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著名的商战时有发生，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时期，这些竞争手段固然体现了上海人积极进取、勇于竞争的商业精神，但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竞争手段还是较原始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竞争的结局虽然谁也不至于身败名裂，但从利润上来看，众多商家却都是“很受伤”实践证明这种竞争局面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利润都在竞争中消耗殆尽，发展也就谈不上了。
由于沪商在竞争中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后来纷纷由向外攻击转向为向内发展，努力加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适应正在到来的新竞争形势。
2002年上了福布斯富豪榜的沈雯，是一个很早便懂得从更新竞争手段方面建立企业优势的沪商。1982年，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吹起之时，他不断耳闻一些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下海经商的事迹，这时候的沈雯也想干点什么，但对于制鞋或食品抑或是其他什么，他却一时并无良图。此时他偶然听人说起刚传人国内的一种新技术——塑料包装，说这种包装如何简易方便，只需较少的投资就可以运转企业，而且可以作为加工业的基础_和必备品，产品销路很好。在经过了一番市场调查后，此前对包装一无所知的沈雯决定选择这个行业。他和自己的三个弟兄租用了一间不到60平方米的“蘑菇房”，借来3万元人民币，创立了“紫江企业”，创立时企业规模虽不大，但发展却十分迅速。
紧接着的第二年，沈雯便在当时的上海马桥公社联合村民办起了紫江塑料制品加工厂，扩大经营规模。
1989年，改革开放已深入人心，各地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食品加工业、制鞋业，还有电子行业都飞速发展起来，包装业的市场形势也一片大好。沈雯明白此时正是关键的跃龙门时期。他采用股份制的形式，组建了紫江（集团）公司，下辖7家企业，开始大举进军包装印刷行业。
与前面说到的“协大祥”、“宝大祥”同业间的竞争相比，时代自然大为不同，竞争的方式产生了根本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包装印刷市场江湖大乱，群雄争霸，大企业也在各地遭到阻击，地方性小企业则困居一隅无法展足。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包装印刷业逐渐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尤其是一些小企业，开展恶性竞争，互相拆台，再加上一些自己无力承制的中介性企业的加入，更为市场增添了变数。大型包装印刷企业遇到了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难题：如何发展下去？沈雯的办法是，把市场搞大。为此他开始在各地以合股形式建立分厂，使紫江企业在与当地地方性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手段的竞争，永远都是下乘之道。你给了客户回扣，其他人也可以给客户更多的回扣；你压低了价格，其他人还能把价格压得更低，甚至白做、赔钱做，只为了抢到他们的阵地——这样的手段当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也不能作为某一企业在市场竞争上的永远的利器。真正的高水平的竞争，应该不是针对对手，而是针对自己的。自己强大了，别人怎么恶性竞争都压不过你，你自然可以保持岿然不动。正缘于此，一些优秀企业家认识到：企业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己。
经历了无风三尺浪的险恶竞争，又经过市场经济的风吹雨打，沈雯找到了自己的航道，他开始意识到，培养起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关于核心竞争力问题，人言人殊。但中国企业家中不乏真知卓见者，“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一席话就很令人敬服，他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应该只是技术，而是企业那些独有的、无法仿效的东西。”全国的包装印刷行业产品大同小异，发展历史都不是很长，要说独到的东西，几乎谁也没有。你能生产的我也能生产，大家几乎都能生产，你能达到的质量我也能达到，大家几乎都可以通过努力达到，如此怎么才能创造出自己独有、别人无法仿效的东西呢，沈雯的办法是：借助于科技，不断生产领先市场走势的新型产品。
只要培植起强力无比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就可以持续发展壮大，一路向前。为此在一段时期内，沈雯不断致力于使紫江集团由一个普通的包装企业成长为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以他的经营理念看来，对科技的投入，无论是从当前情况看还是从长远角度看，均会为企业发展增添巨大的力量。
与过去的原始竞争方式相比，新一代沪商明智地回避了为争夺市场拼命杀价的混乱局面，而是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平稳摆脱了把众多企业拉下水的恶性竞争这个陷马坑，并引领着企业走上了靠技术和特色打市场的高层次竞争之路，集团企业也因而在竞争中变得更为强大。
3．追求实惠，以利为先
上海商人做生意，关键看能否赚钱，他们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实惠哲学成了上海商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上海人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上海人做生意，把经济利益作为惟一原则和目的，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虑因素还有人情关系、地位差别等，在上海，只要有钱赚，几个陌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而一旦经济利益达到，这一伙人就迅速解体了。
在买卖关系中，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来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
这一观念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则体现为上海人对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的重视，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在形式和功能、审美与实用之间，上海人更倾向于后者，这一点极像美国人。
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如在职业和就业选择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上海每年出国人数之多位居全国之首，而上海人出国的最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
因此，上海人做生意，关键看是否赚钱，因生意而谈判，只有利润是至关重要的，对他们而言，生意对手是谁并不重要，在多数情况下，双方素昧平生，并不需要相互认识，若能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当然最好，但那往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除非对手特别令人讨厌，否则，对手的人品相貌不会对上海人做生意有太大的作用，如果生意做成了，或者看起来有可能再次合作做生意，那么双方也许会决定继续交往，但这必须是在生意做成之后。
生意场上的社交是必需的，是生意人买卖活动的一部分，如上所述，上海人在社交中体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不像传统那样为了增加情感。与社交目的功利性相一致的是，上海人的社交多有短暂性、局部性、表浅性特点，因为利益的短期性，加之人口流动性大，上海人多倾向于短期内和社交对象保持良好关系，人与人之间盘往的程度较浅，像北方人那样知根知底，为朋友两肋插刀，哥们义气式的人际关系，上海人是少有的。因此，在外地人尤其在北方人心目中，上海人不义气，他们与上海人的交往多很浅，尤其是和上海的生意人交往，上海人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倾向，因而多给“重义”的北方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因为情感因素的淡化，上海人人际变往的原则——礼尚往来发展到极端层次：等价交换，有赠予也必须有相等的回馈。表现为三个基本原则：（I）不无谓地接受人情；（2）欠情要还，而且最好不要拖欠；（3）还礼和受礼的价格基本相等，这一原则在上海人之间执行得非常好，如过年送礼、喜事送礼等等，等价交换被严格遵守。
当上海人与北方人交往时，矛盾往往会出现，通常上海人不会无缘无故（指功利，如办事情）请北方人吃饭，而对北方人一面之交就热情备至的豪爽习惯很不习惯，担心吃了人家的饭是否要承担别样的责任。而北方人则对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十分看不惯，杨东平先生讲述两个故事：一位上海女学生参加一群北京青年的郊游，事后，她将所吃的面包、汽水、冰棒等的钱如数交付，使北京女友大为恼火，这种上海人的“经济自觉”，也是北京人所嘲笑的“小家子气”。另一位毕业分配到京的E海姑娘，邻居怜其孤单，时常请她吃饺子等，后来，北京的主妇发现了“规律”：每次请她吃过饭后，她总要回赠一些豆腐干、香肠之类的“礼品”。主妇不禁大怒：“我是可怜你，你倒和我算起账来。要仔细算账，你一袋豆腐干够吗？”上海人的乖巧知礼，在这里被视为小心眼和冒犯。
严格地说，近百年来，上海是座商业和金融城市，商品意识和等价交换观念已深入上海人的意识和日常行为中，这在北方人眼里看不惯，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今天，无疑会使他们适应和顺应今天的社会。它铸造了上海人的精明，至少在生意场上，吃亏的事不干。
台湾人应该说也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但他们也领教了上海人的商业头脑之精明和严谨。有人在媒体上专门写文章，谈生意场上与上海人打交道应遵守的几项原则。他们认为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索，而是明确地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上海人谈判，只关心利润，对手的身份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事，上海人绝对不干。谈判时要注重仪表，上海人习惯衣冠楚楚，也把外表当作衡量一个人素质的标准之一，在谈判时重视衣着，不仅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也体现自己的素养，是不可不留心的“小事”。与上海人做生意而需要请客送礼时，特别要注意礼尚往来的原则：礼重了，上海人吃不消，心理上有压力，不敢收；礼轻了，上海人为你做事不尽力。最好不要轻易收上海人的礼，因为还礼是再谨慎不过的事，弄不好是会气走上海伙伴的。
4．遵守秩序，“丑话说在前头”
——理性的上海商人
守法守纪，遵守秩序是上海商人的基本观念
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即使在旧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为当时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压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没有可依仗的传统势力，那就只好凭自己本事吃饭，大家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因此，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这一经商意识沿袭至今。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谈到，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在广州的一个朋友说不想和上海人做生意，愿意和北京人做生意。10年后，生意人普遍的感觉是愿意跟上海人做生意，他们说，跟上海人做生意开始谈很难，但是谈好以后，上海人的履约程度高。这就是现代契约精神，在上海这个城市又重新破土出芽，而且得到了中国其他地区人公正的评价。
上海现代商业历史长，尤其是西方数百年商业传统对上海的深刻影响，使得上海商人形成了凡事讲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较为重视合同契约在商业行为中，要求有一套维持共同活动的规范，这使得上海商人遵从约定俗成的商业规范和商业伦理。
长期的职业训练和商业历练，使得法制观念和契约意识深入人心，内化为上海商人的基本素质和自觉意识。有一年，大雾笼罩黄浦江，早上许多职工从浦东乘摆渡到浦西去上班，因为抢着过江，结果发生混乱，踩死了13个人。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现在，许多年轻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且不评判这件事的具体意义，也不说这里面也可能有怕扣除奖金等个人利益，从文化观念上看，制约上海人的主要还是一种遵守契约的精神，他们觉得既然拿工资就应该准时上班，不能因为外界因素就随便缺席迟到。一般来说，上海职工中借口客观理由而上班缺席迟到也不是没有，但一般而言不受同情。
长此以往，上海商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上海商人的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
上海商人不做违法的生意，这虽不能说是绝对的，起码是大多数上海商人的共识。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的参与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来，不违法难赚大钱是其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频频发生，但上海人做这种事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
在上海的传统商人那里，也少有欺行霸市之徒，他们都在约定俗成的规范下开展自己的经营活动，换句话说，上海商人的行为都是可以摆在桌面上的。
因为守法守纪，上海商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据，他们契约意识强，重合同。
上海商人注重规矩，注重合同对双方的约束。因此，外商来沪洽谈时，往往成功率较高，外商一般认为，同精明的对手合作好处大，与上海商人谈判成功比较困难，但一旦谈判达成，因合同规范，细节考虑周到，因而成功率高，统计显示，上海外资企业成功率高达98％，遥居全国之首，20世纪80年代末，连续三年的全国“十佳”合资企业评选，上海均占半数。
谈判，必须按照一般谈判的规范和程序进行，如选择地点、确定谈判议题、谈判的等级，如此等等，必须按约定俗成的规矩进行。
与上海商人合作，必须签订合同，而且合同必须清楚明白，面面俱到，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后果都要有清楚的估计，并有合理的对策，而合同的制定必须完全符合法律、行业规定及当地政府的各种规定，不能够产生因可预见的主客观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状况。
他们在签订契约的时候，非常讲究谈判艺术，千方百计地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签订了合同，就必须履行，所以他们格外地小心和慎重，一定要使自己签订的这份合同无懈可击，而且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有挽救的机会。签订合同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1）签订合同是双方合作的法律依据。
（2）合同内容全面，表述精确。特别是对双方的责任、义务有清楚的表述。
（3）签订合同时，考虑周到，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尽可能考虑并有相应的对策条文。
（4）合同要合符法律规范，保证合同的有效性。合同的签订必须符合国家、地方（合作双方所在地）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够产生因可预见的主客观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