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述已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所以能成为最早的两个文明中心，是因为就整体而言，这两个地区的地理条件赋予了生活在那里的民族超过其他地方的优势。这两个中心的兴起，又影响了周围其他地区的居民。自然地，居住在这两个文明中心之间的土地上的民族，受到的影响也许一时没有其他民族大，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受到的影响持续时间更久，也更有效。
尽管古埃及两侧都是几乎无法逾越的沙漠，但在它的东北角，沿地中海海岸沙漠外缘的近海地区不像其他地区那么干燥，再往北去则是一片有着较充足水源的丰饶的沿海低地和内陆丘陵地带，这里是非利士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的故乡。这个地区之所以极为重要，就在于它是两大早期文明中心之间的连接纽带。至此，在对文明进步和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又将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地理支配。
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地理条件，是对陆地和水体分布的依赖。显然，人必须在陆地上生活，国家也必须建立在陆地之上，因此，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应把陆地放在首位。虽然人们不能长期生活在水上，也不能有益地利用水的能量并建立人类在水上的生活史，但是在另一方面，相对于定居来说，通过水路迁徙要比通过陆路更容易进行。陆地上有阻碍交通的各种障碍，要想通过，就必须克服或是绕过这些障碍，在这两种情况下，耗费的能量都谈不上有令人满意的回报。不仅如此，通过水路运送一定数量的货物，也比通过陆路所需的能量少得多。也就是说，水体比陆地更适合充当将人和货物从一地运送至另一地的“通道”。
因此，陆地和水体的地理分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海上交通之所以便利，只是因为海洋连成了一片，而陆地却分成了许多块。但是对那些早期的民族来说，即使在经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之后，未知事物的神秘感仍妨碍着他们对海洋有进一步的认识。每个人都熟悉陆地，但是生活在富饶地区的人们与海洋之间有湿地相隔。陆地上的河流人们都熟悉，但是无人了解大海，冒险出海漂泊更是一件可怕的事。人类对海洋的发现和认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从那以后，海洋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它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成了将它边缘上的所有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发现和认识海洋的民族，就是这些居住在通往海洋的大陆通道上的民族。这里的山脚下是一片狭长的沿海沃土，边缘上没有湿地，海水很深。这里的居民与海洋朝夕相望，不想它都不行，而且他们驾驶自己的小船出海也比其他地区的民族要便利得多。这一点同样意义非凡，因为地中海就是这样发现的。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地中海不仅是学习内河航运，而且也是学习航海技术的场所。顾名思义，地中海位于陆地的中央，因为它是一个内陆海，与大洋相比不仅受风暴的影响较小，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潮汐，对古代的水手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驾驶着小船，不管在何时何地都很容易靠岸。波斯湾和红海也具有这些优点，但地中海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此外，地中海还有这两个海域所不具备的其他优点。它的沿岸陆地大都很肥沃，且不乏天然的良港；多岬角和犬牙交错的海岸线，矗立水面的众多岛屿与大陆遥遥相望，常可作为航海者的避难所。地中海的确是培育水手的绝佳摇篮。当地中海的通道作用被发现时，居住在两大文明结合地带的民族、住在大马士革绿洲的民族、腓尼基人以及提尔和西顿等城邦的居民，在古代的那个小世界里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可以想见，以海洋为基础的文明形式，其发展必定滞后于前述的那些文明。显然，这些国家只有在认识到这条通道的作用之后才会有所发展，此后还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才会把思想上所受的刺激转化为行动。不过到公元前1600年时，腓尼基人已被视为海上商人，因此他们必定在那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冒险的生涯。他们最初有可能来自巴比伦尼亚，是当地驾船和做买卖的老手，那里的晴朗天空吸引了人们对天文学的兴趣，这对于指导他们夜间驾船航行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如果真是这样，新环境的刺激又会促使他们去往新的方向。先是西顿，然后是以提尔为首的沿海城邦国家的居民，驾船出海，驶向蛮荒之地，并且愈行愈远。一开始，他们可能是去寻找用来给王公贵族穿的长袍染色的能提取提尔紫的贝类，这种需求总是在不断增加。
然而，寻找染料或许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做买卖或者从事任何形式的贸易，只要得大于失就是受欢迎的。而且在地中海的这一端和另一端都建立起殖民地，会使他们的贸易更加安全。于是到公元前1000年时，腓尼基人以同盟的形式结成了一个整体，虽然这个同盟很松散，其实力却不容小觑。他们统治的土地面积的确很小，因为他们本质上属于商人，而商人并不需要大面积的沃土来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他们可以用做生意所得的利润来购买。提尔、西顿和迦太基只统治着它们周围很小的地区，它们的领土不像埃及和巴比伦尼亚那样连成完整的一片，而是零散地分布在地中海沿岸，通过地中海的纽带作用，将这些孤立的领土结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同类型的国家。不仅腓尼基人的统治是一个新事物，他们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养成的独特的道德观也别具一格。野蛮人的市场能够长期向他们开放，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必定受人尊重。贸易本质上是和平来往，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深谙此理，而腓尼基人则领悟得更深刻——他们学会了勇敢，却不像亚述人那样好战。经常驾驶着几叶扁舟远航苍溟大海的他们，不仅培育了高尚的勇气，也养成了热爱自由的天性，这使得他们能够不屈不挠地一再反抗亚述的淫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