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
黄帝族究竟起源何地？近些年来争议颇多。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正史记载，若无考古实证支持，似乎总缺乏立论底气。随着红山文化遗址中的代表性器物：勾云形玉器、玉蚕、玉雕熊龙的相继出土面世，5000年前黄帝族的真实面貌日渐清晰，黄帝源自何方的悬念，即将水落石出。
“勾云形玉器”，只有黄帝级人物才配享有
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形式各异的诸多玉器，其中，勾云形玉器是最具代表性的。这种玉器有何寓意？究竟为何人使用？对古玉研究造诣颇深的杨伯达先生认为，在“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勾云形玉器为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的部族大巫所有，而传说中的黄帝就是具有这种特殊身份的人。“我认为，从牛河梁出土的勾云形玉器，很有可能与黄帝有关。”杨伯达如是说。
勾云形玉器形体扁薄而宽大，造型似卷云纹，由于其磨光技术很高，可代表当时琢玉工艺的最高水平。到目前为止，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远古文化中尚未出现此类文化玉器，因此有学者认为，勾云形玉器是红山文化最有特色的玉器之一。
那么，杨伯达是如何考证出这种玉器与黄帝有关的呢？在《山海经》《史记》等古文献古籍中有“黄帝受命中有云瑞”、“官名皆以云命中，为云师”等记载，这说明黄帝族以崇敬“云天”为己任。黄帝族崇敬“云天”，说明这个部族已进入农耕时代，祈天求雨盼五谷丰登，祈防洪涝求四季太平。在5000年前的华夏先民心中，神圣的“云天”是赐福的保证。于是，先民的寄托便形象地折射在这种造型特殊的玉器上，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反映出红山文化群体对“云”、“雨”的崇敬和期盼，其深层内涵是云上有天、天上有神，这是勾云形玉器产生的文化基础。
在杨伯达看来，黄帝是那个时代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领袖，或者说是掌握着神权，控制着物权、族权、政权、军权的部族大巫。在红山文化的墓葬里，墓主人的社会身份应是巫。在史前文化中，只有地位无人凌驾的大巫才有权在“惟玉而葬”的积石大墓中享有大量的玉器陪葬。巫—玉—神的整合模式，是华夏民族原始信仰的本来面貌，勾云形玉器正是黄帝级人物礼天敬神时所用的“巫玉”。
红山玉蚕，传递黄帝族生产讯息
如果说数量珍稀的勾云形玉器反映的是黄帝级人物的尊贵身份与宗教信仰，那么，屡见不鲜的“红山玉蚕”则传递出黄帝族日常生产、生活的基层讯息。
辽宁著名考古专家冯永谦先生曾接触过大量的红山玉器，并对这些玉器进行过详细分类与专题研究。其中，红山玉蚕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冯永谦认为，这种玉器的出现与黄帝族的生产劳动密切相关。
冯永谦说，在红山文化中，蚕发现的数量不少。从其数量看，无疑可以看到蚕在红山文化中的重要性。说明蚕在当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不可或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蚕才能在这个时期普遍存在，并且由玉器反映出来。
红山人对蚕的姿态观察细致入微。比如一件小黄玉蚕，弓身俯首，这是蚕在日间于桑叶上常有的舒身姿态，形象生动，蚕身体的活动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动态感极强。又比如一只蚕正伏在树叶上，你从旁侧偶一触及其身体，它马上蜷曲弓身，这是蚕进行防卫的一种本能反应，真实地表现出蚕的生活状况。
红山人对蚕玉的制作用料讲究，雕工精美。青玉蚕中有的圆体长身，光素无纹；有的身较短而粗壮，周身节纹，特点突出；青黄玉大蚕，质地精良，明澈温润，制作精致，包浆自然，尤其形体硕大，实在少见。在已知的红山文化玉蚕中，就其体量来说，至今无出其右者，非常珍贵。
除对蚕本身精雕细刻外，红山人对与蚕相关的事物均情有独钟。红山玉器中有不少关于蚕的玉器，如蚕蛾纹玉琮上所见的蚕蛾、伏蚕叶形饰上所见的桑叶与伏蚕等，都说明一个问题：蚕是红山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冯永谦得出这样的结论：蚕与红山人生活息息相关，曾受其惠，达到对蚕离不开的地步，因其关系密切，故大量制作玉蚕来表明对蚕的特殊感情。“在中国古史中，有黄帝正妻嫘祖发明养蚕的事，是她教人们养蚕，看来此时已有纺织。史载，黄帝爱穿华服，如无纺织，华服何来？”冯永谦这样判断道。
那么，在黄帝族活动的辽西、内蒙古一带，是否有种桑养蚕的历史记录呢？冯永谦对此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这一地区在古代不仅有大面积桑林存在，而且还是历朝的养蚕织纴重地。如在辽代，辽中京的兴中府、锦州等地，就承担着辽政府的绫锦供应。在20世纪50年代，冯永谦在辽西地区考古调查还见有大量桑树（桑树是养蚕的最基本条件）。可惜均因以后的深翻地运动和整治土地发展农业生产而被毁掉了。由此可知，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是具备养蚕条件的，而红山文化的范围正涵盖这一地区，成批出土的红山玉蚕即为明证。
“玉雕熊龙”，黄帝起源辽西的铁证
当勾云形玉器与红山玉蚕开始引动后人对黄帝起源地的翩翩遐想时，近些年于辽西、内蒙古不断出土的“玉雕熊龙”，据一些专家考证，可视作“黄帝源自辽河边”的实物铁证。
黄帝时代的标识性符号有两样：龙与熊。龙文化与黄帝文明具有先天关联。
《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黄帝乘龙骑云（骑着龙、坐着云或以云当床），这可能是对黄帝族野外游猎生活状态的形象描述。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讲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袁轲先生注曰：“此言轩辕国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态，推而言之，古传黄帝或亦当作此形貌矣。”有专家考证，龙的身貌体量由蛇而来。上古时代蛇蟒遍地，毒蛇猛兽对先民威胁极大，毒蛇尤甚，先民对蛇因恐惧而敬畏，从而产生“蛇图腾”、“蛇崇拜”，由蛇而龙，顺理成章。
日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凌源市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中，首次出土了一枚与黄帝龙文化密切相关的蛇头形玉耳坠。发掘项目领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来柱说，田家沟考古出土的蛇头形玉耳坠，此前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这枚蛇头形玉耳坠的大小约为成年人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的样子。表面呈灰白色，蛇头部嘴巴、眼睛清晰可见，而且非常光滑，底部略显粗糙。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耳部，经鉴定墓主为35—40岁的男子。王来柱认为，蛇头形玉耳坠的出土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人们此前对“珥双蛇”的认知。《山海经》中“珥双蛇”的记载曾经被理解为是在双耳处佩戴两条活蛇，现在看来佩戴的是蛇形装饰品。龙的形象虽然有很多种，但蛇身对龙的形态构成是必不可少的。显然，蛇头形玉耳坠与龙文化有关。现在人们对黄帝文化的说法虽然不一，但龙文化无疑是属于黄帝文化的。朝阳市学者雷广臻也认为，红山文化墓地遗址出土的蛇头形玉耳坠与《山海经》中“珥双蛇”记载相吻合，为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在考古与文献两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佐证。
由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可知，处于原始社会的盘古氏、女娲氏以至三皇五帝，都同龙有瓜葛。不过，龙形象的起源时间众说纷纭。直到红山文明的龙形玉被发掘面世后，才第一次以确凿的考古材料证实，龙起源于原始社会，起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因此，谈龙之起源，需从黄帝说起。
除龙外，与黄帝族有直接关系的另一图腾符号是熊。据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研究，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经济生活是以渔猎为主。熊崇拜本是渔猎民族所特有的习俗，红山文化以熊为主要崇拜对象，正反映其东北渔猎文化的地域特性，而这种熊崇拜恰好与古史记载中“黄帝为有熊”的传说相吻合。史载，黄帝与炎帝作战，麾下有“熊、罴、貔、貅、、虎”诸部，一般认为是黄帝部族内以野兽为图腾的诸部落的名称，故有黄帝“号曰有熊氏”、“黄帝为有熊”等记载。这些记载，都颇具北方游牧和狩猎民族色彩。所以，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才断言：“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以此推断，在哪里能发现“熊龙”造型的上古器物，哪里就必然是黄帝族的起源地。近年来，随着红山文化考古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20余件形似熊龙的玉玦。这种玉雕熊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种类之一。这类玉雕熊龙除在牛河梁及附近建平县出土较多以外，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和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以及河北省的围场县均有出土，其分布面覆盖了红山文化分布区的大部分。可见，玉雕熊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非同寻常。神奇的玉雕熊龙为古史中有关黄帝传说的记载和考证提供了一个重要实证，是有望解开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黄帝乃至五帝传说的一把钥匙。
前些年，冯永谦先生在阜新曾见到刘国友先生收藏的一件熊龙。此器造型古朴，包浆淳厚，沁色自然，是典型的红山文化遗物。收藏者征求冯永谦意见，冯永谦为其题写了“阜新熊龙，祖先图腾”八字相赠。对这件玉雕熊龙与黄帝族间的内在关联，冯永谦是这样看的：“发现的这件熊龙，非常形象，一望而知，就是熊的化身。尤其是这件熊龙比较原始，和已见的玉龙不同。首先是它所用材质为普通石料，而非精美的玉石；其次，工较疏简，没有精细雕刻，只具形象，也无切口。这说明它时间较早，从中可以看出其后的发展、衍变与源流的环节和过程，因此非常重要。但它本身却又是典型的红山文化产物。中国古史中有关‘黄帝为有熊氏’的记载。有熊氏，以熊为图腾，当是很自然的事。”
发现玉雕熊龙固然可为“黄帝源自辽河边”提供有力佐证，但坚持“黄帝起源中原河洛”这一传统观点的专家学者提出质疑，在辽西、内蒙古发现的各式玉雕熊龙、勾云形玉佩、玉玦等，为何不能说是黄帝族从中原迁徙至辽西、内蒙古时，带过去的呢？这种说法的确不容忽视，但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却对这一说法予以否定。
众所周知，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区，最具代表性的出土器物是玉猪龙、玉雕龙、勾云形玉佩、玉玦。如果这些玉器是从陕西、河南传过来的，那么在陕西、河南一带的考古发现中，就应找到同一时期形状一样或类似的玉器玉件。但迄今为止，未见相关发现。
有趣的是，在陕西的凤翔县、韩城，河南三门峡市一些地区的西周、战国古墓中，却发现了与红山玉器形制惊人相似的玉器制品。红山文化早于西周、战国时代几千年。这种发现只能说明一点：这些玉器的仿制艺术、传承理念，是从红山文化区传到中原的，而不是相反。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黄帝族是由北向南迁徙的，黄帝族所隶属的红山文化是由北向南传播的。通过这些造型奇特的红山玉器所能提供的上古信息，我们便可顺藤摸瓜，不难破解争议千年的“黄帝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