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乱兴衰，全系于此。而如何得人，即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选拔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至关重要。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就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保证相对优秀人才进入仕途的一项较好的制度。虽然到后世，科举制度的弊病越来越严重，但它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产生，是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的一大变革。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为后世科举制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它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显露出一些弊端。
中国古代在隋唐以前的人事制度，大体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等几个阶段。这些制度都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有过积极的作用，也造成过严重弊端。在这些制度之中，已逐渐萌生出科举制的萌芽。
相传夏、商、周时期，较为可信的是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所谓世卿世禄，就是最高统治者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权力，分别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贵族手中，而且世代相传，不能随意任免。这种世卿世禄制度，是与当时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互为一体的，其主要特征是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逐级逐层类推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体系。应该肯定，这种世袭制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和原因之一，是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一种过渡，也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必然产物。但它在对社会文明进步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之后，日益暴露出内在的弊端，又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阻碍。
僧人坐禅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对有用人才的选拔使用自然十分重视。有的诸侯国将一些有才干的人供养起来，以便随时使用，称为“养士”，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各养士成百上千人，以备使用；有的诸侯国注重从立有战功的人中选拔官吏，称为“军功”，如当时的秦国就着重以军功大小用人，军事力量因此而十分强大，终于征服其他六国；还有的国君任命别国的人才担任自己国家的要职，称为“客卿”，商鞅就是从卫国到秦国当官的，显赫一时的苏秦、张仪，更是身兼数国之职，十分荣耀。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人才辈出的状况。这表明以血缘世袭为纽带的世官制，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
到了汉代，逐渐形成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任以相应的官职；所谓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察举和征辟，对于原先实行的世卿世禄制来讲，是一大进步。但是这一制度又带有举士与举官不分，选举与考课不分，选举与教育分离，没有选官的专职官员，先选后考等特点，给各级官吏在察举和征辟中徇私舞弊留下很多缝隙，所以到了东汉末年，竟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即被推荐为秀才的人，竟然不识字；举荐为孝廉的人，竟然和父亲过不到一起；举荐为德行清白的人，竟然昏浊不堪；举荐为将军的人，胆小得像只鸡）的怪现象。
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的人事制度。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它的基本内容，是各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选派当地“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大小中正将自己所辖区内的人物分为九等，或称“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央政府根据中正评定的等第授予官职。这一制度多少改变了东汉以来州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能够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充实官僚机构。但是随着豪门世族力量的发展，大、小中正官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从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积弊，使有才能的寒士发出“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九品中正”到后来完全成了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
这几种人才选拔制度，与后来的科举制当然是不同的。但是，在实行上述几种人事制度的时期，甚至就在这些制度本身之中，又多少孕育着后来科举制的胚胎。相传周代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同时，还保留有前代“乡举里选”的办法，如据古代典籍《周礼》记载，乡大夫每3年举行一次“大比”，考察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之士贡献予周王，有人说这就是后世科举中“贤良方正科”的雏形；后代的进士、贡士等名称，也已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汉代的察举征辟中，科目较多，如“明经”、“明法”、“秀才”、“孝廉”、“贤良方正”等，都与后世科举中科目相同；又有所谓“特科”，相当于后世科举中的“制举”；对于举荐到朝廷的人，也要经过一定的考试或考核，只不过不像后世科举中那么严格罢了。
隋、唐初建之时，都曾沿用过一段“九品中正制”。待条件具备之时，科举制应运而生。大体说来，隋为初创阶段；唐初为恢复阶段；武周至开元天宝时期为发展阶段；“安史之乱”后的一个时期中出现过反复，到宪宗以后的唐后期，科举制基本确立下来。
隋初与唐初，由于社会尚未完全安定下来，积弊难返，故都曾一度实行过前代的“九品中正制”，以应急需。隋文帝杨坚即位后不久，即实行“九品中正”选人之制。因为杨坚的父亲叫杨忠，为了避讳，将“中正”改为“州都”。但因其时的世家大族已日趋没落，寒门士族的势力日益上升，这一做法受到较大的反对和抵制，固守旧的用人标准的两位官员还因此而丢了官。唐初与隋初情况相似，王朝建立时，人才十分缺乏，为了笼络各地的豪强势力，也曾一度恢复“九品中正制”，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久即被废除。
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隋文帝在开皇年间，终于以分科取人的办法，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诏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已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之制已经诞生了。
隋朝创始的科举制度，到了唐代，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得以确定下来。
第一阶段在高祖和太宗时期，是恢复阶段。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四月一日，发布敕令，要求诸州的学士，以及原先的明经、秀才、俊士、进士，如果确实明于治国之才理，并为乡里称誉者，委托本县考试，各州重加审核，选取合格者，于每年十月在诸州送物到京之时一并入贡。这是迄今见到的唐王朝恢复隋朝产生的科举制的最早的一道诏令。次年（622年）三月，又诏令诸州的总管、刺史举人，以备朝廷录用。唐太宗即位后，深知“致安之本，唯在得人”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工作。在采取各种办法广选人才的同时，尤重以科举的办法取人。据史载，有一次唐太宗走到殿后端门，见到新考中的进士们一个个排着队，规规矩矩地走出来时，心中大喜，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意思是天下的优秀人才，都落人我的圈套中了。但是这一时期的科举，只是士大夫获得出身资格即做官资格的几种途径之一，据统计，贞观时期每年平均录取的进士只有9人，明经人数多一些，约为三四十名。可见，这一时期科举制尚处在恢复阶段，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阶段，是高宗、武周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为科举制的发展阶段。经过唐初几十年的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繁荣起来，要求进入仕途的大小地主及读书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取士的数量比过去明显增多，如唐高宗总章（668～683年）以后，每年平均录取进士24人，比高宗初年增加70％。武则天当政以后，为了收拢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于科举取士也十分重视，尤其重视常选之外的“制举”，如从垂拱四年到大足二年（688-702年）的15年间，便有11年举行制科考试；载初元年（690年），又亲自在洛城殿策问贡人，开后世殿试的先例；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目，专门考试选拔武将。这些都使得科举制度得到改进与发展，科举在选官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据统计，高级官员特别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重，由太宗时期的3．4％，上升到高宗时期的25％，武周时期再上升到50％。一般地主家庭出身中举为相者的比重也大大增加。如武则天称帝期间，明经、进士出身的20名宰相中，普通地主家庭子弟及中下级官吏的子孙即有14人。到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713-755年），科举选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据说当时每年贡举的人数有数千名。自神龙、开元年间规定以诗赋作为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之后，以诗赋取士的风气大盛。中小地主和下层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特别是以进士科获得显要官职的人越来越多。
螳螂捕蝉第三阶段是“安史之乱”后到唐末，这期间虽曾出现过反复，但科举制最终还是得以确立。“安史之乱”前发生的关中大族宇文融与清河显姓崔隐甫联合起来，排挤出身寒微的张说、张九龄事件，已开朝廷中朋党之争之端。“安史之乱”后科举出身者与非科举出身者的争斗更加激烈，如代宗、德宗时期，陇西冠族李揆当政时，拒绝任用家本寒微的元载；到元载为相时，又重用进士出身的杨炎、常衮等人；李揆一派刘晏掌权，杀元载；杨炎为相后，又杀刘晏：范阳大姓卢杞为相，又杀杨炎。在朋党纷争中，藩镇割据势力坐大，宦官专权严重，朝政日非。这期间又出现“牛李党争”，非进士出身的“李党”首领李德裕，主张重用门荫子弟，对科取入仕者竭力排挤。在他当政的时候，虽未完全废除科举取士，但把进士及第后的许多仪式如“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予以取消。但是，唐代科举制毕竟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尽管遭受到门荫出身官僚集团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发展成为唐代占主导地位的选拔人才入仕的途径。据统计，从宪宗朝以后，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的份额，具体情况为：宪宗朝占58．6％，穆宗朝占57．1％，敬宗朝占85．7％，文宗朝占75％，武宗朝占80％，宣宗朝占87％，懿宗朝占81％。
隋唐科举制在考试的科目内容、考生对象、考试方法、考试手段及中举后的待遇等方面，都处在不断改进和规范之中，为后世科举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处在兴起、发展阶段的隋唐科举制，其基本内容时有变更，大致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窥见其面貌轮廓。
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科目与内容，主要有常选、制举以及武举3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