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遇到《祖与占》的？
应该是《祖与占》最早几次在台北放映的时候，那时候台北只有商业片，不容易看到这些电影的。在台大体育馆，学生放的电影，我二十出头，莫名所以喜欢极了这个电影，几年后另一次强大的电影经验是高达的《断了气》，这些电影让我的青春失魂落魄充满奇异的乡愁。
后来我去了巴黎，在拉丁区巷弄里的一个小电影院，每个礼拜都排好几部这些新浪潮导演的作品，场次几乎都排在中午，一放就是好几年，我又去看了几次《夏日之恋》以及《断了气》这些电影，想弄明白这些电影到底为什么这么好看怎么都看不腻。
我住到法国南部的某一年夏天，开始翻译《祖与占》。我不懂为什么电影名字翻成《夏日之恋》，原名是Jules et Jim，书中两个男主角的名字，当我翻译好交给当时出版商时，我建议过用“居乐和隽”我为他们取的名字当作书名，很接近法文原音，而且也是同样两个悦耳的子音，但是被否决了，后来我发现中国香港的译名《祖与占》简直完美，单音节的名字简洁利落，虽然不像居乐和占一样接近法文的声音，但少了象形中文的视觉性引致的不必要的多愁善感。这回趁发行简体版，就全都改过来了。
《祖与占》描述了两个男子在希腊旅游时，爱上了某个雕像——后来他们真的遇见了如雕像一般古典微笑的女子，电影也用好几个特写拍摄女主角正面、侧面，呼应了小说中的形象，以及整部作品自由的气息。你怎么看待《祖与占》的小说与电影？
我是在一句一句翻译《祖与占》的时候细细体会了特吕弗影像的力量，也完全明白他阅读这本小说时的一见倾心以及即刻想改编电影的冲动。
这本1953年出版的小说，就像特吕弗说的，最有意思的是作者的叙述语气，它的电报体，那些节省的抑制的退却的句子，由无数的句子删掉后剩余的句子，用许多句点完成的节奏，就像鼓点一样在绷紧的皮面与皮下的空洞产生共鸣，放弃一般小说着力的心理分析以及前因后果重大转折的铺陈，只写表面而且心甘情愿停在表面，那些完全不想深入状况的句子，如此的不同于那些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写到现在的各种侧重心理描绘强调心理动机的小说。我翻了几页就决定继续翻下去也居然把整本翻完了。
特吕弗一下就看懂了罗什，他的影像直接翻译了这种语感——如果文字化为影像也是某种翻译的话——特吕弗的影像也像罗什的文字一样只白描动作或是重点完全不想深入。他不时直接引用小说中那些简单透明的句子，他觉得它们闪闪发亮。小说句子在表面停住，影像也在表面停住，所谓“无法言说处停在无法言说处”。情节延展。不多解释。故事持续。不多解释。虽然结局悲伤但处处生之愉悦飞驰而逝。这是一部兴高采烈的小说被拍成了一部兴高采烈的电影。
原著与电影，彼此都让对方更加灿烂。这是少而又少的例子。作者没能看到改编电影，真是太遗憾了。他会像特吕弗喜欢他的小说一样喜欢特吕弗的电影的。美好至极的相遇。
《祖与占》中文版上市后，引起很大回响，我注意到读者在网络上频频引用书里的句子，几乎是以惊叹的方式说着：这可是夏宇翻译的书！读者既爱这本书，也爱上了你的句子，你是以写诗的心情在翻译这本书吗？
我因为太爱这个电影，法文还没有学好就抱着厚厚几大本法汉以及法法词典Petit Robert等等翻起了小说，那是刚到法国的前几年，我刚结婚住在南部乡下小村子，白天只有我一个人和一只猫一只狗，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工作时所有的字典文法书全摊开摆在桌上，累积的问题要等到晚饭后与丈夫讨论解决，他是我非常好的法语老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停问问题，带着书和字典和狗，开车到隔壁村子或城里喝一杯问坐在隔壁的陌生人，公园里或候车室或邮局排队，有时候是五个小时开往巴黎的火车上，甚至会问来家里修理屋顶的工人，我发现法国人大都喜欢回答关于他们自己语言的种种问题，他们不见得都懂语法但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我问单字的寻常或特殊的意思，问句子的结构，问时态，我一路冒冒失失却也兴高采烈，有时候真的不懂有时候故意发问，我喜欢看人琢磨字思索文法，我想听到不同的人对字的不同感觉。
不，我并不是用“写诗的心情”去翻译，抱歉我不太知道“写诗的心情”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无论如何要忠实翻译，绝不能因为害怕读者不懂或违反中文习惯而多加解释破坏原著的风格。大概用了一点诗的悟性吧，更多的是耐性，还有一种惶恐是写诗时不曾经历的：就怕万一把这么美好的书给毁了。
我记得当时把手稿交出去出版社寄回打字稿要我校对，我发现他们不喜欢我的翻译找了编辑大肆修改，改得就像一本流畅通俗的中文小说，我好生气坚持全部又改回来。
这回修订此书，我当然马上发现了一些当年凭着一股脑诗的悟性翻译所犯下的各种可怕错误，但我认为基本上当年的翻译还是把握住了原文的氛围，就是特吕弗赞美考克多的句法是干燥的那种。如果读者读起来像诗那是因为原文确实如此，如果读者读到翻译痕迹，那是蓄意保留，原文结构如此，译文绝不曲意承欢，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一种尊敬也是一种爱，这就是我当年初识法文被另一种语言激发的所谓诗的悟性。
书中提到占追求凯茨的同时，另有一个女友琪白特，十年来两人各过各的生活，一个星期见面一次，也不要求见更多面，他们给对方的都是最精致的自己。琪白特不愿接受随着婚姻而来的羁绊，占只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要和你一起共老。”新版中你译为：“如果你愿意，老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语气似乎更温柔了，你在修订时心情上有了什么变化吗？
“一起共老”不像说话的语气，很别扭，也不好听，我不懂当时怎么会这样翻，真是糟透了。我改了语气，其实也就是改回去，更接近原文，更好听，与我的心情无关。
《祖与占》描述两男一女的情感，长达二十年的情谊，特吕弗在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体会了这样的生命历程，而且他改编的是一位年届八十岁小说家的作品！罗什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吕弗则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小说里的两位男人因为大战五年不见，“他们只能借着寄至中立国家的信件来往互相知道对方还活着。祖被派去了俄国前线。他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幸运的他们都从战乱中活下来了。特吕弗对罗什的生命境界以及情调处境心领神会，那种历经苦难之后选择的平静的语气，农夫插秧般笔直的叙述。一种“平视人生”的高度。书里有一句话，提到其中的一个人物绿西是这样说的：“她处理每一件事都从容不迫，她的每一个时刻，不管是赋予别人的，或是给予自己的，她都以同等完整的价值看待”是一个好例子。
他在另外一部电影《枪杀钢琴师》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一部放映机在白幕上放映电影，白幕太小，影像有一半打到右边的墙上了，他的镜头也就平等地停留在墙上超出的影像上。这也是我以为的“以同等完整的价值看待”。
我在一篇访谈里读到你引用了特吕弗的话：“握手是不够的，必须拥抱才行”，形容曾在纽约的时光。经过在纽约经验以及巴黎和台北之间轮流居住来来去去的生活，对你来说，特吕弗的电影看来不只是谈论爱情，而是热烈生活、抵抗丑恶的现实，为什么？
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因为不为什么才能热烈生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