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依照惯例，凡书必有序；依照惯例，为序者应为名家名人或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的人。我亦渴望名人作序，一者可听聆教，二者可抬高身价，提升品位。但位卑言轻，求助无门，难攀高枝。再者，名家为名作作序，评文品人，尽可以放言，可谓珠联璧合，旗鼓相当，相得益彰。若我等，既非名文，又非名人，即使幸而请得名家，也难煞人也。曾经一件事，至今难忘。一位初登文坛的作者，小有名气，托人请得一位名家为其作序。碍于盛情，名家难却。但名家读罢其作，却摇起头来，一副苦相，声称很难下笔。他既不能把序言写成批评文章，又不能写成光说好话的大颂扬。左右为难之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违心地凑些敷衍性文字了事。现今我们读到的某些隔靴搔痒、言不及义的序言类文字，是否盖出于此，不得而知。若如此，这类序言还是不作为好，免得两为其难。其实，好的序言应该有双重效应，作者可从中获得对己作的客观评价和启迪，读者则可得到导读性的收益，这是双赢之举。
鉴于此，我决定自言自语，自己作序。落得省心，又少搅扰他人。按说，我要印的这个被称作书的东西并不是有什么特别价值，完全可以免去写序跋或后记一类的麻烦，但因为是多样“杂文”的集成，难免有些想法要交代一下。再者，这等年纪出书，绝无功利可图，只是为了了却一种心结，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也想借机一吐为快，或可略以自慰，或可作为亲朋一点存念。
对于出书，我琢磨了好长时间，焦点是要不要印出来。朋友有两种进言，一种是劝出，理由是从编辑出版岗位上退下来，为他人没少作嫁，自己也该画个句号吧，多少也是个念想；另一种意见是反对出版，说没有意义，费心劳神，换来的不过是一堆废纸。话说得有点尖酸刻薄，不甚中听，且有些看破红尘、玩世不恭的味道，但针对现行图书市场的状况可谓一语中的。前者着眼于个人，人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得给自己留个脚印；后者针对现实，虽然有些消极，但不得不承认是实话。两种意见各有道理，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书的框架，到底能不能构成书的规模心中无数，所以也就搁置下来了。后因退休有年，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以一种游戏心态往电脑里敲进不少陈芝麻烂谷子之类东西，无非是打发日子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一种怀旧情结的驱使，时不时也翻翻那些发黄了的报刊杂志，把自己发表的东西捡出来，居然还不少。这时，耳边又响起了朋友的进言，又一次动起了出书的念头。
书是知识的载体，是使人走向真正的人、完善人性的媒质。从认识第一个字始，我就对书充满了敬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意识和心理愈甚，而且更对作书者崇拜得五体投地，对作家则如同圣人般仰视。记得念大学时，每逢星期日，不逛公园，不去商店，新华书店是唯一的去处。尽管囊中羞涩，但遇到喜爱的书也不吝解囊，好在书价都在几角钱左右，一元钱以上的就是大部头了。那时我们都把高尔基那段“爱书吧”的名言作为座右铭牢记在心。所以，尽管有大起大落政治运动和下乡劳动的折腾，仍能抓紧一切时间沉心去读老师给我们开列的必读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愚民滥调甚嚣尘上，但内心依然坚信这种不正常是暂时的，书终归还是要读的。及至当了编辑，干起了出版行当，仍旧本着对书的信念去做。
图书是精神产品，其价值虽然也是通过流通领域体现的，但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物质产品。图书固有的特殊品格决定了它对人们思想精神的作用。因此，当我们从流通领域去观照其价值取向时，决不能囿于单一的经济视点，即是说，书卖出去多少并不完全体现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正如电视的收视率不能简单反映正面和负面的社会效应一样；必须对读者群体和受众的审美意趣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低俗的消极的东西有时也有市场，如果以此为据必然造成误判。我始终认为，精神产品不能没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来自于其本身的内在规律，更来自于创作者的一种社会责任和自觉的文化担当。这种功利性不似过去那样强行服务于政治，也不是担承功能以外的东西，它没有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的功效和能量；它主要作用于人们的精神层面，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净化心灵，培养审美情趣，提升生命价值，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而且是通过潜移默化的调适方式逐步实现的。如此而已，不能放大其作用，不能无视其作用，更不能取消其作用。
可是，近年来图书市场的变化却令人迷茫。乍看去，那林林总总的图书让人目不暇接，花色品种的繁多也使人难掩兴奋，但稍加考量就会发现这表象下面潜藏着的隐忧。趋时应景、休闲猎奇、跟风抢滩、东拼西凑类的快餐型的图书充斥于市；包装越来越豪华，内容越来越浮泛，部头越来越大，定价越来越高。重复出版更是突出问题。有人用含金量作喻，称某些图书除去泡沫和水分，含金量所剩无几。此言不谬。曾看到一家老牌出版社的资深总编辑接受采访时说，现今每年出书20余万种，有一半是垃圾。还遇到一位学者，他应出版社之约正忙于修改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旧著，准备再版。并说，出版社正有计划地搜寻80年代出版的著述，认为那些书内容扎实，有学问，修改后可再版。这话让人震惊，这事让人深思。对于形成当前图书市场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多种解释和看法，但迎合俯就市场的倾向恐怕是难以否认的重要因素。图书进入市场后被完全商品化，出版社弱化了主动引领意识，被动地为市场所左右。卖方市场一下子变成买方市场，在陡然遭遇拐点的转型期，赚钱逐利成了众多出版社维系生存发展的命门。于是，看人下菜，找米下锅，萝卜快了不洗泥，市场需要就是一切等等，成了出版社应急的经营方式和手段。一方面，作为宣传阵地的出版业有守土的责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的冲击，在两难境地的夹击下，出版社经营者不时发出无奈的慨叹。于是，出现了降格以求、铤而走险、炒作一些媚俗的迎合时尚的东西赚取票子的现象。毋庸讳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民众的理想、信念、道德等领域存在着亟需提升和重建的问题，金钱拜物的盛行，醉心于感官的即时享乐，反映在文化上的浅层的快餐式的消费，都是时代的畸形和社会的病态。图书市场的“垃圾”出版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也正是这些出版物的存在和影响，使得图书市场蒙尘，使得图书价值受损，使得作者被冷落。
基于对图书市场的这种认识，我对出书的事才犹豫再三。或许因为我是干过编辑出版行当的，或许是面对图书市场现状产生的失望情绪，所以，再难找回往日对书的那种崇敬心理和价值评估。虽然我的书归不到媚俗之类，但也说不上有多少含金量，混迹其中似乎也是对出版资源一种浪费。现在想把它印出来，不是收辑其中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而是纠结于往事的记忆和对家乡亲友的眷念驱使我必须做点事情，而我能做的只能寄怀于文字。于此，感情才得以解脱，心理才得以平衡。
我记写家乡的文字，虽然是粗线条的勾勒和碎片式的记忆，却是真情实感的倾泻。家乡，生于斯，长于斯，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见证了我的出生和成长，见证了我的欢乐和痛苦。那里留下了我童年少年的天真无邪和未谙世事的奇思妙想，留下了亲情的温馨和家的温暖，也感受了战乱的动荡和硝烟的气味；即使在因为出身成为贱民而遭遇白眼、侮辱、歧视、打击的日子里，仍然没有动摇我对这片土地的眷念，这土地是大自然的恩泽，是生我养我的根，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种种的不快反而成了一种偏得，它砥砺我发奋自强，直面人生，尽快地走向成熟。
对于学校生活的回忆，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学校是启蒙的圣地，是成长的摇篮。小学、中学而大学，历时十几年，占去了人生最具活力的年华，然而如果没有这一段“过去”，也就不会有后来和今天，生命和生活是个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延续过程。大学四年，是激烈折腾的四年；记写折腾，不是抹黑母校，而是透视出那个年代的风来雨去。好在我们都年青，身体没有垮，精神也没有垮，拍拍胸脯还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说的是，如果把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活讲给今天的大学生，他们一定惊讶得目瞪口呆，认为是听天方夜谭。但那是事实，是我们亲历亲受的事实。看看今天学子们的生活，我们既羡慕又嫉妒，这样安定的生活环境，这样优越的学习条件，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
怀念亲友，更是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同窗学友和童年玩伴在记忆中永驻，不时勾起对往昔岁月的缅怀，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特别是对逝去妻子的怀念，是我人生遭遇的最激烈的痛。老年丧妻，犹如天折一柱。同甘共苦、朝夕相伴了几十年的亲人突然离我而去，那种伤痛简直无以言状。《沉痛的回忆不绝的思念》，是从妻子离开我那一刻起笔，在一个月左右时间里写成的回忆性长文。痛定思痛，对于人生这部大书，似乎从这时开始，我才逐渐读明白。妻子离去已经六年了，这期间，我在沉默中自持，在孤独中彷徨，在无奈中度日，茫茫前路不知所至，踽踽独行莫测归期。太阳照样升起，生活在继续，活着就得走下去，这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存法则。
收入书中的理论评论也占用不少篇幅。这些文艺评论和影视评论大都已经发表过。单从时间跨度看，从1957年到2011年历时四十余年，实际上，1957年只有一篇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观后感，这是我作为一名高中生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是平生第一次把歪歪扭扭的手写字变成整整齐齐的铅字印刷体，虽然稚嫩，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有着里程碑般的非凡意义。本来，它应该收入1994年出版的《漏痕集》中，但因为当时手头没有报样，加之年代久远，未及查找。这次收入时我特意写了个较长的附言，交代了相关背景。除去这一篇，都是80年代以后的文章，包括上本书未及收入的，总共几十篇。收入这些理论评论不是展示成绩，意在检视思维轨迹，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用以评论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视角。为此，我在重读这些文章时，除了订正错别字外，一字未动，保持原貌。众所周知，长时期来，文艺曾经是被当做武器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评论曾经作为政治的一翼发挥着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作为“棒子”“棍子”打杀了许多作家作品，殃及众多无辜，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理论评论这种被“政治化”的滥用极大地破坏了其科学性，损害了自身的声誉。“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这是恩格斯的话。作为社会科学，作为用观点说话的理论评论，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不能不反映主流体制的思想和声音。名人尚且如此，我作为一介草民，既不能超越，更难以脱俗。比如，发表于80年代的《关于文艺的真实性》和《“暴露黑暗面”与作品的生命力》文章，其立论仍未脱开政治性的阶级分析，就是例证。走过了大半个人生，回首顾望，突然发现自己懵然撞入了理论评论的误区。搞理论要有坚强的依托，要有深厚的功底，两者我都不具备，何异于班门弄斧，自讨苦吃。书中收入这些文章，无非是两个目的，一者用于自省，二者是为终结。
对于书名，颇费一番脑筋和心血。我想，书名应该包含几层意思，一是慨叹人生苦短，年华不再。时间如流水一般飞逝而去，不意间已届人生晚年；二是漫漫人生路，皆是一步步走到终点的。在杂沓的脚步中，快步、慢步、大步、小步、蹒跚步、踉跄步，等等，不一而足，每个人都是用组合的步态活动着，或求生存，或谋发展，或事探索；在时间的长河中，或历坦途，或履坎坷，不同的路途用不同的步履，不同的步履走出不同的人生。我书中的文字都可以具象化为杂沓的步履，记录着人生前行的轨迹，是以“流年杂履”名之。
2013年3月于漏痕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