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抛弃了橄榄球，再将闲置下来的运动场变成一间炸弹制造厂。这可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反倒有几分基尔戈·特劳特的影子。
我指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早在我就读这所大学之前，也就是在1942年12月，科学家们在斯塔格球场的看台下面，首次完成了人工核裂变的链式反应，其目的是证实原子弹的可行性。那时我们与德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
53年后，即1995年8月6日，人们聚集在我母校的附属教堂里，纪念原子弹首次在日本广岛市爆炸50周年。我当时也在那儿。
物理学家利奥·塞伦是发言人之一。很久之前，在死气沉沉的运动场上，他参与了首次成功的核实验。但请记住这一点：他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深感歉意！
我们应该告诉他，在这个连最聪明的动物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星球上，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便意味着你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再试想一下，有个人为刚愎自用的苏联制造出了能成功引爆的氢弹，这个人后来还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位真实存在的人物便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5]，他值得成为基尔戈·特劳特笔下的某位主角。因为他呼吁终止核武器试验，从而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奖。当然，他已经进行过核试验了。他的妻子还是一名儿科医生！什么样的人能在改进氢弹的同时，跟一名儿童保育专家结了婚？什么样的医生会和一名神经失常的人成为配偶？
“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吗，亲爱的？”
“是的，我的炸弹破坏力会很大。你那位长水痘的孩子情况怎么样？”
安德雷·萨哈罗夫在1975年被称为圣人，但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成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终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提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后来他被逐出苏联科学院。他被迫离开莫斯科，被流放到永久冻土上一个荒僻的小镇。
苏联当局也不准他前往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便由他那位作为儿科医生的妻子，叶连娜·邦纳代为领奖。但我们现在是时候探讨一下：不管一个人是为了哪个地方的哪个政府，只要他参与了研制氢弹的过程，那么她，或任何儿科医生，或者医务人员不是比那个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
人权？有什么会比氢弹更加漠视所有生命形式的权利？
1987年6月，萨哈罗夫被纽约城市大学史泰登岛学院授予了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次苏联政府也不许他亲自到场。所以，我应邀代他接受这一头衔。
我要做的就是帮他捎个口信。“不要放弃核能。”我像个机器人似的复述道。
我可是极其恭谦有礼！但当时离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才过去一年，那可是这个疯狂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核灾难。这场核泄漏事故会让北欧所有的孩子生病甚至死亡，而且它的这一影响能长达数年。儿科医生可以大展拳脚了！
比起萨哈罗夫那荒诞可笑的讲道词，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消防员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行为倒更能鼓舞我。我曾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工作过，市里的消防员寄了一封信给北欧的同行兄弟，赞扬他们在抢救生命财产时无私无畏的英雄壮举。
消防员万岁！
有些人在平时不过是世间的渣滓，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能变成圣人。
消防员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