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扩大侵略的野心。闰五月一日（6月23日），法军向驻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进逼，执行所谓“接防任务”。清军代表严正申明，尚未接到撤防命令，请暂缓进兵。法军蛮横无理，公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在两天的战斗中，打死打伤法军近百人，击退了恃强进攻的法军。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照会清政府，要清军立即从北圻撤走，赔偿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同时，法国海军当局命令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强行驶入福州马尾军港和基隆海面，准备扩大战争。
六月十四日（8月4日），法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向守卫基隆要塞的清军投递劝降书，要守军交出防御工事。基隆守军拒绝答复。次日，法军向基隆炮台发动猛攻，强行登陆。台湾巡抚刘铭传率部众英勇抵御，毙伤敌军一百多人，击退侵略军的进攻。接着法军集中主力进攻福州。当闰五月下旬（7月中旬）法舰与福建水师同泊马尾军港之际，清军仍丝毫不作战斗准备。闽浙总督何璟“日惟蠖屈署中，拜佛念经，以冀退敌”，福建巡抚张朝栋“亦无御敌之策”；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坐待和局，毫无战志；船政大臣何如璋主管福建水师，竟对敌舰表示“殷切欢迎”，“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③。七月三日（8月23日），停泊马尾的法国军舰对中国船舰发动突然袭击。在海战中，福建水师官兵英勇奋战，打击侵略者。振威舰在被击沉之际，仍发出最后一弹，击中敌舰。但因清海军仓促应战，中国兵舰相继被击沉十一艘，伤亡将士七百多名，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着，法国军舰又炸毁马尾造船厂，并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全部予以破坏。
七月六日（8月26日），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下诏正式对法宣战，令滇、桂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加强防备，严防法军入侵。法国侵略军则在东南沿海及越南国土上，继续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八月中旬（10月初），法军再次侵犯台湾。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军攻占基隆。刘铭传率军退守淡水。清军在当地猎户武装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奋勇迎击，给敌人以重创，粉碎了法国侵略军侵夺台北的计划。后来，法军又用军舰对台湾进行封锁，企图孤立台湾守军。大陆人民不断冲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向台湾运送物资和援军，大力支持台湾军民的抗法斗争。为打破敌军封锁，在新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大臣左宗棠、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下，清廷遣南洋海军五艘舰艇，执行援台任务。经准备，援台舰艇于十二月三日（1885年1月18日）从上海南下。早已得知信息的孤拔，亲率法舰七艘进行拦击。双方在浙江石浦耘头山附近洋面遭遇后，三十日（2月14日），法舰在浙江石浦港击沉清水师舰艇两艘。之后，法舰尾追另三艘清舰直至镇海。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28日），孤拔率法舰四艘侵入镇海海面。清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三舰和原在港内的两艘军舰也均作好战斗准备。自正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3月1日至7日），守军多次击退法舰的进攻，孤拔坐舰亦被击中，孤拔受重伤。二月十五日（3月31日），法舰退踞澎湖，孤拔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11日）在此毙命。
在陆路战场上，遵照清廷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驻越南北部的东线桂军在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下，于光绪十年八月中旬（1884年10月初）曾攻占船头（今陆岸）；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部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广西巡抚潘鼎新则率军驻谅山，以备两路策应。与此同时，西线滇军和黑旗军也已进抵宣光城下。法军方面，波里也于七月十九日（9月8日）接替回国养病的米乐任远东军总司令。他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十二月上旬（1885年1月下旬），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十二月二十日（2月4日）开始向清军营地大举进攻。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3日）深夜，法军尚在谅山30里以外，潘鼎新即放弃阵地，狂奔人镇南关（今友谊关），直到离关140里的龙州，才停下脚步。法军在尼格里率领下，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九日（1885年2月23日）侵占镇南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法军在炸毁镇南关后，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积蓄力量，准备决战。法军临退时，特在镇南关废墟上竖立一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的木牌，气焰极为嚣张。镇南关周围的中国人民针锋相对，也在关前插立木牌用同样的大字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④
在中越边界战局十分危急之际，年近70岁的老将冯子材来到镇南关。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钦县）人，早年曾参加天地会起义，后降清军，官至提督。光绪八年（1882）“称疾”退职。光绪十年（1884），当法军进犯滇桂边境时，他以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身份，参加抗法。次年初，经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冯子材被委以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出任前敌统帅，主持镇南关军务。面对危殆战局，他团结各军将士，整顿部队；构筑工事，在关内十里关前隘，修筑一条三里多的长墙，在东、西两岭设置炮台；派王孝棋、王德榜、苏元春所部驻周围各要地，成纵深梯队防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二月七日（3月23日），尼格里率法军一万多人，分三路进犯隘口，其中两路攻东岭炮台，一路猛扑长墙。不久，法军攻占东岭三座炮台，并据此向长墙轰击，掩护主力进攻。在此紧急形势下，冯子材激励官兵奋勇杀敌，誓与长墙共存亡。王孝祺等从小路抄袭敌军背后；苏元春军赶到东岭据守余下的两座炮台；王德榜军攻文渊，切断敌人补给线。八日（24日），法军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时“炮声震天，山谷皆鸣”。敌人在“四山大雾”掩护下，竟抵长墙之下，有的已“越墙而入”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冯子材大呼一声，手持长矛，率先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也奋勇扑向敌军，展开肉搏，把敌军压下山谷。同时，王孝祺、王德榜和苏元春等联合夹攻东岭法军，将已失之三座炮台全部夺回。九日（25日），冯子材下令发起总攻击。在各路清军勇猛冲杀下，法军大败，一千多名士兵、几十名军官被击毙，尼格里受重伤。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清军先后收复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
与镇南关大捷同时，西线黑旗军和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同越南军民八千余人并肩作战，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也获得重大胜利。
二月十二日（3月28日）。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法国统治集团极大的恐慌。十四日（30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市民举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当天晚上，在议会的谴责声中，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前线的大捷，法国政府的倒台，整个局势对中、越两国人民极为有利。然而，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是利用有利形势扩大战果，反而向法国侵略者妥协了。
早在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就已派其亲信海关总税务同驻伦敦办事处的苏格兰人金登干前往巴黎，同茹费理建立联系，试探中法议和的办法。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85年2月27日），清朝政府正式授权金登干与法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初步条约。镇南关大捷后，清朝统治者不顾中、越人民取得的巨大胜利，主张“乘胜即收”。这正迎合了处境艰难的法国统治集团的意愿。二月十九日（4月4日），“不胜而胜”的法国和“不败而败”的中国，在巴黎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中法战争。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法国驻华大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法国取得在中国西南开埠通商的特权；以后中国修筑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法国撤走侵入基隆和澎湖的军队。这样，法国侵略者在战败的条件下反而达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从此，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者以越南为基地，将其侵略魔掌伸进了中国的云南和广西。
注释
①《中法战争》第1册，第267页。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22页。
③《中法战争》第3册，第130～131页。
④《中法战争》第3册，第530页。
⑤《中法战争》第3册，第79页。
