放手分包给他们去干”，“只要是有利生产、群众满意的，就不要轻率变动，更不要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
从1953年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开始，包产到户就被划作人民公社体制的天然公敌，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变通与突破早已在离北京千里之外的中国各地乡村悄然萌动。
1977年11月15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主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被称为“安徽六条”的文件。文件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甚至可以责任到人。这就为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开了路。到1979年春耕时，包括安徽农村在内，全国已有200万个生产队的3亿名社员公开或半公开地推行了距离包产到户仅一步之遥的包产到组。
浙江传来的消息似乎就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11月25日，《浙江日报》披露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因黄豆苗引发的“犁豆风波”。
比小岗村早22年
1998年7月27日，在温州永嘉县上塘镇“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致辞。穿越42年的时空，他的话在会场久久回响：“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做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杜润生：永嘉县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然而，有一位最重要的被邀请者缺席了。他已经永远地伫立在了历史的那一端。
他，就是李云河，42年前永嘉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当年永嘉包产到户的直接领导者、实践者，在这次纪念会召开前20天因患肝癌离世。7月3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李云河在病榻上口授了原拟赴会永嘉的发言提纲。他说：“几十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中国要稳住，农村是基础；不到户农村稳不住，‘包’字是基础……从理论上看‘包’字很简单，但是我们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作为纪念会的特殊代表，李云河的妻子包于凤手捧骨灰盒来到永嘉。在清澈如水晶般的楠溪江畔，包于凤将李云河轻轻送回了那片大山，送回了萦绕着他执着梦想的大地。
1956年首倡包产到户的永嘉实践，比小岗人的传奇早了整整22年。
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全县高级社主任参加的千人大会，提出推广燎原经验，“多点试验包产到户”。几个月内，永嘉有200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总社数的24%。
然而，在“左”倾思潮如日中天的年代，作为“早产儿”的包产到户从一降生就注定了多舛的命运。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没几天，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已面临被腰斩的危险，坚决打退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迅速升级为首要政治任务。包产到户转眼成为“包着糖的砒霜”，热衷于包产到户的人被指责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
轰轰烈烈的包产到户永嘉实践，不得不暂时画上了一个苦涩的逗号。但这仅仅是“逗号”。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数年，由于浙江官方的观望与迟疑，包产到户在永嘉依然是没有名分的“私生子”。里湾潭大队所在的五濑公社党委书记回忆说，那些年，针对包产到户，永嘉的官意和民意之间上演了3出戏：第一出是《武松打虎》，县里坚决要把社员自发的包产到户打下去；第二出是《陈州放粮》，社员消极对抗，荒着田不种，次年县里只好发放10万斤返销粮和数万元贷款进行救济；第三出是《红楼梦》，政策总算有了松动，社员怕多变，包产到户又成红楼一梦。
谁是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从永嘉燎原社到凤阳小岗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脉的顽强的中国农村变革冲动，终究汇成浩荡洪流。既然是承载亿万民心的洪流，李云河、戴洁天们就肯定不会是孤独的英雄。
他们三人的共同特征是，都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毛泽东寄过信；信的内容均为满腔热情地为包产到户歌功颂德，从实践或理论诸方面论证包产到户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都引起过各层面的强烈反响并招致了严厉打击。
至于“整个”和“半个”的悬疑，我收集了他们三人寄送给毛泽东的主要文章细心研读，字里行间大抵可以断定，冯志来与陈新宇的文章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思辨色彩浓郁，当属“整个”的两个。杨木水没念过什么书，其文章则立足于当地生产实践，朴素直白，那“半个”应该就是他。当然，这一结论只能是推测了。喧嚣与疯狂的历史一幕已经不在，曾经的那人、那事也从此变为无声。
他们胸怀赤子之心，他们满腔忧国之情，他们用自己的血和生命铺就了今天改革的通天大路。岁月的流逝亦不应将他们的灵魂淹没。
为了一份致敬，我仍愿意循着作家高光的描述，以粗略的笔墨记录下当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们顽强的抗争。
冯志来：一名兽医和他的“半社会主义论”。
中共十三大召开前25年，在与李云河包产到户的永嘉县相距不足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位年轻人书写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的《半社会主义论》，而且居然斗胆想和毛主席对话。
他，就是冯志来。
杨木水：从硬汉到死囚。
杨木水写下了一篇《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长文，整整一万字，可能比他一辈子写过的字都要多。
他思前想后，决定把这篇费尽心血的调查文章呈给毛主席。
陈新宇：为包产到户终身不娶。
急欲自我改造灵魂的陈新宇曾经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创造灿烂的新世界。1955年9月16日，他以《我爱农村》为题，撰文投书《浙江日报》。
从分水岭出发
改革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率先突破与大面积推行，带来了全国范围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日后的各领域改革奠定了稳健的经济基础。在浙江，我们也看到了足以佐证的事实。据官方统计，联产承包全面开花的1982年，浙江第一产业农业的增加值猛增了15.7%。
1978年时，浙江户籍人口总数约4300万，人均耕地0.68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亩。即使是近30年后的2007年，虽然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连续23年高居全国所有省区之首，达8100元，但其中来自土地种植的收入不到20%。
20世纪60年代后，“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触及每一位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最高指示，构建乌托邦式理想王国的基点即为“一大二公”的高纯度所有制形态。
恰恰，包产到户来了个乾坤大颠覆，它明白无误地首先确定了人作为利益动物的天然属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有言：“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古自利也。”无论我们如何深恶痛绝，“私”不是人的原罪，在可以想见的历史阶段，人对于占有私利的强烈冲动，仍将是社会发展、文明进化的原动力。
进一步，包产到户明白无误地确定了个人——在现有社会关系属性下往往表现为个人的家庭化组合“户”——是追逐利益最大化、最优化的基本细胞。“户”，由此而得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主体。在以后的章节描述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以温州为例，从最初的小作坊、夫妻店式的家庭工场到联户经济再到股份合作企业，乃至规范化的现代股份制有限公司，“户”构成了一切高效经济活动的起点和最广泛基础。
浙江40年改革演进的真实脸谱，自发的、广泛的、活力四射的民间创造始终是社会前行的第一力量。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与无措之后，逐步校正方位，投身大潮，成为改革发展坚定的推动者与维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