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它创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中国丛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份刊物的原本现在已经很难一见，稍微常见的是日本一家出版社（Maruzen Co., Ltd）于1941年出版的影印本。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次推出了影印本，极大便利了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研究。
19世纪以来，西方人陆续在中国出版各种西文报刊，近代中国最早的西文报纸是《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1822—1823），在澳门出版，为葡萄牙文。在《中国丛报》之前出版的英文报纸有两份，一是《广东纪录》（Canton Register，1827—1843），一是《华差报与东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1833），《丛报》则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英文期刊。两家英文报纸虽然创办早于《丛报》，但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商业的内容，《华差报与东钞报》创办不久就停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刊载了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专利权的文章。从分量上看，《丛报》每卷大约600页，并不少于报纸，而从内容上看，则要丰富得多，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它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1829年裨治文来华前夕，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给他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显然，当时的西方人士对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很少的。裨治文来华后，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中西之间的交流基本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思想道德层面的交流少之又少”，这样的状况不仅让他感到“吃惊”，更使他感到“遗憾”。虽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写过不少报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来，它们不仅鱼龙混杂，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毕竟是多年前的信息了。他希望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报道，提供更新和“不带任何偏见”（《丛报》发刊词）的信息。
裨治文的想法得到了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支持。马礼逊是近代最早来华的传教士（1807年），早在1817年5月，他就曾支持另外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马六甲创办了英文季刊《印支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其内容包括：“来自中国和其邻近国家的各种消息；与印度、中国等国家相关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杂文逸事；译自汉语、马来语等语言的翻译作品；关于宗教的文章；关于印度基督教传道差会的工作进展；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状况”。（米怜《新教来华最初十年》）这份坚持了五年的刊物对于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22年米怜去世后停刊。1827年马礼逊计划在马六甲再次创办一份名为《印支丛报》（Indo-Chinese Repository）的季刊，刊载有关印度、中国等国家的语言、哲学、习俗、文化的论文以及各地最新的信息。之所以选择马六甲，首先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伦敦会传教士在那里已经打下了一些工作的基础，此外马六甲当地有不少华侨，与广州的往来也十分便捷，有利于收集和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但《印支丛报》的计划后来未能实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礼逊会大力支持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在实现自己早年的计划。
裨治文办刊物的想法也得到了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W.C.Olyphant，1789—1851）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这样就解决了刊物的印刷问题。裨治文一开始不仅负责《丛报》的编辑，也负责印刷，1833年10月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1812—1884）作为传教士、印刷工到达中国后，从裨治文手中接过了印刷工作，此后也参与《丛报》的编辑。1844年11月卫三畏回美国休假后，裨治文接管了卫三畏的工作，1847年5月裨治文去上海参加圣经中文本修订，将《丛报》交给自己的堂弟负责，直到1848年9月卫三畏返回广州为止，此后《丛报》完全由卫三畏负责，直到停刊。《丛报》最初是在广州印刷，1836年印刷所搬至澳门，1844年10月搬至香港，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直到停刊。
促使裨治文办刊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德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 1803—1851）的日记。1831年，郭实猎不顾清政府的禁令，乘船沿中国海岸航行，从曼谷出发直到天津，历时半年（6月至12月），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1832年1月，裨治文结识了郭实猎，当时郭实猎刚刚结束了第一次冒险，又在准备第二次冒险（后来又有第三次）。郭实猎的日记引起了裨治文的极大兴趣，在当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广州、澳门的情况下，郭实猎的日记无疑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裨治文希望为这份难得的目击实录尽快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丛报》创刊后，郭实猎的日记以连载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成为最初几期的主要文章。
1834年以前《丛报》各期的体例基本固定，主要由以下几个栏目组成：（1）书评（Review），是对西方有关中国的新旧出版物的学术评论；（2）上述出版物的内容节选，通常以游记和日记为主；（3）杂记（Miscellanies），篇幅较短而带有知识性的各类文章以及读者来信；（4）宗教消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关于各地传教活动和宗教事务的报道；（5）文艺通告（Literary Notices），各地有关教育、文艺和出版等的近况；（6）时事报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相当于新闻报道，一般篇幅短小，仅有个别的比较详尽，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清政府官方的《京报》。“《京报》所载，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以竹纸或毛太纸印之，多者十余页，少者五六页；以黄色纸为面；长达六寸，宽约三寸。”（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在翻译《京报》方面马礼逊的贡献最多。1834年5月以后《丛报》不再按内容划分，而是以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来标注文章，但书评、文艺通告、时事报道、宗教消息等基本栏目都予以保留，没有什么变化，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宗教消息逐渐减少，而书评和其他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容不断增多。所刊文章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所以《丛报》虽然是传教士所办，投稿者也主要是传教士，但宗教内容并不是主要的，重点是对中国国情的报道和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的开放，《丛报》的作者队伍逐渐扩大，传教士之外，外交官、商人、旅行家、军事将领等也纷纷给《丛报》投稿，美国学者白瑞华（R.S.Britton）指出，20年来《丛报》的“作者名单完全就是当时在华的英美中国研究者的名单”。（《近代中国报刊史》）
《丛报》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册，第3卷增加到800册，第4卷后增加到1000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因为当时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过在3000册左右。《丛报》采取销售和赠送相结合的发行方式，读者对象主要是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为例，《丛报》在中国的发行量是200册，美国160册，英国40册。但数字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丛报》的赠送对象包括上述两家著名杂志在内的多家西方杂志，它们常常转载和引用《丛报》上的内容，使许多没有看到《丛报》的人也同样能够了解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情况。
《丛报》的停刊，无论对于创办者、编辑者还是作者们来说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停刊的原因有多个，最重要的是经济困难，《丛报》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销售所得，另外则来自于商人的资助，特别是奥立芬的大力资助，1851年奥立芬在回美国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卫三畏失去了坚强的经济后盾，成为《丛报》停刊的直接原因。《丛报》在前10年还可以依靠销售收入自给自足，但从1844年开始便逐年亏损，每年约300—400美元，最后一年（1851）只有300个订户，实在难以为继。裨治文的离去也使卫三畏越来越感到独木难支，1851年底，卫三畏决定停刊，给这份重要的刊物划上了句号。
在《丛报》创办之前，欧洲已经出版有多种亚洲研究刊物，如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通讯》（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巴黎的《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但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显示的，它们是以“亚洲”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只是其内容的一部分。前文提到的《印支搜闻》虽然给中国以不小的篇幅，但南亚、东南亚的情况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对象。《丛报》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国为报道、研究对象的刊物，它的出版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来说尤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
原载《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