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驹是谁？即使在其家乡温州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生于1901年，殁于1951年，没有显赫功业，也无皇皇大作，并不是什么时代浪尖上的人物，但他有生之年大部分的时光都耗费在教育领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抱持低调的理想主义，温和，节制，持续地为国族、乡邦的教育尽力。他并无反对高调的理想主义之举，只是他的行事为人都与那种激烈、猛进的气质无关。他从小接受新式教育，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正是“五四”思潮激荡之际，可以说，他即是“五四”的产物，初出校门就做小学校长，1926年再入上海大夏大学。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先后担任浙江永嘉县教育局长、海宁县教育局长、浙江省第十学区专职教育辅导员等职，还曾参加西北考察团，深入宁夏各地深入考察教育情况，写出了《宁夏初等教育调查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教育有了许多系统的思考，并有专著《地方教育辅导经验谈》问世，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时，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题写了书名。时年他只有34岁。
中国每逢乱世，不缺那种指向天下的鸿鹄之志，不管是陈胜吴广这样的种田汉子，还是黄巢洪秀全这样的不第秀才，都是如此。似乎缺的是一心想改善社会生活、提升文明水准的人，这些人即使出现了，当时造福乡里，事后也容易被淡忘。一部民国史，事实上有很多人选择了这条道路，不幸的是他们的理想模式、行为模式几乎都被遗忘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作为文明的原动力，这个观念在晚清就已浮现。王人驹对于教育的看重，不仅在于他选择了这个职业，更重要的是他将此看作社会建设、乡村建设的中心，如果说中国乡村的问题是愚贫私弱，那么就从教育入手，以一所小学为中心，引导社会建设，以提升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当时浙江省提出的标准，中心小学不仅要作为“改造社会的中心”，还带有“改造学区内小学教育”的责任。他不仅关心增进农村生活的几种建设，包括生产事业、公共娱乐、卫生事业、图书馆教育等，也关心乡村的地方自治，在学校课程设置上也注意乡土教育，尤其强调中心小学的作用。他为当时永嘉县立第二小学拟订的计划目标中就明确提出：为改良农村组织的训导者、为增进农村生活的领导者。抗日战争之后，他回到当地担任永昌小学校长，就希望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他无论是办暑期进修讲习会，还是办农村流动图书馆，都有这个意图在内。
这可以称为教育中心观，就是将教育放在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特别是在乡村，要以教育来引领整个社会建设。同时，他信奉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观，在他一起写的永昌小学校歌中，就说得很明白：“我们在这里勤学勤做，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他受到陈鹤琴、陶行知等人的影响。他也守护教育独立观，虽然他多年出任地方教育行政官员，但却认为教育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他在永昌小学校长任内，高小国语教材用叶圣陶编的《开明国语读本》，而将规定的“国定本”作为“副课本”。
王人驹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里，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低调理想主义者，有着相似的主张。与他相去不远的乐清也有一个王亦文，1928年前就写出了《教育中心——中国新农村之建设》，认为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不是空言可以成功，也非一时可以做到，一定须有一种中心的方法和继续不断的努力，而教育就是他找到的中心的方法。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不仅如此主张，还设计了方案，一度在其家乡一个村庄付诸实施。这些低调理想主义者的思考和实践，无疑是一种真正可靠的社会建设力。他们留下的遗产和他们的人格都值得珍惜。当年永昌小学的学生张中强一辈子都记得，一次歪撑着雨伞在走路，校长王人驹走到他身旁，轻轻地对他说：“你走路要端正，撑雨伞也要端正。凡事行为都要端端正正。”端正，是王人驹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端正，就是这个不算太高的要求，老实说今天我们也有点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