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有得人。
看重实际的表现
唐太宗经常和大臣们讨论用人问题。他曾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古代昆虫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也说过“严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通鉴》卷194）这也就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他从执政以来，就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才，便亲自召见，问以治国之道，张玄素对答如流，太宗点头称赞，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
另一方面，太宗注意从官员的实际表现中考察发掘人才。例如，贞观八年，太宗修洛阳宫，当时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犯颜直谏，太宗认为此人忠直可嘉，立即提拔为监察御史（中央管监察各级官员的下级官职）。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唐太宗到东都附近狩猎，县丞刘仁轨不以为然，他说：“今秋大稔，民收获者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太宗听了很受感动，立即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贞观二十年，当时缺少一名刑部侍郎，太宗先叫宰相提出人选，有几个人被推荐上来，太宗审查后都不满意。后来他想到李道裕合适，因为这个人有见识，能坚持原则，并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过去处分张亮时，他曾坚决反对朝廷的判决，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唐太宗因此提拔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唐太宗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以“四海为家”，从各方面网罗贤才，魏征跟从过李密和窦建德，以后又充当李建成的谋士，曾策划消灭秦王。玄武门政变以后，唐太宗却毅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提升为尚书右丞。李建成的其他部下如王硅、薛万彻以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程咬金、秦琼等，也都被太宗任用，并取得高官显职。
对待少数民族里的人才，太宗也委以要职，如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当了将军。
唐太宗不仅重视京官，而且重视外职。他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更须任用贤才，他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赏罚。贞观八年，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予以升迁，对贪污失职的官员加以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