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罗丝住在壁炉上。呃，应该是说她身体的一部分在上面吧。因为她的三根手指、右肘和膝盖骨埋在伦敦的墓地里。警察找到她身体的十块碎片时，爸妈还大吵了一架。妈妈想把她葬在一个可以去探望的坟地里，而爸爸则想把骨灰撒入大海。这是贾丝明告诉我的。她记得的比我多。意外发生的时候，我才五岁，贾丝明十岁。她和罗丝曾是双胞胎。按照妈妈的说法，她们现在仍然是双胞胎，她好几年没让贾丝明改变发型了，这么多年，她都是穿相同款式的衣服。她看起来永远都是十岁，扎着辫子，留着浓密的刘海，穿着漂亮的派对礼服。我想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71天前，妈妈要跟互助小组上的那个男人私奔。那天是贾丝明15岁生日，她把头发剪了，染成了粉红色，还穿了鼻环。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罗丝了，这让妈妈完全接受不了。那天妈妈便走了，自此，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爸妈每人分得了五块罗丝的骸骨。妈妈将她的那部分放在一个别致的白色棺材里，还在同样别致的墓碑上刻了“我的天使”四个大字。爸爸则将一块锁骨、两根肋骨、一点头骨和一根脚趾火化了，把骨灰放在一个水晶骨灰盒里。妈妈说她没法去墓地看望罗丝，那样会令她悲痛欲绝。每逢罗丝的忌日，爸爸就想把骨灰撒入大海，可每次到了最后关头，他都会改变主意。每回他想把罗丝的骨灰倒入海中，总会发生什么事儿。有一年，我们在德文郡的海边，一大群银鱼蜂拥而至，像是等不及要将我姐姐吃掉似的。还有一年在康沃尔，爸爸正准备打开骨灰盒，结果一只海鸥在上面拉了一坨屎。这事儿只得不了了之。
为了摆脱所有伤心的事儿，我们搬离了伦敦。一开始我也满怀希望。湖区跟伦敦大不一样。那里的山很高，几乎能捅到上帝的屁股，全是绿油油的一片，按照爸爸的说法，那里几乎没有穆斯林。农舍跟我们在芬斯伯里公园的公寓全然不同。这里的农舍是白色的，而不是棕色的，房子很大，看着一点儿也不小，有些陈旧，并不是新的。如果把农舍比作人，这里的房子就是那种疯老太太，笑起来连牙齿都没有了；而伦敦的公寓则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士兵，跟其他穿戴整齐的士兵挤成一排。
我很高兴摆脱伦敦的公寓。我以前的房间很小，罗丝的房间倒是很大，因为爸妈不想碰她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她的房间还是一成不变。其实，我的房间不能称为房间，更像是一个有窗户的橱柜，一张小床挤在黑暗的角落里。我想，要是罗丝没有离世，她的房间变得不那么神圣，妈妈准会让我跟她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每次我问妈妈我能不能搬进去，我总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答案：罗丝的房间是神圣的，詹姆斯。别进去，詹姆斯，那里是神圣的。我没觉得几堆旧娃娃，一床臭烘烘的粉红色羽绒被和一个独眼泰迪熊有什么神圣的。每次在其他人熟睡的时候，我都会在罗丝的床上跳上跳下，她的房间跟神圣可挨不上边儿。
可是，我刚进入农舍，就发现事情压根儿就没有变化。乡村到处都是崎岖不平的，一点儿也不平整，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味，没有受到污染，那里的绵羊比人要多，但爸爸一如往常，他最先做了什么？自然是打开骨灰盒。实际上，他先是用口水和袖子的末端把骨灰盒擦得锃亮。然后把姐姐放在壁炉上，那个壁炉是奶油色的，上面布满了灰尘，跟在伦敦公寓里的那个壁炉别无二致，他还小声说，欢迎来到你的新家，宝贝。
贾丝明选了一间在她看来最好的房间，也是最大的，角落里有个旧壁炉，还有一个内嵌式衣橱，她把那些黑色的新衣服都放在里面。我更喜欢我的房间。房间里的窗户可以俯瞰后花园，那里有棵苹果树，风吹过会嘎吱作响，一个水池，里面有一条橘黄色的鱼，窗台十分宽敞，我在上面放了一个靠垫。在这里的头一晚，我在窗台上坐到凌晨三点，看天上的星星，我在伦敦从没看过这玩意儿，建筑物和汽车灯灯光让人们什么也没法儿看清楚。这里的星星却十分明亮，我能看好几个小时，这是爸爸答应过的全新的生活，我也想开开心心的，却做不到。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垃圾桶里有个空伏特加酒瓶，便知道湖区的生活跟伦敦的生活并无一丁点区别。
三个星期过去了，除了骨灰盒，爸爸只拿出了旧相簿和他的一些衣服。搬家公司的人搬了床和沙发等一些大物件，余下的事情都交给我和贾丝明了。只有上面写着“神圣”字样的箱子没有打开。我们把这些东西放进地下室，盖上塑料袋保持干燥，免得闹水灾什么的。我们关上地下室的门后，贾丝明的眼睛湿湿的，满是污垢。她问我心情不会糟糕吗，我说不会，她说为什么呀，我说因为罗丝已经死了。然后她叹了口气，那一瞬间，她看起来就像妈妈，让我很是伤心。别说“死”那样的字眼，她小声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说。死。死。死死死。妈妈总将“过世”这样的字眼挂在嘴边，我觉得这个字更好，爸爸总是说“去了更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表达方式挺傻的。他不相信上帝，也从不去教堂，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除非他所说的更好的地方并不是天堂，而是棺材或水晶骨灰盒。
伦敦的辅导员说我内心拒绝接受现实，还没有从打击中恢复。她说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到时候就会哭了。很显然，自从五年前的9月16日意外发生后，我的心情一直没有平复。爸爸和妈妈送我去那个胖女人那儿可是花了好几百镑，因为他们觉得我没为罗丝哭泣的行为很奇怪。我很想问他们是否会为一个完全不记得的人哭泣，但我咬着嘴唇，忍着没有说出口。
这档子事儿似乎没人能弄明白。我不记得罗丝了。一天，我的家庭作业是要描述一个特殊的人，我花了15分钟写了整整一页关于韦恩·鲁尼的事儿。妈妈却逼着我撕掉了，让我重新写罗丝。我妈妈坐在我对面，脸涨得通红，一字一句地教我写，可我压根儿就写不出来。她泪眼婆娑，微笑着对我说，你出生的时候，罗丝指着你的小鸡鸡说，那是不是一条虫子，我说我才不会把这玩意儿写在英文作业里。
妈妈的笑容消失了，眼泪从她的鼻子上滴到下巴上，我感到很难过，所以我只得把这些写下来。几天后，老师在课堂上读了我的作文，我得到一颗金色的星星作为奖励，却被同学们嘲笑，小虫鸡鸡，他们都这么叫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